【百道讯】“在一个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这种推敲是至关重要的，它在编辑和作家之间形成一个张力，使作家更好更准确地发现自己，确立自己和塑造自己，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和理想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个时代依然缺少这样的好编辑。”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自小说1981年出版以来，“谈爱”体成了作家雷蒙德·卡佛最成功醒目的标签。他被尊为西方简约派文学典范，其行文风格也影响了一批中国小说家。但鲜为人知的是，《谈爱》其实是编辑大刀阔斧后的“改装品”。当年，《谈爱》里17个短篇经由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删改，删减幅度超过50%。卡佛认为这已经不是自己的作品。而随着《谈爱》的完整版《新手》中译本的出版上市，两个版本的差异被推到中国读者面前。

月初，作家李敬泽、蒋方舟、叶扬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卡佛作品《新手》在京展开对谈。《谈爱》与《新手》的差异再次印证了编辑对于一部作品的影响力，同一个作家的同一部作品，经过编辑的手，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作家们纷纷发表了对于编辑的看法。

蒋方舟：我自己写作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干扰，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有一个外部视角和一个外部声音去看，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编辑。我比较幸运的在于，从小到大我母亲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叶扬：编辑的作用是站在你和读者之间，他有一个意图，告诉你作为作者怎样写更有利。写文章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边界变得模糊了，而编辑要提醒你，你原本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偏离本身的航向。

李敬泽：网络时代，从理论上说根本就不需要编辑，我写完了就贴，贴完了就转，全国人民就读，有编辑什么事呢？但是我是这么看的，不管怎么样，五千年六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的生命以及它的未来，我相信还是取决于一个非常认真投入的推敲过程，我想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了这个推敲这两个字，可能到最后我们就留不下什么东西。所以不仅是作家在推敲，编辑本身也是参与这个推敲过程。在一个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这样一种推敲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编辑和作家形成一个张力，这个张力甚至不是为了改变作家，而是使这个作家更好更准确地发现自己，确立自己和塑造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和理想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个时代依然缺少这样的好编辑，这样的好编辑某种程度上讲是确保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品质。

李敬泽则从编辑的角度谈到：“如果说比较这两本书或者是比较两个卡佛，一个是在《新手》中是没有被编辑过的卡佛，在《谈爱》是被编辑过的卡佛，我觉得这种理解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本身是个编辑。这件事上充分表明了编辑的伟大和编辑的罪孽。戈登·利什是个非常厉害非常强势的编辑，某种程度上讲，经他手确实造了一个全新的卡佛，而且要害不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新的卡佛，而是他塑造的卡佛正好符合彼时彼地美国的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口味和预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这么一个很酷的卡佛是卡佛与戈登·利什共同创造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题外的想法，我觉得这两个卡佛的差别根本上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而涉及到了作家的世界观。”

他举出例子：“英国的作家安东尼·格吉斯，写了一个《发条橙》，是一个极酷的小说，写了一个英国的地痞流氓，彻底的恶棍，但是到了末章第21章，这个人从监狱里出来，变成了一个一般人，变成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到了美国，纽约的出版商大刀一挥把21章给剁掉了，在美国人看来，这样做是很庸俗的，充满了对自由意志和性本善的盲目相信。安东尼对于美国人的趣味表示了极大的不以为然，他说问题不在于艺术上是不是要那么极端，要那么一条道走到黑，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对人生抱一个公正的看法。这句话也能用来形容卡佛。为什么改装的卡佛大获成功？改装卡佛的编辑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他也正是切掉发条橙子第21章的编辑——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非常极端、坚决、彻底，但是未经改装的卡佛和安东尼一样。”

（本文编辑 陈大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