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陈丕显传达了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福州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大会。

我急急忙忙跑到开会地点，一看整个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经打听，是上海市委在此召开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主持并讲话。

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

会场里一片沉默。

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我朝大厅里看了一下，举手的仅仅只有十几个人。

陈丕显看了后批评说：“怎么只有这么十几个同志看了呢？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哟，没有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

接着，陈丕显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的材料。上海是胡风长期活动的地方，是胡风的重要“据点”，隐藏着不少的“胡风分子”，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揭发“胡风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建国初期，我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任科长，负责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3年撤销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市工业企业等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曾抓获过美蒋从香港派回上海，通过其亲戚打入印币厂，窃取和盗窃准备在全国上市流通的新版伍元人民币样币的特务。

听了陈丕显的报告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在此之前自己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那些报上公布的材料，认为那都是文艺界的事情，是文艺界出现了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胡风在文艺界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人们的心情还沉浸在当家作主后的兴奋之中，没想竟出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既感到突然，又有些不可理解，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

议论之一是，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人民江山，人民保卫，你胡风几个“反党反人民分子”有什么用，要立刻抓起来，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议论之二是，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

议论之三是，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

议论之四是，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

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公安局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本书口述者王文正先生（右）接受作家沈国凡的采访

马敬铮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你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

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刚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马敬铮叫住。

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就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自己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自己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得先讲一讲那一段特殊历史背景，否则如今的年轻人无法弄清来龙去脉。

1955年3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拿起话筒。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你赶快下来一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

罗瑞卿神色严肃地说：“根据中共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

便衣们立刻给潘汉年戴上了铮亮的手铐。

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极富传奇色彩地失踪了。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丈夫的突然失踪犹如五雷轰顶，震惊之余，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大小姐”，开始四处为潘汉年的事情奔波。不久，她因“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捕。

在潘汉年被捕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捕的潘汉年一同关押。

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起轰动的“潘扬案件”。

这个莫名的“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平反，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

参加党代会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从北京回沪后，很快就从公安机关抽调一些干部，成立了“潘、扬专案组”，在全市范围逮捕了不少“相关”的人。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于是，中共上海市委在成立“潘、扬专案组”的同时，迅速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彭柏山被作为“胡风分子”逮捕后，从中央宣传部派石西民来担任此职）等人组成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大成立“肃反”委员会，全面领导包括肃清胡风集团在内的“肃反”运动。

我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从公安局抽调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

马敬铮见我不再说话，就接着说：“‘胡风反党集团’案是当前全国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风多年活动的地方，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必须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完成胡风分子的清查任务，主要是查清他们集团中的相关人员及其政治历史问题。”

我问：“这审讯员主要工作是什么？”

马敬铮说：“审讯案犯，负责外调，实事求是查清他们的问题。你去后可以先阅读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况，了解当前全国各地清查胡风分子的动态。然后着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务是专门审讯主要的‘胡风分子’……”

马敬铮的话还未讲完，我就急着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任政权建设科科长，搞的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对于审讯犯人从来都没有做过，也不懂。”

马敬铮坚持要我到“胡风专案”去工作，他说：“成立‘潘、扬’、‘胡风’两个专案，抽调了不少干部，这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此都十分重视，我们这些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打江山我们付出了鲜血，今天我们难道能让反党反人民分子将人民的江山夺走吗？我们公安干部，就是要保卫人民的政权，要到最艰苦困难的岗位上去工作才对，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马副局长将这项工作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好服从命令。

苏平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

“胡风专案”办公室开始设在湖南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办公，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一块绿地，种有树木花草，还有假山，景物极具江南特色，环境不错。看得出来，这是解放前一户有钱人家的私家小院。上海刚解放时，这里曾是陈毅市长的住宅。

可是，被捕的“胡风分子”却关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两地有着一定的路程。

由于不断的审讯，“胡风专案”的人员来往于这里到建国中路之间，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将“胡风专案”办公室搬到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新搬的地点在原法国租界内，当时是法国警察的巡捕房，里面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楼，东西两旁各一座小楼，底楼下面是水牢。解放后，这里的水牢被取消，变成一般的普通监室。院中两旁的小楼有围墙，墙高三米。两旁的大门没有牌子，但大楼一层有专人管理和看守，这里的一切对外都是保密的。

1950年春天，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这里是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的地方。1951年，公安部搬到建国西路办公，这里又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家属的宿舍。1955年，由于“潘扬”、“胡风”两案前后发生，这两个案件的有关人员，除一部分关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之外，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此。

“胡风专案”办公室搬来后，一楼的东部就变成了关押“胡风分子”的监房。我经常去提审有关人员，发现里面光线较暗，张中晓、耿庸等“胡风分子”都被关在这里。西部是厨房和食堂，还有几间工作人员休息的屋子。

二楼是对于“案犯”的审讯室，供“潘扬”、“胡风”两案审讯专用。

三楼是“胡风专案”和“潘、扬专案组”的办公室。

大院的中间有一片空地，用竹篱笆与外面隔了起来，供案犯们平时放风，星期天在这里洗衣服、晒衣服，从楼上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动静。

由于大门上没有挂牌子，而两边小楼里进出的都是住这里的公安干部和家属，因此外面很少知道这里是关押“潘扬”、“胡风”两案犯人的地方。

严格的保密使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地方，成了鲜为人知的监狱。

5月16日，我正式来到“胡风专案”办公室报到。接待我的是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兼办公室负责人苏平。

由于都在公安局工作，同为处级干部，经常一起开会，彼此很熟悉。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同我一起开始研究具体审讯方案。他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有时也参与和协助对别的案犯的审讯，同时了解整个案子和其他案犯的情况。”

我听后大吃一惊：“张中晓？是那个给胡风写信，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张中晓吗？”

苏平点点头说：“是的，他已被逮捕了。”

6月，办公室换了一些人员，主要负责人来自国家公安部，是公安部三局一位处长，名叫宋若侠。他除了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对于“胡风分子”——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审讯。

“胡风专案”办公室还有两位负责人：一个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名叫杨学敏，是女同志，主要负责办公室的一些文秘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叫方治华，原是中央公安学院的一位处长，主要分管审讯工作。

参加“胡风专案”的审讯人员一共五十多人，大多数是从公安局抽调来的处、科级干部，也有市委机关抽调来的；担任审讯记录员的大多是从市公安局文保处抽调来的工作人员。

我是“胡风专案”的主要审讯员之一。

对于办案人员，上级一再强调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不准向外面透露这里的一切情况，更不准谈论有关案子的审讯、调查中的细节，否则将给以组织处分。

开始抓审讯工作的是马敬铮副局长和文保处处长苏平。

此时，兼任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许建国和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也经常前来过问这两个案子。

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令，大都是由陈丕显和许建国签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