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这部重磅历史佳作《日本帝国衰亡史》，恰逢其时。这本书三辉图书早在2008年曾出过一版，当时几乎没有做宣传，但销量却还不错，在读者中口碑甚好。经典再版，理所应当。这几年我们（三辉图书）在历史图书制作上陆续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这种经典作品。合作伙伴中信出版社社科分社的编辑们全程参与了本书的所有前期工作，他们的专业加上大家的努力，最终合成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个新版，希望我们的工作没有辜负它。

《日本帝国衰亡史》的英文版早在1970年就在美国出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是1971年度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它能从大量“二战”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应该是作者收集史料的角度。这本书中的许多材料都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争档案，包括战时日本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提供的大量第一手史料。

但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托兰本人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他自认在历史写作方面“自成一派，师出无门”。在一次演讲中，托兰曾说道：“我所处理的是历史中人性的一面，即通过记录全体历史亲历者的感受来记录历史，因此我把自己写的历史称为‘活着的历史’。”这样的写法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考证材料，而且写作时须时时保持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

原作越重要，出版时编辑要花的精力也越大，本书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的勃勃雄心从篇幅上就可看出，英文原书厚达1000页，篇幅巨大，有大量人名、地名、事件名、军事术语等。由于旧版译文存在不少问题，仅校译就把编辑们折腾得够呛。几遍通读之后，原书已经贴满密密麻麻的便签条，几乎要将我这样的密集恐惧症患者逼疯。这一版的一大亮点还在于多幅历史照片，震撼人心的照片，将使读者更容易进入历史事件。到撰写封面文案时，我们几乎穷尽了互联网上关于本书和作者的资料。只是本书出版年代较早，有效评论非常少。最后，我们找到了托兰在《历史评论期刊》上刊载的一篇演讲稿，选取其中一段作为封底文字，让作者直接发声，阐述自己独到的历史写作观。

现在，很多上班族会利用上下班路途中的时间看书，对这些读者来说，小开本更便于携带。考虑到阅读的方便，我们将以前的上下册调整为四册，并设计函套，让人拿在手上有种“花了平装的价格买到精装的质感”之感。制作过程中，合作伙伴后声文化的设计师们以无穷的耐心完成了四册书的设计和排版工作，感谢他们。封面也有小故事：最初确认的图1设计，视觉冲击力足够，也贴切主题，但在付印前一刻被叫停，原因不明。几番折腾后，最终定了图2，即现在读者看到的版本。近期史上最严的《广告法》出台，很多同行吐槽以后文案还怎么写。和写文案也一样，我们做书，不仅要关心书和读者，还要面对很多“意料之外”与“措手不及”。

差点成真的函套封面

定稿的函套封面设计

本书出版是正值2015年上海书展之时，我们和中信出版社一起，为推广本书做了很多努力。除纸媒之外，腾讯思享会、凤凰读书、《东方历史评论》、高和分享、共识网、人民网文史频道等新媒体已陆续推荐本书，腾讯新闻客户端做了一期《日本帝国衰亡史》的图集，引起读者热烈讨论。感谢高大上的合作伙伴，出版社专门在北京东直门LED广告屏争取了一个广告位，最近会路过那里的读者可以偶尔抬头关注一下。目前本书已经开始在《北京晚报》长达一个月的连载，期待能引起更多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本书英文版曾在英语世界引起很大争议，托兰笔下的日本形象和当时西方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很多人认为托兰对这段历史中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太多同情，并由此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亲日”派，更何况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终其一生，托兰都生活在批评和非议中，在《历史评论期刊》的演讲里，他专门回应了这些问题，自嘲自己身上的“标签”太多，从“极端保守主义者”“纳粹”到“马屁精历史学家”。托兰当然不同意任何一种简单粗暴的标签，他觉得自己一生的工作只是“尽力以一种没有党派、国籍和意识形态束缚的方式理解历史”。

至今，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历史观仍然很有号召力，历史被无限简化，留给读者的只有残垣断壁。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以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力求还原历史原貌。乍看之下，本书中人物的对话、动作、语气甚至神态等都跃然纸上，读来颇有亲临其境之感。但这些内容却非作者杜撰，书中所有叙述和转述都曾请当事人过目，并得到确认。在梳理和呈现了海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托兰精准到位地分析了日本和美国卷入“二战”的全过程，双方由于一连串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误判，致使自己陷入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残酷战争。本书最令人钦佩的一点，可能是作者努力站在战争发动者日本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我在看稿过程中几次落泪，既感慨于历史的必然和偶然，又不禁生出一种无力感。最终的战争结果实在太过惨烈，对日本和受其侵略国家的人民来说，战争并没有输赢，受害者是全体人类。

我想，这才是需要我们铭记历史的原因所在。（三辉图书潘梦琦）

（本文编辑 书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