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少非古籍社也将业务拓展到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古联体”代表性出版社之一，在人才培养、产品线搭建、错位竞争等方面是如何做的呢？百道网采访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王纯。

百道网：以前古联体也被称为“苦联体”，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出版社涌入到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当中？

王纯：成事要求占天时地利人和。古籍类专业出版社之所以比较兴旺，最关键的是占天时。近年来，国家政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非常重视，除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还有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专项资助；在上海，上海的文化基金、新闻出版局的专项基金等对古籍类图书的出版也提供了较大的支持。再加上各层次古籍整理、普及图书的市场表现，尤其在网店的销售强劲，故此古籍出版行业虽然说产品线建设比较慢，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双效益”都在持续地向好。另一方面，古籍类图书的精品力作能够较快地形成品牌，能为出版社的品牌建构做出贡献，这也是众多出版社纷纷进入古籍出版领域的原因之一。

百道网：一些较晚进入古籍领域的出版社反映最大的短板就是人。古籍出版新生从业人员培养周期长，以上海古籍社的经验来看，你们如何做好新编辑的培养？

王纯：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传统来看，过去培养人才周期确实很长，新人进了出版社以后，要在校对科工作半年数月，经过校对、繁体字的训练，然后在老编辑的指导下通过对一两部书稿的反复打磨，才能够真正承担编辑业务。近年来情况略有变化，本社首先通过严格的招考把真正熟悉传统文化、热爱古籍出版行业的人才引进到编辑队伍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招聘考试以内容全面、难度较高而闻名，几乎每年都有信心满满的硕士、博士中途弃考。新进员工培养机制更注重“岗位成才”。在经过必不可少的30个工作日的专业校对训练后，社里提倡员工尽快“进入角色”，甚至直接把有难度的优秀项目交给新人，而不是让他们慢慢摸索、训练。新人在压力之下由指定的老编审及优秀的校对来“传帮带”，比如三审后发现的主要问题，编审会逐条罗列分析，反馈给编辑，这种互动学习效果显著。老编审和老校对都是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对年轻员工的培养有宽容的心态，故而能更好地去帮助他们。目前的员工培养机制能够使新编辑尽快熟悉流程、规范，提高综合能力，既保证人才质量，又缩短了培养时间，也有利于优秀的人才尽快脱颖而出，走上关键岗位。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各编辑室的中层干部基本上完成了年轻化。另外，除了输送青年编辑参加全国古籍办、世纪出版集团等举办的各类培训，社里每隔一段时间会举办“古籍沙龙”，请专家学者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讲选题策划、业界动态、营销策略等问题。有一次，扬之水老师到了上海，社里马上邀请其对编辑们给予指导，分享经验；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顾青先生，已经给我们做了多次报告。还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兄弟单位的领导也在这个平台上和社里的员工尤其是青年编辑做过深入交流。

百道网：与中华书局有着深厚渊源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如何在市场上进行错位竞争？目前产品线构成如何？

王纯：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组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到1978年独立并易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书局在选题工作上彼此确实有所分工，从传统典籍分类讲，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攻集部兼及其他，子部和史部则是中华书局的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籍社开始有意识地拓展选题范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更加快了向“综合性专业出版社”的转型，其一贯的总体思路是把专业出版做深做细，不断拓展相关的领域，形成自身的品牌和特色，形成竞争优势。

在具体的选题布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确也会采取错位竞争策略。比如，兄弟出版社做“二十四史”的整理、新注、全译，我们就和他们错位，做“前四史”集解本的整理（如《史记》一般是三家注，我们整理的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名著《史记会注考证》）。再如子部文献，本社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虽然规模不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但以集释和吸收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为特色，学界口碑和市场表现相当不错。错位是为了避免同质化尤其是低水平的竞争，在古籍社的出版领域内，还是以打造标杆产品为导向，提倡迎难而上、后出转精，而不是刻意回避竞争。

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前有三条主要产品线：重大集成性文献，文学、历史、哲学的古籍整理和相应的学术研究著作，国学基础读物和大众人文图书；艺术、线装收藏、文史工具书也有一定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土文献整理、考古文博古文字类图书上升势头迅猛，预计将会成为又一条主要产品线，这即是学术研究不断开拓的要求，也基于古籍社出版资源和人才的深厚积淀。本社一直以来都关注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通过多年的工作也培养了一支精于先秦典籍和古文字学的人才队伍；当发现考古工作非常受关注，而且考古能为学术界提供最新、最可靠的一手资料，本社顺势全面进入考古文博出版领域。四年前成立的考古编辑室虽然现在只有五名编辑，但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考古、古文字专业的硕士、博士，非常精干。编辑室“打头炮”的35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先后出版的几部甲骨文图录无论是披露材料的完整性还是编校印制的水准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正在进行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中国海域史》都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些考古类的项目当然还是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做得更多，但古籍社通过持续的投入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也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初步形成了品牌效应。

百道网：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来对于已经成熟的产品线又是如何拓展的？

王纯：对于传统的优势产品线，主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拓展方向：布点和深入。产品线需要不断增加新的生长点，而这往往和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密切相关；基本的布点工作完成以后，相应的研究和选题的开拓还要不断地深入，过程中又会生发出新的点，甚至形成块面，我认为这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基本规律之一。

例如久负盛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已经出版了130余种，是新时期古籍整理领域当之无愧的标杆产品。我的理解过去学界认为诗文集是“正宗”的古典文学，而词曲小说则是“小道”，除了特别优秀者难以进入从书的序列。但是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词曲小说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故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典文学的开拓方面，不仅充实诗文集，也注意把更多词曲小说的规范整理本也吸收进来。另外近代文学从样貌上承袭了古典文学的传统，而其所反映的文学素养和社会现实，自有其独特价值，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因此本社“顺流而下”，目前“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也已经初具规模，出版了20余种。

再以大型集成性文献为例，古籍社较早影印了《四库全书》，世纪之交又攻坚克难完成了《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构建了中国传世文献的基本框架，但是从深入的角度来说，很多门类仍然无法较完整地容纳。而2010年出齐800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就大大扩充了清代的集部文献，而其价值又远不止于文学研究；2012年本社推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既是流散海外文献回归的典范，也从另外的视角补充了珍稀的四部文献。2015年初《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选编》的出版，则不仅向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后续的“盛宣怀档案全编”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百道网：在面向市场的产品当中，下半年会有哪些重点产品？

王纯：古籍社传统上把市场分为专业和大众两块，当然两者之间是沟通的，我想您指的主要是大众市场。下半年，面向大众市场我们除了会推出“国学典藏”、针对儿童的国学拼音诵读等传统产品，也会着力推广“新概念”的大众人文读物。上海书展上首发的“咖啡与茶”丛书分为“对话”和“朋友圈”两个系列共十册；“朋友圈”系列的产品特色在于利用微信朋友圈的概念，沟通中西，融汇古今，通过不同角色传递古代文化知识，提供知识性和趣味性并重的阅读体验。比如虚拟某位中国大词人众多穿越时空的朋友，对其词作写出感想和点评，而点评又要用到自身诗词里的名句，其创意之新、写作之难可见一斑。社里组织专家学者和优秀青年编辑组成撰写、编辑团队，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基础上也创新了出版、营销方式。

面向大众的艺术类重点书是旅顺博物馆藏孙温的《红楼梦》绘本，这一优质资源此前已经有过多个版本；本社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甲骨集》品质令馆方非常满意，所以馆方把最好的大众出版资源授给我们，包括孙温的《红楼梦》绘本。为了保证出版质量，旅顺博物馆请了专业的摄影师重新拍照，我们委托的排版厂上海雅昌也派员带着专业设备到现场进行调色，和其他版本相比，上古版的色彩更加“精神”，同时还原了藏品的“旧气”。目前推出的是普及版，定价288元，将来还会出高端的典藏本。

另一个重点项目是《吕思勉全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现在是“公版书”，很多出版社都在出，版本颇多，但是一方面吕先生的著作仍有很多没有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历史氛围和学术风气，早期整理出版的著作大多经过或多或少的删改，因而并非全貌，不能完整反映吕先生的学术成就。突出的例子是由于建国后社会史的研究长期不受重视，吕先生的《中国社会史》出版时易名为《中国制度史》，内容时遭删改，“阶级”等章节甚至完全删除。目前经过整理者根据存世原稿进行重新整理加上本社的精心编辑校对，不仅恢复了这本著作的原始构架和内容细节，也恢复了吕先生惯用的注释形式。经过多年的积累、推进，最后形成了一部小16开、上千万字、共26册的《吕思勉全集》，即将付印。其实这套书也有个争议点。吕先生在解放前曾写过从小学到大学各个阶段的教科书，大学的教科书如《吕著中国通史》等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已经先后整理出版，但是他给中学生、小学生写的教科书其价值却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认识，有人觉得中小学教科书恐怕体现不了思勉先生高深的学识，而且针对的读者层次比较低。但是近年来民国的老教科书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再来思考，发现吕著教科书的意义其实非常的深远。比如吕先生历史教材的归结，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自信的勃发，70年后重新审视这样具有深邃历史眼光的“预言”，仍旧觉得振奋，觉得很有现实性。最近我还看到文章称吕思勉先生是第一个在教材中提出“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其当年提供的受害者30万的数据和目前官方统计惊人地一致。

《吕思勉全集》当然首先是学术著作集，但我们希望这套书不仅对学术界会产生影响，而且还能在大众市场有所表现。本社曾出版《吕思勉史学精品集》六种十一册，在当当网上销量超过六千套，可见普通读者尤其是国学、国史的爱好者对于学术大家的名作还是有相当的接受程度，所以《吕思勉全集》除了走常规的销售渠道，还考虑出版典藏版，通过新颖的附加形式和众筹方式相结合，把典藏版向高端爱好者和收藏者、向真正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入体悟的读者进行推荐。目前全集是繁体字版，将来还会把精华的部分进行简体化，使其更适合大众的阅读习惯。

（本文编辑 吴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