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人间随笔

    于坚说，这是一个散文时代，散文更接近人生，接近生活世界，散文的时代则是生活的时代。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他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他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他言辞激越，但内心柔软；他的思想有着针尖般的力量，但胸中却包蕴着广阔且厚朴的情怀，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之一。
    “于坚随笔”收录于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随笔作品精华，展现了作者在思想、诗学、地理、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思考、体验与感悟，开创了一种手记式的现代文体，笔法拙朴而不失开阔，文本建构的原创特色丰盈，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中独树一帜。

    于坚，1954年生，1971年开始写作。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台湾《联合报》14届新诗奖等。作品有法、日、德、英及荷兰语等译本。

开会记
装修记
治病记
住房记
翠湖记
火车记
看画记
绳子记
一日记
游泳池记
城市记
运动记
东京记

    开会恐怕是逃不掉的，你甚至可以逃掉婚姻。
    就是一个完全与开会毫无关系的人，也逃不掉开会。我外祖母是文盲，出嫁之后就与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了，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填过任何表。但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她还是要被叫去开会，自己带着小凳子，一边听居民委员会的主委老太太念文件，一边舂瞌睡，有许多像我外祖母这样的与会者，一生也开了不少会，从来不明白那些会议是为了什么，会上说的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与她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形势大好，她散会回家要去煮饭，形势不好，她散会回家还是要煮饭，除非人家堵上门来，把锅灶给砸了。但开会这种形式倒是使每个人都感觉到组织的温暖，使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孤儿。我曾经去云南最偏远的乡村，那里除了村长因为是部队复员军人可以阅读文件以外，全村都不识字。但他们还是通过开会进行了从“土改”到“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会的人恐怕不多。“文革”时期，开会非常频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峰的时期，就是日后，我估计也不可能开那么多的会议了。官员、知识分子要经常开会是不必说，工人、农民都要开会。我记得我当年在工厂里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另一半时间才是生产。在工厂的时候开会主要是在车间里，当年那些新闻照片的标题，所谓“车床旁，工人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说的就是这种会，用工具柜围出一块地，中间放些铁皮和角钢制作的长椅子和桌子，坐在上面屁股冰凉，要垫报纸、纸板什么的。每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全体工人都要坐下来，念文件或者读报纸。作为工人，我们从来不开学习技术的会，总是开学习社论文件的会，与其他单位，医院、学校、部队开的是一样的会，学习一样的文件，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知识分子、工农兵的分工不同，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工作，思想内容都是一样的。一个月至少要开七八次会。小组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间或，还要开车间大会、全厂大会、系统大会(例如煤炭系统)、全市大会。规模最大的是全国大会，全国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进入会场，那可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会议了。那一年，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是全中国同时举行，昆明除了每个单位、村庄、居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家庭都有分会场以外，还有一个主会场布置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城市里的许多建筑物都被用巨大的布匹包裹成黑白两色。(后来，1995年7月6日，美国有个包装艺术家克里斯托包裹德国国会大厦，那算什么啊，我们早就玩过了。)那一天，中国成千上万的大街都是黑色的。大条的黑纱在城市的空隙里飘扬着，整个城市响彻外国作曲家创作的哀乐。一个悲哀的国家，除了山河百兽飞鸟虫鱼星星月亮继续亘古地庸俗外，什么都披麻戴孝，搞得人整日里鼻子酸酸的，就是上厕所也会哭出来。大会开始的时候，北京那边，一个人对着话筒说：“默哀。”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几亿颗头一起低下去，那场景我相信就是上帝在天上见了也要鼻子发酸。当时我是在昆明主会场参加的追悼会，我所在的工厂因为是全市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所以在广场上有一千多个站位，每个站位就是一块石板，那广场上有三万多块石板。我们工厂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一星期就停工，全厂扎白花、做黑袖套什么的，并且注意着不能笑。上面在大会上郑重宣布这是政治任务，对全国追悼大会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对领袖是否忠诚，全看你这几天的表现。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表情了，我的车间有一个大姐，焊工，平常干活就有边干边哼歌的习惯，扎白花的时候，一甩大辫子，情不自禁又边扎边哼起来，及时被另一位大姐制止了，幸好没有传到爱“报告”的人耳朵里。(那时代的一个习惯是，任何事情只要稍微不对，都有人去告，日久天长，没有被告过的人几乎没有，没有告过别人的人凤毛麟角。恐吓一个人，也是说，我要去告了。而且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在会议上都传达了，所以，如果坏人出现在任何场合，都是逃不掉的。)大姐担心管不住自己，就戴了一个口罩，这样扎花的时候，呼吸不畅，就唱不起来了。到了追悼那天，全厂早晨六点钟就集合乘着大卡车出发，开进市中心的会场，一个个坐在石板上等着天亮。广场上什么都是巨大的，巨大的画像、巨大的黑布、巨大的白布、巨大的喇叭，坐在广场上，感觉像是坐在巨大的幕布底下。广场上没有厕所，临时搭了几个草棚，里面一片狼藉，无法插脚，只好踮着脚尖小便。那天天气很热，灿烂的太阳，有不少人会议中途就昏厥，被抬了出去。但多年后我回忆，却总是觉得那是一个阴天，黑的，白的，酸的。
    开会有各种等级，这是我少年时代就知道的了。小学时候，我参加的会议都是班会、全校大会。但我知道还有另外的会议，我是不能参加的，比如放学的时候，老师会说，班委留下来，我们开个会。所谓班委，就是有资格开小会的人。那时候我正在积极努力要加人少先队，有一天，一个班委说，下午要开会了，并且朝我挤了挤眼。我的心狂跳起来，预感到这个会要讨论我的人队问题。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和几个同学跑到楼上的办公室外面，从木板墙的缝往里面偷看，看见班委和老师坐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核心，就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地下党开会那样，一伙亲密信任的同志在讨论着什么，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着。我是班上少数几个最后入队的学生之一，并不是我家庭出身不合条件(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家庭出身，如果你父亲过去是做生意的，那么你的出身就是不好的。我父亲是南下的干部，但他的父亲是地主，所以我的条件没有大问题，但不是很硬，如果深究就不合格了)，而我直到三年级还懵懂无知，没有积极采取行动向那个核心靠拢，玩啊，迟到啊，不专心听讲，对小花小草小虫虫小吃小玩意儿特别有兴趣，不要求上进。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上进。我以为人来到世界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再说我的作文写得那么好，老师还在班上念呢。直到有一天，学校组织歌咏比赛，老师点到名的就可以去参加合唱，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份。但是最后，班上大部分人都光荣地上台去唱歌，只有我和四五个同学被留在台下，同学和同学有了区别，分成了上进的和落后的，可以上台的和留在台下的。他们集体唱完歌从火红的旗帜下走出来的时候，男生女生，个个满面红光，扬扬得意，兴奋自豪，站在一起响亮地说着，笑着。我忽然感到被集体抛弃的孤独和恐惧，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一份。我开始学着那些要求上进的同学在“上进的”时候经常做的那些动作，“上进”起来，听课的时候把手背在后面，老师提问的时候积极举手，课间休息的时候抢着擦黑板，下课主动扫地抹桌子，就像一只刚刚懂事的猴子。同学们惊讶地看着我，我的那几个和我一起落后、喜欢玩弹弓的同学开始疏远我。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么做很不自然，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愧疚，我好像成了一个用行为来扯谎的家伙，以前我对这些行为毫无反应，那些上进的动作与我身体和精神的自然状态非常抵触，非常累，非常难受。但我挺住了，慢慢也就不脸红心跳了。如此坚持了半个学期，终于到了这种地步。老师经常会停下课来，说，大家看看，X同学是怎么做的。我就像一个真正的榜样那样把腰杆挺得更直，目不斜视地盯着黑板，内心空虚，表情饱满。后来他们终于结束了小会，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这场景使我对开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慢慢知道，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意味着你进入到中国生活的隐秘核心，你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决定许多事情，并知道国家的某些内部秘密了。你没有资格参加小会，那么大会你就必须参加，如果你连大会都不参加，那你这一生就没什么戏了。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玩的一个同学，家庭出身很不好，他父亲是前政权里面的干部，关在监狱里面。他不说话，上完课就走，学校开大会他经常溜掉，老师找他谈话他也不说话，像鲁迅小说里的闰土那样低着头。他的朋友都是校外的闲杂人员，他们经常一排地坐在街边上抽烟，被一个班委看见，报告。后来他就退学了，从此再也不开会，他13岁去一个煤场搬运蜂窝煤，到23岁就死掉了，死于营养不良。
    但直到今天，我参加的都是人人必到的会议。那种人人必到的会是最没有意思的会，就是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什么事要干，什么事不可以干；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每次会议都宣布不可以做什么，不能说什么。但从来不宣布上次决定做的某事已经不做了，总是让你继续做呢又没有什么动静，不做呢，又不敢轻易放弃；或者宣布以前不准说的某话现在可以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比如林彪，一开始都是必须那么说的，后来他死了，应该可以不那么说了吧，大家还是不敢。开会就是讲什么不准，不准的事情到了可以干的时候也不会开会来更正，自己看着办吧。所以开过许多次会议以后，大家就觉得如果不是开过会决定了的事情，什么都不可以做，干脆就只是等着开会，开会叫做才做，不开会的时候就等着开会，开完这次会就等着下一次开会。人人必到的会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把已经在小会上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你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开这种会可以不带耳朵，闭着眼睛，可以小睡，可以看报纸、吃零食、打毛线、不专心听讲，还是蛮好玩的，有的人甚至利用这种会谈恋爱，成功率相当高。在车间里面，如果两个男女大白青天凑在一起，难免别人说三道四，但是在全厂大会上就无所谓了，男男女女，彼此混杂，交头接耳，很是普遍。即使听漏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比如每个人国庆节发两斤苹果这样的消息，也是会不胫而走的。会议上讲的大部分事情其实你不用开会也知道，报纸、电台、电视都要报导，每个单位都要传达，你不开会你也在开会，会议上的事情你想不知道都不行，你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邻居、朋友……街口卖五香花生的卢师傅都会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会也不能因为开不开都可以，什么都会知道而不参加。在会里面，再怎么无聊，你会有安全感，但是如果全体都去开会了，只有你一个人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之外，你就会心里揣测不安，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就像你害怕那些小型会议一样，你觉得那个你没有参加的会议完全是针对你，正在讨论你的问题，你越来越害怕，觉得你干的每件事情都非常可疑，都有问题，都是犯罪，你几乎要跑到会议上去自首的时候，大家散会出来了，言语之间，听出来是念一个什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才释然。
    那时在工厂里开得最多的会就是动员大会和总结会。每年要各开一次不说，每个月也要开一次。每次开会，都是先由车间书记总结表扬，车间主任动员大战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开门红，开门红就是一开始就要取得好成绩的意思。当时我那个工厂开会是在大礼堂里面，就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大礼堂，它是我们厂最讲究的建筑，苏联人设计的，如果它可以用宾馆来比方的话，那么车间只可以算是贫民窟。那个会场里面摆着几百条有靠背的长凳，凳子接成一排一排的，一排可以坐四十多人，后来的人要挨着别人的腿才可以挤到中间的位子去，大家都喜欢坐靠外边的位子，好借口上厕所而中途开溜，在大会点名以后再溜掉是比较好的溜号办法，因为会议一般是不会在散会的时候再来点名的。开会如果去晚了的话，往往就要磨蹭到十多条腿，才能找到座位。遇到熟人的腿，还有手摸上来，掐你一把，咯咯地笑。许多女工一开会就打毛线，会议的某几排看起来，完全是个纺织作坊，她们在上千次的会议里面，打出了无数的毛衣、手套什么的。会议之后，打扫这个礼堂是全厂最繁重的工作之一，管礼堂的清洁工经常抱怨，每次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开完会，垃圾就像潮水一样涨起来，废纸、瓜子壳、桃核、烟蒂、甘蔗渣……能把人的脚都埋了。有的会议可不那么轻松，谁也不敢再编织毛线什么的，我记忆深刻的大会有多次，一次是斗争锻工沙红志，他的罪行是有一天在正义路的一个商店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五斤粮票(现在的读者也许不知道了，那时候粮食是限制的，一个人每个月只有十多公斤大米面粉什么的，粮票就是专门买卖粮食的货币)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场被告发给附近巡逻的民兵，抓住，捆起来，送回工厂，捆在保卫科的楼梯下面，就通知全厂青工，开会批斗。他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青春的鸡胸上骨头突出，令他站在一个方椅子上，弯着腰。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民兵排长装在麻袋里面暴打一顿，腰被打断了。毒打的时候，他已经被装进麻袋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麻袋里面蠕动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头猪。后来才知道是锻工沙红志。沙红志低着头，流着鼻涕，随时要从椅子上塌下来，男女青工轮流上去念批判他的发言稿，我记得那些发言和省政府机关造反派在另一次会议上批判我父亲的发言几乎是一样的，只是情节不同。我父亲的情节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大学组织“骆驼社”。除了犯罪情节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一篇稿子也就是百把字不同，其他文字都一样，阶级斗争、打倒、罪有应得什么的。那个会开得我全身冷汗直冒，老觉得他们斗争完锻工沙红志，就要批斗我，因为捡到五分钱没有交给组织的事情我也做过。全场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打毛线，害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散会后我就感冒了。另一次会议是全厂大会，工厂书记在大会上念完文件后继续发挥文件精神，越说越激动，当场不点名地痛斥起两个乱搞男女关系的车工来，全场本来已经昏然欲睡，现在精神来了，都等着他继续激动下去，果然那两个人被喝令站起来了。他们刚刚还在大会中间的一排椅子上，低头交谈，卿卿我我，令人嫉妒，忽然就像落汤鸡似的被从人群里面拎了出来。他们太狂妄，居然不知道那几天的小会一直在秘密研究他们的问题，居然还敢来开大会，结果像当场被捉奸一样给揪了出来。那个男的是个“眼镜”，工厂里面三千人只有二十多个戴眼镜的。那女的是个外侨，水灵灵的样子，美丽得很。工厂书记当着全厂三千人的面痛斥他们谈恋爱的罪行，最后命令民兵把他们押出会场，这件事情对我和当时在场的许多青年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许多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更严格了。散会之后，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又开了无数的小会，讨论他们到底会不会继续谈下去，一有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动静就来报告、讨论、争论。认为会继续好的一方，认为最终要分手的另一方，直到他们两个彻底分手，沉默、猥琐，小会们才散了。那女子本来走路喜欢扬着头，顶着一个水晶透明的篮子的样子，现在弯了几厘米，像是被一个游标卡尺卡住了。后来这两个人不知所终，什么时候从工厂消失了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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