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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 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治史经验谈
序言/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六）其他几点意见/
二 几条具体规律/
（一）尽量少说否定话/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不要轻易改字/
三 论题选择/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二）问题的实用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检查论著目录/
四 论著标准/
五 论文体式/
（一）常行体/
（二）纲目体/
（三）纲目变体/
（四）复合体/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引用材料方式/
（二）注释方式/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二）工作要诀/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四）坚定力、戒浮躁/
（五）开阔胸襟/
（六）慎戒执著/
治史答问
序言一/
序言二/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十五 年龄与撰述/
十六 前进与落伍/
十七 史学二陈/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下篇从师问学六十年/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 H. Morgan，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3016号纸背云：
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四○四），当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其实大误。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道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何以见得？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他误释为“天兴”了。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煌文书那一小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
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又不肯勤于查书。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也举两个例子如下：
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这些讲法，都不错。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所以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这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但过去的人讲历史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会民风与战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盘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了。讲到骑兵，我在此附带说一句，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
其二，南北朝时代，禅家很多，何以达摩一派独能发展成一大宗呢？又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北宗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现在姑且只讲南北两宗盛衰之故！前人讲佛教史认为神秀北宗后来衰微，是因为他的大弟子义福普寂之后继无人。胡适之先生说，这是由于神会发动宗教革命把北宗打倒，并非因为北宗自己衰微。北宗被打倒了，南宗才代之而起。这两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试问北宗一时无高僧领导就立见衰运，神会在北方把北宗打倒了，何以神会自己荷泽宗一派的南宗也走上衰微的命运？而兴盛的南宗反而是远在江南本无很高地位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派的后代呢？我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渐发展繁荣起来，宗教不能没有经济力量来支持，北方残破不堪，有一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千里无人烟，这一带本为北宗兴盛的区域，经济状况如此，北宗岂有不衰之理？神会的荷泽宗也在北方，同样走上衰运，其故正相同。反过来，南方经济力量愈来愈强，老百姓乃至官府才有余力支持宗教，而这一带正是南宗怀让与行思两系的盘据地，所以就有机会兴盛起来了！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讲义本来这样写了，当我上堂讲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还可从民情风俗方面作进一步解释。那就是当时湘赣地区民间文化程度尚低，可说是文化落后地区，实际上也多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极盛。南宗虽不是迷信的宗教，但他们那种讲“顿悟”的境界与传教的方式，多少有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所以怀让、行思两派南禅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盛起来。这一背景恐怕比南方经济繁荣更为重要！事实上，达摩禅初期在北方一筹莫展，后来二祖慧可传了三祖僧璨，僧璨住在大别山区，才慢慢发展起来，后来四祖五祖也就在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大别山区在南北朝至唐代初期是蛮族聚居地，文化落后，易于接受禅宗的教义，所以达摩禅才能乘机发展起来！过去人讲佛教史只就佛教本身去讲，很少理会到当时历史的其他方面，更不说地方民情文化风尚了，所以根本想不到这一种极有意义的解释！
由以上所讲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看来，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如何的重要！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下面举几个例证：
例一，唐代节度使制度。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以若能了解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对于了解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极有帮助。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制度迷惑了渊源！现在我把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详细考论出来了，若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就能很清楚的追溯其渊源，了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
例二，市镇制度。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镇多半商业较繁荣，故又称为市镇。这是自宋代已是如此。但是宋代这种性质的市镇何以叫做镇？它是如何形成的？这就不但要上求之于唐代，还要上求之于魏晋南北朝！原来这种镇就是军镇，为军事而设，不是为商业或行政而设。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统治下，设军镇以期镇压，后来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些商贩来推销消费品。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道，而且治安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也有很多人聚居其地。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厚，到宋代就几乎完全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市镇的性质了。
例三，唐代滇越通道的路线问题。唐人记载这条路线本颇详。但沿途地名今皆难考，所以前人吴承志、伯希和（Pelliot）、方国瑜、向达等都认为唐代人所记的交通路线就是元明迄今的滇越交通主线，亦即沿红河（富良江）河谷而行，而且伯希和还指称唐前的滇越交通不可考。其实汉代的滇越交涌路线，《水经注》记载得很明白，是沿叶榆水而行，即今盘龙江。唐代滇越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取红河水路，但唐人所记的详细行程则仍是汉代所行的水陆兼程的老路。这也是不了解前代就无法深入正确了解自己所专门研究的问题的好例证。
例四，唐代州府政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与汉代州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不同之故。隋唐州政府佐官曰参军，由中央任命，与汉代州政府佐吏曰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的制度完全不同。前人都说州政府属官由中央任命，是隋文帝所创始。官员名称的不同，是不是也是由一个人所创始的呢？其实都不是。此种职称不同，任用方式不同，都当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求其答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继承汉代旧制，另一方面又慢慢形成了一种新制，成为两个系统并存的现象。旧的一系官吏仍称为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为之；新的一系官吏则称参军，由中央任命（可由长官推荐）。本来职权有别，但旧的一系慢慢失权，成为地方人士禄养之官，新的一系慢慢夺到全部权力。到隋文帝把无作用的旧的一系率性废掉，就是所谓废乡官，只留有实权的新的一系官吏，就是由中央任命的参军。所以隋文帝只是省废了一个无行政作用的制度，并未创立一个新制度。时人把这件事看做是他的集权手法，这完全是不了解实情的想像说法。这一事实大可作为研究两个不相连接的时代就必须对中间一个时代有彻底了解的好例证。再者，隋文帝废乡官，前人以为废除汉代的乡官，即乡三老、有秩、啬夫，这是更加错误了，皆由于不了解隋唐以前一个时代的缘故！
总之，这种事例太多了，这一个时代的事制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研究一个时代，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没有上一个时代那样重要。我为此，也把《宋史》自头到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的看了一遍，以求对于宋代有个概括的认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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