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叙述了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艰难过程，是作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2000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英文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1990),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96),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2007)等。

写在书前

导言

第一章 语文与学识

一、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三、内地的英语教学

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学

五、北京以外的国文教学

六、雅文化与朴学的严谨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第二章 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一、上海：社会景观

二、上海：文化环境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第三章 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五、复旦公学

六、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七、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第四章 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

一、上海大学：神话与现实

二、激进大学的诞生

三、大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的经费筹措

四、连接教室与街头

五、对学问的激进批评

六、革命的学业规划

七、通俗社会主义及其激进追随者

八、事后追忆与历史过程的比较

九、暴力的结局

第五章 党化教育

一、自由放任、欣欣向荣：国民党统治前的上海

二、控制和调配：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三、党化和中山大学模式

四、党化和政府对大学的渗透

五、南京与省城文化

第六章 大学生活之代价

一、大萧条后的失业及大学生缺乏就业能力

二、学杂费

三、缴费和收费

四、文凭工厂

五、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风格

六、封闭校园中有规律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七、受监护：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八、体育运动

九、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十、长袍、西装和制服

十一、各种形象的并置

第七章 “异乡”：后五四时期的校园思潮

一、绝望的深渊：文学视角

二、幻灭与孤独的阶级性：一场争论

三、渴望爱情：巴金的《灭亡》

四、绝望感的剪影：两种观点

五、道德共同体的缺失

六、处在无情的宇宙中：大学生的人生观

七、忧郁美学的复兴

八、反传统主义

九、不幸福的家庭

十、逃人爱和科学

十一、自我和社会的对立

十二、自我、社会、技术和近代化：国民党的解决方案

十三、公与私的融合：革命者的观点

十四、审美主义的道德观

十五、最终的悲剧

注释

文献缩略语

参考文献

专业术语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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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个重要年份。xi1919年是其中之一， 1937年也是其中之一。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来看， 在1919年与1937年之间， 全国将近四分之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在上海、北京和南京的学院和大学接受教育的。这段时期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意义。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经济变革深刻的时代。这一变革，起源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 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从此和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 大学里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党所着意灌注的意识形态也断了钩。［1］在这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在1919年 到 1937 年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高等院校跟主政者的关系产生了分疏。［2］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在诸如五四运动、抗日爱国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已有许多史学著述对此加以讨论。 一般学者对于大学生的群体形象并不陌生。［3］然而当我着手研究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时候，我发现当时全国大学数量众多，各有千秋，无论在结构上或取向上彼此并不成为体系。 在这个背景之下，很难说得上有个全国一致的大学生形象。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这两个地方学校最集中，然而各校的大学生不仅有不同层次的社会背景，而且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接受颇为不同的教育。

xii事实上，尽管中国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与政治运动中都有所投入，但是大学生作为群体，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化。 大学生作为社会阶层，所代表的更是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选择。
我的这项研究的开展，受惠于西方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一是何炳棣教授对明清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研究，其二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对晚清以降儒家传统转型的研究。［4］何先生的著作认定科举在明清中国社会形成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意味着1905年此类国家考试废除之后，传统士绅—官僚政治中的精英上升的途径产生重大转变。近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远比何先生在他的开山作品中所能呈现的要复杂。［5］然而科举制度即使不是构成传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唯一主导因素，也是关键性制度之一。那么，晚清新政改革和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高等教育制度与新兴党国体制之间相互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如何取代科举的功能为国养士？



写在书前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列文森的著作开辟了另一个视野。 他将我的注意力引向西化的问题，以及西化如何将中国城市知识阶层从本土根源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剥离出来。列文森以后的西方学者继续他的研究路子，但是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西化是十分有局限性的。 这个局限性无论在近代儒学还是在唯物史观里都找得到证据。 有的学者认为只要观察城市中产阶层的市民文化，就可以看出传统的符号和语言运作在大众文化领域里作用有限。［6］尽管这些研究显示中国知识层并没有彻底西化，传统文化元素也并未丧失再生的力量，
xiii
但是西化和精英“失根”相联系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高等教育既然有西化的努力，就有以下的问题， 比如说，塑造了资产阶级城市知识阶层的高校文化其本质到底是什么？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含义？如果说在高等教育中并没有一套单一的教育体制，也没有一个全盘的西化过程，那么我们对民国的大学逐个考察， 我们在一个个大学的校园文化及校园生活中会发现哪几种联系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关系？

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我把民国时期的各个高等学府看做各自具有相当内在逻辑组合的机制。我们观察校园生活，一方面看的是学生们如何应对各校不同的环境，一方面看的是学生们如何反映全国所共同面临的一些大环境。然而这个各校内在逻辑的运作自然未必十分严谨。 所谓学校的典型顶多只是个理想形态的建构，不是实例举证归纳成的结果。比如说，大学生们彼此之间有人崇拜歌德，有人勤读孔子之书；有人在武汉求学，有人在上海当大学生；有人在北伐前夕成年，有人在抗战期间随校西迁。这些差别对每个人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如何将这些具体而细微的现象联系到近代历史的大脉络之中？我们如何在分歧的经历及统一的时代主轴之间找到对话？
我对民国时期校园文化和政治的模糊意念，在某些方面来自童年时期母亲教我唱的歌。母亲20世纪40年代的下半期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她有极好的歌喉，
xiv
在学校里经常演剧，担任女声主唱。以后到了台北，她在家把那时候的歌曲教给我。 有一首歌嘱咐成为烈士的同学们安息， 叮嘱他们不必再为人民担忧，寒冷的冬夜过后就是美好的春天，后人必然跟随着前行者继续前进。这样的歌曲母亲说在家门之外不得重复。我虽然听话，但是总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几年来，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求学，从我的指导老师那里受益良多。这个研究开始是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我将永远感激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正是他无尽的耐心和高见，引导着我把最初模糊的念头形成观点，并加以论证，写成论文，最后成书。
论文的修订得到了一些研究基金的支持，包括梅隆中国研究基金（Mellon Fellowship in Chinese Studies）,它设立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管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基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博士后基金和中国研究中心。在斯坦福，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指导了我的工作。在哈佛，我通过与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教授的对谈获得了巨大启迪，他们为我的想法引入了重要的视角。在伯克利，大卫?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教授和欧文?席耐尔（Irwin Scheiner）教授非常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想法和建议。
许多老师、同事和朋友都过目了此书的早期形态并助其最终成形。我想在此表达对下列教授的谢意：莱因霍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柯文（Paul Cohen），易劳逸（Lloyd Eastma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费正清（John KFairbank），保拉?法斯 （Paula Fass），默尔?高曼（Merle Goldman），易社强（John Israel），乔伊斯?卡尔戈林（Joyce Kallgren），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琳达?勒温（Linda Lewin），毕克伟（Paul Pickowicz），普莱斯（Don Price），谢尔登?罗斯布赖特（Sheldon Rothblatt），石约翰（John Schrecker）, 苏云峰，杜维明，傅高义（Ezra Vogel），以及后期约翰?威廉?沃德（John William Ward）富于价值的评论、建议和支持。
感谢斯坦福大学东亚座谈会的成员，
xv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会，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地区性研究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他们使我有机会发表本书的观点，并给予评论和建议。
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进行，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和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胡佛研究所的东亚文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北木栅“教育部”档案馆，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党史馆。感谢这些机构的图书管理员和案卷保管人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物委员会佛罗伦萨? 特雷弗森（Florence Trefethen）所提供的编辑上的指导，感谢曹志涟(Tsao Jrlien)帮助准备本书的最后手稿。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我感谢正治（Jim）的努力并积极地包容了我的一切，以及庆予（Irvin）的拥抱、亲吻和笑声。



导言


西式学院和大学在中国传统儒家书院的废墟上崛起。
1
这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转变突如其来。部分由于国家强制推行，部分由士绅阶层发起，在短短七八年间，新的教育机构取代了由地方学校、书院和学监构成的、几百年来与科举制度休戚相关的复杂教育体系。［1］新学堂最初出现在城市中心以及其他与西方接触密切的地方，然后渗透到内地，代表了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政治失败以及对由此失败而生的深重的思想挫败感的一种迟来的、但非常关键的回应。
尽管继承了帝国学术机构的惯习和遗风，民国学校在功能上仍几乎无法有效取代它。不仅文史教育和经学道德训育被重新编制，以涵盖西方的科学和近代语言类科目；而且近代学术机构从一开始就含有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清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改革，用外来手段维护本土文化本体，以维护政权，对抗帝国主义。尽管改革本身的设计是依靠为人熟知的保守思想去集中控制新式教育和潜在的激进思想，
2
但新式学校也变成各省士绅精英中进步改良派的工具，他们试图占据教育舞台以实现其摆脱中央控制的目的。
这些进步士绅精英在许多省组织成立了教育会，并试验了各种类型的教育课程。他们继而发现，新式学校毕业生（其中许多人继续去日本和欧美深造）也忙于探索如何把新的学术机构和师范学校转变成激进政治的温床。因此，辛亥革命的发起者是在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中改良派创办的中学和师范中酝酿起义的。与此相类，当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掌握政权时，他们也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构——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大学——来聚集革命的能量和散布社会主义。国民党人通过毫不留情的军事战役和反间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基层组织，把红军驱逐到陕北的贫瘠地区。同时，南京的教育部致力于“党化教育”，指定新的文化正统学说为党国服务。就好像绕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在皇帝的第一份教育改革诏书颁布三十年后，使政权和大学关系复杂的一个主要难点，还是在于高等学府该为既有秩序的利益服务，还是该充当激进变革的先锋。



导言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事实上，1927年国民党重建中央政府之前，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环境中有所发展。南京教育部颁布并强制执行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既企图党化学生，规范大学行政部门，又指望把不同的学院和大学统统纳入高等教育体制的规范。然而，由于南京政府的目标和手段通常公然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
3
因此20世纪30年代高等教育最显著的一致性，与其说是对文化信仰和教育理想的共识，倒不如说是对南京政府的政权和意识形态权威的让步。学校如果不能或拒绝承认国民政府的新制度，就会被关闭，或得不到官方认可的身份，就像上海的几所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那样。
尽管在士绅精英改革者的支持下，新式小学和中学扩展到了各省，但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在地理上很不平衡。由政府上层推动并从中心城市开始，这些机构有60％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前者是古老的帝国首都和经学中心，后者是重要的中西贸易、金融和工业都市，并且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剩下的24个高等学府散布在12个省的18个城市。在北京，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直接或间接与高等教育有关，在各种级别的高等学府中上学、工作或服务。在上海，这个比率大约是十分之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百分比则大大下跌，内地降到了平均百分之一。
概略地说，民国高等教育机构有四种主要类型：清时创建的国立大学，西方（主要是美国）教会学院，私立中国学院，各级政府主办并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学校。各种类型的学校因其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内部学派的学术传统而区别开来，并进而展现为具有某种社会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有文化倾向。北京大学，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既是历史悠久的考据学的中心，也是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的教会学校，它的成立与买办资产阶级在通商口岸的发迹有关。
江南的士绅精英和官僚改
4
革者在世纪之交建立的复旦公学，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重要的私立大学，强调应用性专业科目。广州中山大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治下成立，试图成为“党化教育”的化身，把政治训练和对科学技术的强调结合在一起。
有人可能会提到，民国的高等院校彼此之间在质量和名望上无疑存在水平上的差异，这区分了全国性和地区性高校，也区分了地区性和纯粹省级高校。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属于全国性精英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私立的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跨地区的高校，其生源的地理分布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主办的公立高校——广州的中山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都是地区性学校，吸引好几个省的学生。在北平—天津和江南核心地带以外的私立、公立的省级高校——例如，福建的厦门大学，梧州的广西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吸引着本地精英的后代。
此外，质量和威望在教育机构中处于较低层的是公立省级学校，如师范学校和各类专科学校。此处我们必须要考虑空间和时间上的某些特质。我们对民国早期位于省会的高等师范学校和20世纪20、30年代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地方性师范学校也要区别对待。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间（1927—1937），前者或被纳入高等教育的省级和地区机构，或被省级机关降级为中等学校，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他们并没有遭受损失。［2］后者几乎没有作出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努力，
5
连续几届的民国教育部门也没有把它们当做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校通常培训小学和中学老师，并为当地培养有技术和文书能力的职工。因为收费很少或者不收费，所以其学生主体的社会构成跟高等院校的颇有不同。拥有大都市社会关系的精英，连同主要城市的商业及专业精英，通常把他们的孩子送往北京和上海的高等院校，那些学校常常强调西学科目，以及数学和科学。地方社会和乡镇的资产者， 比如从前的秀才人家、殷实地主、米商或钱庄业主，就把子弟送进省级院校，这些学校强调国学科目也教授新学，让正在衰落的传统中层精英看到了前景。但是，内地社会通过省城大学再生产县级精英，也就是从本土吸收人才，学成后还是回到本土。［3］与此相反，北京和上海的名校则持续地吸引着大城市的世家子弟， 让他们离开家乡到更广阔的世界去，使他们疏离于本土环境及乡土根基。

被疏离的学院未必是毫无建树的，
也并不会归于沉默。确实，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有一种独特的疏离感（estrangement)。这既不是黑格尔的“外化”（“externalization”)，也不是马克思的制度化且成系统的“异化”（“alienation”），而是更接近于韦伯（Max Weber）的“祛魅”（“disenchantment”）和“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这段时期，这种深重的疏离感正是中国大学学生文化的重要背景。［4］
正如乔治?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已经指出的：“这些问题以一种朦胧的神秘的方式

6与人类的永恒关怀相联系。每当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整体无法使某个社会的精英满意时，这些永恒关怀便自然而然会出现。”［5］在历史和价值割裂的地方，疏离感作为对存在于既有秩序之外的刺激的感知，出现在那些体验到传统权威丧失及过去地位和落魄现实间张力的人中。［6］在发生关键社会变革的年代里，那种特有的疏离感在中国找到了一种融合了文化和政治形式的表达，两者的风格和内容都辩证地纠缠在一起。要全面评价民国高等教育史所反映的文化和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让我们先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大学里语文与学识的高度政治化作一番考察。




中文版序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中文版序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美建交不久，学术交流活动正在起步，档案的咨询开发还处在形成阶段。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新创的举动。
二十多年以来，中美学术交流的大环境有了许多发展。民国文化史的触角也大有伸张。这部专著，如果写在今天，想必在档案材料方面可以大大丰富一番，访谈以及实地调查材料部分也可以多多深入，下笔的时候想必就会更为谨慎，论述的时候构思的格局也就得作一些必要的简约。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种说法，就是专业论著往往随着知识纯度的上升，会出现一种跟现实的关联递减的现象。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本书原著是以英文写作中国题材，在英语的知识语境中，许多在汉语语境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附加解释，许多汉语读者众人皆知的人物、事件需要多加注释。这是用西文写作时需要多加赘语的地方。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在西方学院中书写中国，若干欧美社会科学文化诠释的普通理论与概念就无须多加着墨。若干西方中国学领域中已经建构成的论述也正是本书原作立论辩驳的起点。这是西文汉学著作在文本传承体系之内相互援引辩证的地方。
在今天，把一本中国题材的英文著述译为中文，在翻译上就不得不考量一些由于英汉知识语境相互差异所产生的表述问题。 百余年前严复就曾经反复踟蹰，考量译事之难，认为如果要求信、达、雅兼具，三者之间也就得作某些取舍与平衡。
本译文不敢号称能够追随得上严先生的标准。但是在原作者的主导之下，译本在文字上并不追求与英文原本作一字一句的对应，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文本的一一对应在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未必是充分表意的最有效方式。读者也许会发现，对英文原本从简之处译本有时多加一笔注释，对英文原本多作赘语之处译本有时宁取简约。 这并不代表译者的专业水平不足，而代表在译述过程中从语境着眼，作了若干有关表述方式的斟酌与取舍。
本书的翻译， 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教授从开始便不断关心，投注了许多心力与劳动。 如果没有他的坚持，这部译作恐怕不可能完成。
今天在本译著即将付印之际，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欧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叶文心
2012年4月







图表目录

图1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学生会成员（约1910年）2
图21921—1922年的圣约翰大学足球队29
图3上海复旦大学主教学楼（1926年）58
图4流行观念一：上海大学生和资产阶级的颓废 86
图5流行观念二：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青年87
图6清华大学俗文学社成员（1931年）125
图7清华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员（1933年）126
表1高等教育机构的地理分布（1934年）190
表2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1934年）191
表3上海、北平—天津和南京—苏州的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1934年）193
表4北平—天津和上海的独立高等院校招生人数（1934年）194
表5南京政府十年时期中国主要高等院校名称及其所在地195



MPS，98%




目录


写在书前1
导言1
第一章语文与学识
一、 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三、内地的英语教学
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学
五、 北京以外的国文教学
六、 雅文化与朴学的严谨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第二章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一、上海：社会景观
二、上海：文化环境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第三章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五、复旦公学
六、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七、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目录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第四章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
一、上海大学：神话与现实
二、激进大学的诞生
三、大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的经费筹措
四、连接教室与街头
五、对学问的激进批评
六、革命的学业规划
七、通俗社会主义及其激进追随者
八、事后追忆与历史过程的比较
九、暴力的结局

第五章党化教育
一、自由放任、欣欣向荣：国民党统治前的上海
二、控制和调配：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三、党化和中山大学模式
四、党化和政府对大学的渗透
五、南京与省城文化

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代价
一、大萧条后的失业及大学生缺乏就业能力
二、学杂费
三、缴费和收费
四、文凭工厂
五、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风格
六、封闭校园中有规律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七、受监护：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八、体育运动
九、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十、长袍、西装和制服
十一、各种形象的并置

第七章“异乡”：后五四时期的校园思潮
一、绝望的深渊：文学视角
二、幻灭与孤独的阶级性：一场争论
三、渴望爱情：巴金的《灭亡》
四、绝望感的剪影：两种观点
五、道德共同体的缺失
六、处在无情的宇宙中：大学生的人生观
七、忧郁美学的复兴
八、反传统主义
九、不幸福的家庭
十、逃入爱和科学
十一、自我和社会的对立
十二、自我、社会、技术和近代化：国民党的解决方案
十三、公与私的融合：革命者的观点
十四、审美主义的道德观
十五、最终的悲剧

注释
文献缩略语
参考文献
专业术语
索引
译后记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ISBN 978-7-300-16127-3
著者：[美]叶文心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定价：62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导言
西式学院和大学在中国传统儒家书院的废墟上崛起。
1
这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转变突如其来。部分由于国家强制推行，部分由士绅阶层发起，在短短七八年间，新的教育机构取代了由地方学校、书院和学监构成的、几百年来与科举制度休戚相关的复杂教育体系。［1］新学堂最初出现在城市中心以及其他与西方接触密切的地方，然后渗透到内地，代表了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政治失败以及对由此失败而生的深重的思想挫败感的一种迟来的、但非常关键的回应。
尽管继承了帝国学术机构的惯习和遗风，民国学校在功能上仍几乎无法有效取代它。不仅文史教育和经学道德训育被重新编制，以涵盖西方的科学和近代语言类科目；而且近代学术机构从一开始就含有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清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改革，用外来手段维护本土文化本体，以维护政权，对抗帝国主义。尽管改革本身的设计是依靠为人熟知的保守思想去集中控制新式教育和潜在的激进思想，
2
但新式学校也变成各省士绅精英中进步改良派的工具，他们试图占据教育舞台以实现其摆脱中央控制的目的。
这些进步士绅精英在许多省组织成立了教育会，并试验了各种类型的教育课程。他们继而发现，新式学校毕业生（其中许多人继续去日本和欧美深造）也忙于探索如何把新的学术机构和师范学校转变成激进政治的温床。因此，辛亥革命的发起者是在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中改良派创办的中学和师范中酝酿起义的。与此相类，当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掌握政权时，他们也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构——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大学——来聚集革命的能量和散布社会主义。国民党人通过毫不留情的军事战役和反间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基层组织，把红军驱逐到陕北的贫瘠地区。同时，南京的教育部致力于“党化教育”，指定新的文化正统学说为党国服务。就好像绕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在皇帝的第一份教育改革诏书颁布三十年后，使政权和大学关系复杂的一个主要难点，还是在于高等学府该为既有秩序的利益服务，还是该充当激进变革的先锋。
事实上，1927年国民党重建中央政府之前，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环境中有所发展。南京教育部颁布并强制执行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既企图党化学生，规范大学行政部门，又指望把不同的学院和大学统统纳入高等教育体制的规范。然而，由于南京政府的目标和手段通常公然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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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30年代高等教育最显著的一致性，与其说是对文化信仰和教育理想的共识，倒不如说是对南京政府的政权和意识形态权威的让步。学校如果不能或拒绝承认国民政府的新制度，就会被关闭，或得不到官方认可的身份，就像上海的几所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那样。
尽管在士绅精英改革者的支持下，新式小学和中学扩展到了各省，但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在地理上很不平衡。由政府上层推动并从中心城市开始，这些机构有60％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前者是古老的帝国首都和经学中心，后者是重要的中西贸易、金融和工业都市，并且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剩下的24个高等学府散布在12个省的18个城市。在北京，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直接或间接与高等教育有关，在各种级别的高等学府中上学、工作或服务。在上海，这个比率大约是十分之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百分比则大大下跌，内地降到了平均百分之一。
概略地说，民国高等教育机构有四种主要类型：清时创建的国立大学，西方（主要是美国）教会学院，私立中国学院，各级政府主办并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学校。各种类型的学校因其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内部学派的学术传统而区别开来，并进而展现为具有某种社会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有文化倾向。北京大学，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既是历史悠久的考据学的中心，也是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的教会学校，它的成立与买办资产阶级在通商口岸的发迹有关。
江南的士绅精英和官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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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者在世纪之交建立的复旦公学，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重要的私立大学，强调应用性专业科目。广州中山大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治下成立，试图成为“党化教育”的化身，把政治训练和对科学技术的强调结合在一起。
有人可能会提到，民国的高等院校彼此之间在质量和名望上无疑存在水平上的差异，这区分了全国性和地区性高校，也区分了地区性和纯粹省级高校。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属于全国性精英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私立的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跨地区的高校，其生源的地理分布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主办的公立高校——广州的中山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都是地区性学校，吸引好几个省的学生。在北平—天津和江南核心地带以外的私立、公立的省级高校——例如，福建的厦门大学，梧州的广西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吸引着本地精英的后代。
此外，质量和威望在教育机构中处于较低层的是公立省级学校，如师范学校和各类专科学校。此处我们必须要考虑空间和时间上的某些特质。我们对民国早期位于省会的高等师范学校和20世纪20、30年代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地方性师范学校也要区别对待。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间（1927—1937），前者或被纳入高等教育的省级和地区机构，或被省级机关降级为中等学校，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他们并没有遭受损失。［2］后者几乎没有作出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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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届的民国教育部门也没有把它们当做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校通常培训小学和中学老师，并为当地培养有技术和文书能力的职工。因为收费很少或者不收费，所以其学生主体的社会构成跟高等院校的颇有不同。拥有大都市社会关系的精英，连同主要城市的商业及专业精英，通常把他们的孩子送往北京和上海的高等院校，那些学校常常强调西学科目，以及数学和科学。地方社会和乡镇的资产者， 比如从前的秀才人家、殷实地主、米商或钱庄业主，就把子弟送进省级院校，这些学校强调国学科目也教授新学，让正在衰落的传统中层精英看到了前景。但是，内地社会通过省城大学再生产县级精英，也就是从本土吸收人才，学成后还是回到本土。［3］与此相反，北京和上海的名校则持续地吸引着大城市的世家子弟， 让他们离开家乡到更广阔的世界去，使他们疏离于本土环境及乡土根基。
被疏离的学院未必是毫无建树的，
也并不会归于沉默。确实，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有一种独特的疏离感（estrangement)。这既不是黑格尔的“外化”（“externalization”)，也不是马克思的制度化且成系统的“异化”（“alienation”），而是更接近于韦伯（Max Weber）的“祛魅”（“disenchantment”）和“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这段时期，这种深重的疏离感正是中国大学学生文化的重要背景。［4］
正如乔治?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已经指出的：“这些问题以一种朦胧的神秘的方式
6与人类的永恒关怀相联系。每当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整体无法使某个社会的精英满意时，这些永恒关怀便自然而然会出现。”［5］在历史和价值割裂的地方，疏离感作为对存在于既有秩序之外的刺激的感知，出现在那些体验到传统权威丧失及过去地位和落魄现实间张力的人中。［6］在发生关键社会变革的年代里，那种特有的疏离感在中国找到了一种融合了文化和政治形式的表达，两者的风格和内容都辩证地纠缠在一起。要全面评价民国高等教育史所反映的文化和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让我们先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大学里语文与学识的高度政治化作一番考察。


中文版序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美建交不久，学术交流活动正在起步，档案的咨询开发还处在形成阶段。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新创的举动。
二十多年以来，中美学术交流的大环境有了许多发展。民国文化史的触角也大有伸张。这部专著，如果写在今天，想必在档案材料方面可以大大丰富一番，访谈以及实地调查材料部分也可以多多深入，下笔的时候想必就会更为谨慎，论述的时候构思的格局也就得作一些必要的简约。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种说法，就是专业论著往往随着知识纯度的上升，会出现一种跟现实的关联递减的现象。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本书原著是以英文写作中国题材，在英语的知识语境中，许多在汉语语境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附加解释，许多汉语读者众人皆知的人物、事件需要多加注释。这是用西文写作时需要多加赘语的地方。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在西方学院中书写中国，若干欧美社会科学文化诠释的普通理论与概念就无须多加着墨。若干西方中国学领域中已经建构成的论述也正是本书原作立论辩驳的起点。这是西文汉学著作在文本传承体系之内相互援引辩证的地方。
在今天，把一本中国题材的英文著述译为中文，在翻译上就不得不考量一些由于英汉知识语境相互差异所产生的表述问题。 百余年前严复就曾经反复踟蹰，考量译事之难，认为如果要求信、达、雅兼具，三者之间也就得作某些取舍与平衡。
本译文不敢号称能够追随得上严先生的标准。但是在原作者的主导之下，译本在文字上并不追求与英文原本作一字一句的对应，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文本的一一对应在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未必是充分表意的最有效方式。读者也许会发现，对英文原本从简之处译本有时多加一笔注释，对英文原本多作赘语之处译本有时宁取简约。 这并不代表译者的专业水平不足，而代表在译述过程中从语境着眼，作了若干有关表述方式的斟酌与取舍。
本书的翻译， 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教授从开始便不断关心，投注了许多心力与劳动。 如果没有他的坚持，这部译作恐怕不可能完成。
今天在本译著即将付印之际，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欧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叶文心
2012年4月
第一章语文与学识

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怀疑他们的世界并非那么自给自足。此时的清王朝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手里遭遇了一连串军事失利和外交溃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清廷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最终耗尽理学秩序的政治智慧，开始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结合的全面改革的必要性。虽然在王朝衰落时期由于西方的到来而释放出的社会和文化动力仍有待学术探究，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纪中，清王朝政治历史的大致轮廓却并不让人陌生。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中保守派所发起的对抗。第一个由清政府筹办的西文、西学机构是同文馆。 同文馆在1862年创办之初就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倭仁是蒙古人，理学卫道士，曾先后担任帝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六部之中几个部门的尚书。倭仁认为，在朝廷官方机构中不适合教授西方蛮夷之学，这些机构应当把重点集中到“正心诚意”的礼义圣学上来。西学中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对于“立国之道”为益甚微。再者，立国之道首要还是在于“义理人心”。当一批“才能兼备的学者”在清廷的引导下“趋附蛮夷”之际，倭仁对于他们彻底改变治学之道做出了大声疾呼和严词反对。不过那个呼声在1871年冬天一个冰封的早晨终于沉寂了，这一天，倭仁坠马断腿，同年6月8日他死于腿伤并发症。
尽管保守派反对，传统教育体系仍然开始发生结构性变革。随着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地方上开始了零星的试验。摧枯拉朽式的改革始于1905年9月2日，那天清廷下令立即永久性废止科举考试，这一存在了千余年的基本制度曾引领知识精英步入仕途，为那些精通儒家经史的士人带来社会地位。 这个制度就此终结。同年，新成立的学部在北京颁布了将全国地方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的政令。［6］地方资源被纳入新式教育。在许多乡村，民间自发、主动地建起了小学，除了教授传统经史课程以外，还教授自然科学、数学、体育和西方音乐等课程。
世纪之交中国近代学校体系的创立使外语和西学纳入了中国教育课程的主流。［8］在此之前，英语和中文，科学和经史是在不同的机构被分别教授的。随着近代学校的兴办，两类学术课程结合起来并入了同一个教育体系。外语和西方学科被正式纳入学校课程，改变了教育大纲的结构。大背景的改变重新界定了中文科目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而反过来教育体系中的新成分也有助于重新定义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社会倾向与属性。

一、 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随着外语和西学被纳入学校的主流课程，这些课程迅速吸引了大量学生的注意。这一趋势始于大都市和省城，而后扩展到小城镇。相较于中小学，这种倾向在大学及专门学校中更为显著。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汉语言及文、史、哲课程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学科目——理科、工科、医科、商科、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极其依赖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
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由于高等院校中学生的年度预算大多用于购买进口书籍，以至于这些费用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向西方“朝贡”的一种形式。尽管有人批判，大学教室里除了国文课，多半的理工财经课程的阅读材料、考试和课堂作业普遍用的都是英文。许多中国教授在西方受过学术训练，他们回国后全盘传播从西方习得的知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美国的影响不仅主导了整个学科，而且美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实际上支配了中国各主要社会科学院系的研究取向。 其中天津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北平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都接受其资助。两校的研究取向也传承自西方。
大学如此，中学也明确强调使用英语，与此伴随的是全盘接受西化的风气，这一风气成为主要城市精英教育机构的显著标志，这些通都大邑的中学能使其毕业生在大学入学考试的角逐中胜出。城市里的著名中学跟那些处于穷乡僻壤、风气闭塞的地方城镇学校在风格上迥然有别。比如私立南开中学，它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内的20世纪中国政坛上许多领导人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学生需要学习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对数、微积分、化学和世界地理，这些课程用中文教授，但主要使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和英语术语。尽管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用英语来表达，但他们大都借助英语词典来设法掌握这些学科。无独有偶，在南洋中学、上海南洋公学（1927年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初中部，学生们阅读的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的读物也都是英文的。许多学科对学生们构成学习上的挑战， 往往不是因为数学难懂，而是因为英语难懂。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在他们的中学课程里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是西方文明史和文化地理学。其难处不在于阅读材料的晦涩，而在于掌握这些科目很大程度上得依赖相当强的外语能力。
既然民国时期的学业成绩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语的使用熟练程度，老师和家长对外语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意味深长的是，甚至连极少说外语的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也强调外语的重要性。［17］1925年冬，蒋介石（1887—1975）专门从广西军事总部写信给即将毕业于上海万竹中学的长子蒋经国（1910—1988），教诲他必须重视英语课程，并应当参加圣约翰大学预科的入学考试。
上教会大学的学生很少主修中文。随着对英语的日渐重视，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兴趣与热情便逐步下降。由于大部分科学和专业学科的主要媒介是英语而非汉语，因此“中学”在与“西学”的竞争中日渐采取守势。如下所述，民国时期的传统学问，许多以阐析文化、精英和唯美为主题。民国学术界的国学有一种面对西方的深切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不仅表现在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中，而且也表现在从唯美主义出发对实用功利主义进行的巧妙攻击中。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大学课程之中对英语的偏重，直接产生了重大社会效应。这个效应最为明显地表现在精英知识阶层内部的分化。第一个分化表现在城乡之间。沿海大城市中的中学英文师资阵营整齐，一般中上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新潮风气的影响之下，切身认识到英语的用处，毕业之后，外语知识在工作中也能派上一定用场。内地的学生所面临的情况则非如此。内地英语教学师资的短缺，往往令学生事倍功半，并且即使学成，在就业时也难派上用场。城乡之间，英语学习的环境虽有如此差异，而大学入学考试，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则是无论学生来自城里或乡下，一视同仁，一同评鉴。这种情况之下，内地考生申请新式大学，在先决条件上居于劣势，在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上产生了结构性的不平等。城市知识人“无根的世界主义”特征因此也在教育领域有了一定的表征。在文化以及语言能力的取向上，城市的受教育者和农村的受教育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距离。文化和语言不再将整个国家整合在一起，而是加剧了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的差异，并造成了精英内部不同阶层的分化。
在高等教育内部，各个大学教授英语课程的不同方法也影响了上述分化。一般教会学校的教学常常高度西化，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化，旨在训练学生在外国文化环境中流畅地直接使用英语，教会学校中的外语教学因此强调对话和作文。国立大学的英语教学则将重点放在语法和翻译上，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看懂外文材料，用于中文环境，因而把精通英语仅仅作为阅读外文资料的工具。私立大学则在这两种教学取向之间摇摆不定，旨在标榜其重西学的名声，也会根据学生要求做出调整，因此各所学校各有不同，随着年代不同也有变化。这些不同取向往往通过大学招生考试的英语试题，把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明确传达给全国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以北京大学1924年的英语招生考试为例，这年的英文试题不长，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第二部分考文法，包括英语里的阴阳性、单复数、时态、主动态或被动态。第三部分考翻译，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这部分考题固然要求学生用英文表述，但与英语作文中需要的技能还是有很大区别。
北大的试题强调文法与翻译，其他许多国立大学的英文试题也大致如此。同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试卷要求学生分析长句的文法结构，指出文法上的错误，还有中译英。广州的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考题要求学生列举凡是可以作为主语的名词，解析长句的语法结构，将中文译成英文，将英文译成中文。广东大学的英语考题虽包括英语作文，但是文章仅限三百字，而且这一部分在总分里所占的比例也较低。
翻译与写作的相对比重，在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英语考题里大有不同。南开大学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关系深厚。清华大学是用美国所退还的庚款而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的英语试题主要是一纸作文，而“一些其他试题”不过是陪衬。南开大学的试题把一半的篇幅用在英文写作上，要求学生写私人信件、给商店写信订购书籍、简述一本好书的内容、描述自己故乡的特色。清华的考题要求学生在指定的三个题目之中任选其一，以英文作一篇简洁流畅的文章.评分标准除了文法没有错误之外，还得修辞恰当、使用英文惯用法、段落分明、内容通顺、布局有条理，并且思维清晰。
英文考卷的长度，有时也反映学校对外语能力重视的程度。北大的英文考题不过三道。南开的试题有八道。北大的考题填不满一纸，而清华的考题长达八页。
从英语教学的角度看，翻译和写作各有所取，无可厚非。但两种取向实际上区别很大。翻译练习使大学生担当起在两个语言和文化之间互译的角色，而作文练习则旨在掌握用某种语言作自我表述。翻译练习的要求，是对外语的熟练掌握必须经常参照或回归到母语的表达，而作文练习则让学生用新掌握的外语来表达自我。
同时，在强调英语作文及会话的教会大学，教英语的教师也几乎都以英语为母语。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们大部分是美国人。20世纪初，学生增多，以至于师资紧张，就聘用教授的太太们和新到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来兼课。在另一所规模小得多的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共有56名教授，其中包括22个美国人以及1个俄国人。沪江的英语系强调会话及作文，9名编制内的教授全是美国人。
20世纪30年代的沪江大学，英文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学生对中文缺乏兴趣以及中文能力的低下。沪江大学总共有550名左右的本科生，其中224人（约占40%）学商，70人（约占13%）学教育，134人（约占24%）学化学及医学预科，192人（约占35%）列名文学院。文学院之中，大多数主修社会学与政治学，只有一小部分主修英语，几乎无人主修中文。［33］此后五年文学院学生人数逐年下降，1934年降到总共130人（约占全校学生的24%）。商学院的比例维持在36%，理科增长到31%，英语系的学生则大幅增长，占到全体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文系的主修学生则降到零。
除了燕京大学之外，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在加强中文教育方面普遍有困难。饱学资优的国学大师多半不愿意任教于教会大学，因为自觉与学校重英语轻中文的风气格格不入，无法与其他各系同事相处。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大多对极其依赖英语教材的科目感兴趣。然而一所学校英语系的兴盛，不一定建立在中文系的式微之上。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的英语系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国大学外语系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系。与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不同，清华的英语教授是拥有欧美学位的中国学者，而不是美国人。清华的英语系偏重英美文学而非语言。清华英语系学生虽然比中文系多了一倍，但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占到文学院的近四分之一。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系之间常有学术交流。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除文史哲课程外，基本上各学科在教学上都大量依赖英文教材。两类学科主修学生人数的比例，在某一程度上也就间接反映一所学校重视英语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11所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和19所教会及私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不相上下。然而，这11所国立大学之中，文学院学生有一半以上主修的是国学范畴里的文史哲，教会及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学生之中则只有五分之一修习的是以中文为主的专业。私立大学绝大多数学生主修政治、商学、教育、社会学、新闻等“文科”以及自然科学，都是些需要掌握外语的学科。由于这些学科以及工程、医学基本都不是从本土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学生修习这些科目之前就不得不浸淫于一门或多门外语。至于传统所谓的文史哲，学士课程则几乎完全集中于少数几所国立大学，传统学问在那里还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些学校包括北京的北大、师大及清华（在较小程度上)，广州的中山大学，华中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及中央大学。私立及教会大学每年所总共培养出来的文史哲人才不及全国大学文科人数的五分之一。
总之，以上数据显示教会及私立大学在民国时期普遍大量依赖英文进行教学，这种依赖在科学及工、商、新闻、教育等学科中尤为明显。从比例上看，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相比，靠英语求学的学生要多得多。上海及天津的私立学校聘用外籍教员，教授英语的会话及作文。掌握英语使这些学校的学生能把握机会，在中心城市的贸易、金融、制造业和其他新兴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相比之下，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武汉的国立大学对植根于本土学术传统的科目要重视的多，但国立大学的三分之二左右学生学的还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这些学生在求学中不可避免地依靠英语教材。然而国立大学的英文系，是研究赏析西方文学理论和经典著作的专业科系，而非为整个学校的本科生进修英语提供服务。在海外学成归国的中国学者开设了大量文学课程。吴宓（1894—1978）与梅光迪（1890—1945）都在哈佛大学师从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回国以后两人又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前身）的外文系，他们可谓是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例子。
国立大学外语系在民国时期所开的课程范围极广，除了不教《圣经》文学之外，举凡希腊神话、英诗、戏剧、小说等等无所不包。中国籍的教授们对于英美文学极为推崇，而极少愿意屈尊教授语言。即使是大一、大二低年级授课教材也是文学名著。英文课程有时与法、德、日文并列，或共同组成外语系。他们注重文化和文学的修养，而不屑于一般流俗的商用语言。［44］这些中国学者致力于莎士比亚的中译，讲究文法精确的标准英语。除了当时的欧洲语言，他们还涉猎经典的古代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梵文或古阿拉伯文。
20世纪中国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文学者常常自矜于学贯中西。在这些学者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学术成就，因为它要求学者拥有驾驭多种高雅文字的能力。通商口岸的买办英语因此让人反感，一是因为只学英语而不学其他语言是文化上的狭隘，将人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口岸城市的外国人中；二是因为商务英语十分粗鄙，仅仅是中国人用来谋生的语言工具。［47］文化的重要分野不在于“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而在于“雅”与“俗”，人文精华与贩夫走卒。燕京大学校方因为道德风化的缘故而禁止学生演出王尔德之剧，清华大学教授陈源（同时也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周刊《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引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原文称之为“亚诺尔特”）对非力士第恩（philistines，即小市民）俗人俗见的攻击来批评燕京，他无疑是想超越这些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区分，以“雅”与“俗”的分类创造出跨文化的共同文明话语。

三、内地的英语教学
无论是通商口岸还是高等学府里出现的“世界文化眼光”，对于内陆地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言都很遥远。而且，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侧重于翻译抑或写作往往取决于现实的环境而非抽象的教学法选择。清华大学的英文教授叶公超（1904—1981）曾指出，当时的中国虽已有相当数量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中文书籍出版，但有能力教英语的却不多。［49］在大学和中学，合格的英语教师长期短缺。在教育改革初期，这些空缺亟待由有名的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和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来补充。［50］后来的几十年间，尽管国立大学的外语系开始培养越来越多的本科生，但这些毕业生所受的训练只将语言教学视为第二位。20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授组成就充分显示了这一偏向，并为30年代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主要公立大学所仿效。［51］受此训练的许多公立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到公立中学任英语教师，他们虽精通外语，但是因为没学好如何教外语，因而不足以胜任中学教学任务的要求。他们在教学方法上犯了不少错误，例如在学生英语还没入门时，就采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散文为范文来教他们英语。这就像外国学生学汉语，一字不识就以韩、柳、欧、苏的作品作为入门范本。
合格教师的短缺直接导致教育体系内部学术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城乡差距十分明显。本就为数不多的优秀英语教师集中于几个大城市，那里的教学水平也水涨船高，特别是在一些大通商口岸或政治中心。在大城市的教育体系内部，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附属学校往往代表最高水平。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教会大学的对口中学，中国一些主要大学的附属中学的英语教学也保持较高的水平，为学生日后在大学的学业做了充分准备。天津的南开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上海的中国公学和南洋大学等校的附属中学的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都能获得足够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在大学录取考试中成绩优异，而且在大学入学后一直保持流利的阅读和翻译能力，即使在对话和写作上可能略逊一筹。相反，普通中学生能在三年里学会自己看懂英文的只是凤毛麟角；毕业三四年之后，还能记住在学校里所学英文的学生也就只有两到三成。
在农村中学，英语是以中文授课的。由于英语教师自己尚不能用英文自如授课，因此课堂上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英译汉的练习。课程着重于课文阅读。听力理解、口语和作文则统统被忽略。即便如此，这些学校的学生们还是花费大量时间在英语上。据估计，学生的课外自修时间。有一半以上花在准备和复习每天的英文功课上。无奈教师水平实在有限，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学习成果甚微。
有批评指出，在少数中心城市之外的中学里开设英语课程实际上造成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浪费，他们觉得对于内陆普通学生来说，不仅英语教学不成功，而且即使学好英语也没什么用。从20世纪20年代江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江南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根基最为深厚的地区），江南地区省城和通商口岸以外的县级中学学生只有十分之一继续上大学，余下的十分之九，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在需要用到英语的一些新式行业或政府机构谋职。认为英语毫无裨益的学生，在内地县级学校中的比例更是明显高于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周边地区的学校的。内地中学英语教学成绩不佳不仅由于教学水平低劣，更是因为学生缺乏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少数港口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受到西方的影响较早，因此那里的学生渴望借助英语这种媒介接触外面的世界，无论是通过文化还是通过贸易。
20世纪20年代中叶，中国教育体系在经过了二十多年将西学引入中国学校正规教育的努力后，英语作为中学必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必考科目的必要性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几个大都市之外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英语教学日益被视为资源和时间的浪费。有些批评者质疑，如果内地学生把更多时间放在其他更有实际价值的科目而非英语课上，他们是否会更受益于中学教育？然而，另一些人反对这个看法，极力支持全才教育，要求实行全国统一的课程。他们指出，只有在所有中学都普及了英语的学习之后，中国教育体系才能够避免大学升学考试中的结构性不公平。民国时期，这类有关城乡教育差距的讨论十分热烈，虽然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没有形成实践，但是也让我们看出问题的所在。
尽管这些是针对英语教学的讨论，但事实上他们的争论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本质上的一种两难。在世纪之初，人们寄望教育改革会带来与外部世界更广阔的思想交流。然而民国最初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通往此前景的媒介——外语和西学——只掌握在那些能利用英语的人手中，尤其是那些在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对生活在偏远乡镇的人们而言，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新式精英身上的“世界主义”既遥远又陌生。当这些学成的精英义无反顾地面向西方时，他们却又把在社会文化上仍然落后的大多数内地同胞抛在了身后。

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学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文史哲课程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和广州等主要城市的公立大学中。这些国学研究的重镇在上海、天津与沿海商业资本并存。在当时已经出现的过分依赖英语资源教授应用知识的严峻趋势下，这些公立大学的文科院系作为国学的堡垒，竭尽捍卫国学的领地。民国时期的公立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化的讲授是在一种不寻常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大学里的国学研究一方面面临着自然科学和应用性专业科目的竞争，另一方面又遭遇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民主和科学的普遍原则下横扫旧俗、抨击传统的挑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和《新潮》两本刊物为发端而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场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由大学教授和学生带头发起的反对传统文化的社会革命。它是19世纪中期以后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自我反思的进一步发展。在诸如《非孝》、《狂人日记》和《家》这样的杂文和小说中，新文化运动的年轻作者满怀着激情和道德感去批判传统的伦理规范和社会关系。
然而考据的传统在学术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民国时期国学发达，新文化虽然风光一时，但是在学术院墙中汉学的声望仍然不可轻估。新文化领袖人物胡适虽然倡导白话文学，但是他也不得不深入展示他的考据功夫，做《红楼梦》 研究。 我们可以把胡适的研究图谱看做当时学风的显现。
即便是白话小说大师鲁迅（周树人，1881—1936）也对训诂和辑佚采取了遵从的态度。尽管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集新文化运动打破传统精神之大成，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却是他作为“太炎弟子”的身份使他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北大国文系教职。他开设的课程也并非近代文学，而是教中国小说史。他不去从事文学创作，却在北京的图书馆里投身日式的辑佚学问，通过搜集残存的旧籍逸文，编成权威注本。［61］他翻遍了宋、元时期的主要类书，从中逐字摘录叙述性的片断，仔细考证出它们最初出现的年代和语境。他校勘各种版本以寻找证据。就这样他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他在北大教课的讲义。
虽然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西式专门学校和大学标志着中国学术机构的一大转型，制度基础也已发生变化，但许多传统学术脉络仍绵延不绝。因此，学术研究范式的权威和学术共同体的固有地位相互强化。例如，与黄侃同时代的人，尽管在文化问题上跟他存有成见分歧，但几乎没有人不尊黄侃为民国音韵学学界之翘楚。黄侃以对6世纪文学评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而驰名。他被誉为自乾嘉以来最为重要的音韵学家，同时他也以章太炎（炳麟，1869—1936）大弟子的身份而闻名。［63］章太炎年轻时师从浙江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和黄以周（1828—1899），而俞樾的学术谱系可以上溯到戴震（1724—1777）、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等清代著名朴学大师。［64］换言之，衡量黄侃成就的标准，就是由这个秉承了杰出传承的学术共同体所定立的。
当同为浙江人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他试图借章太炎之名振兴国学研究，于是聘请了大批“太炎弟子”到北大来任教，其中包括三对兄弟：马幼渔、马叔平，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再加上钱玄同及刘半农。
尽管太炎弟子也试图在学术上调和乾嘉汉学与西方科学经验主义，但他们还是经常与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人发生冲突。胡适在美国受过教育，支持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这两派学者间的关系“势同水火”。 “太炎弟子”的倨傲态度来自其引以为傲的学术传统，而新兴的“新文化”群体则通过《新青年》和《新潮》这类刊物在年青人中赢得听众，从而获得自信。国学家以其知识渊博、学统久远而素负盛望。在这一备受尊崇的学统中，他们是最后一代传人。相反，打破传统的新文化人，则是受益于新学统的第一代，在这一新学统中，旧制度已经结构性崩坏，知识分子的行动领域也拓展到了出版和新闻业。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领袖。他们赞赏朴学的经验主义方法，但他们推崇汉学是为了新的目的。众所周知，汉学对19世纪今文学派的兴起贡献良多，因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将汉学视为对传统思想权威适度而有节制的质疑，从而与20世纪反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神相容不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深信，传统中没有哪部分享有不容置疑的至尊地位，可以免于批判性的学术质疑。他把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比较，视清代朴学大师为以开放和独立精神审视经典的知识分子先驱。自称师从汉学家的民国学者受鼓励去仿效18世纪经验主义先驱的开明态度，而不是将其研究局限于代代相传的框架内。这种做法，在不与传统激烈决裂的情况下，为进行近代革新提供了可能性。这样的国学研究在“整理国故”的旗号下一方面巧妙地调和了西方科学的挑战与中国的古典经史研究，另一方面也缓和了文化上破除偶像的情绪。
尽管环绕考据学派和清学的传统的光环延续到民国学界，考据方法在新文化人这一代中被用于更为广泛的目的。傅斯年自传中一段著名逸事生动描述了五四一代反传统的青年如何运用经典的考据学来挑战正统的学术等级制度。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新潮》的主编。1918年，他大学四年级时，选修了朱蓬先开设的《文心雕龙》课。但是，傅斯年和他的一些朋友对朱的解读颇为不满，并打算公开指正老师的错误。傅斯年通宵达旦梳理朱的授课讲义。通过征引其他相关文献、批注和诠释，他列出朱讲义中三十余处训诂、音韵以及史实性错误。傅斯年把他的发现呈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证明朱并非一个合格的学者。几天后，这位教授被迫辞职。
20世纪20年代，与清学传统渊源甚深的旧式考据学，在受最新考古发现和档案材料激发的新学术面前，显得相形见绌。民国学界的前沿主要是殷墟甲骨文、青铜铭文、敦煌藏经、清宫档案的研究。大学教授带着学生去接触这些新出史料，教他们欣赏研究国学的新方法。比如，顾颉刚（1893—1980）带着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参观了北大国学研究所保管的大高殿档案，紫禁城里的清宫档案，团城的玉佛，地质调查所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河南的殷墟发掘现场。尽管对古代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带有朴学家重视证据的特点，国学家却是以近代科学方法为研究路径。正如顾颉刚所概括的，民国的国学研究实质上结合了对以上丰富材料的“科学”处理和线性的历史发展观。
新式学校内产生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使旧式的师徒学术传承变得过时。民国时期的西式高等教育助长了“老同学关系”，取代了清代的学术派系。［76］尽管这些新学者仍对传统朴学存有敬意，但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陈寅恪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手中，考据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新的国学研究开始出现。要是严格运用经验主义方法，就为学术设立了内在限制。但是，经验主义方法若仅仅是种方法，就能顺应着知识界更大学术目标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被用来弘扬科学价值观，为国学研究定下了新的基调，正如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华北平原面临即将到来的日本侵略，笼罩着浓重的阴影，而民国的国学研究则以对文化认同问题的另一种关注来回应。

五、 北京以外的国文教学
对于中文学科教学“唯传统是尊”（traditionalistic)的态度——这里用的是列文森的概念，在文化和传统遗产受到严肃对待的学术中心，反不如在高度西化、严重依赖英文资料的地方那么强烈。与北京的国立大学相较，教会大学的国文教学显得十分保守。上海教会学校之首的圣约翰大学，聘请获有低级科举功名的人来中文系讲授古文经，并强调旧式的记忆和背诵法。显赫京官地位、前朝翰林学士的文风、精于辞藻华丽的六朝骈文，这些素质备受重视。南京政府时期，燕京大学曾任命一个中国人担任校长即为明证。［79］中文经典被视为凝固在时间中的文物，而品读传统美文则止于消遣。在文化问题上，教会大学的管理者和中国的政治保守派一样，他们害怕变革，对新文化运动充满了怀疑。例如，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管理层和北京军阀政府一样对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骚动持不信任态度。当军阀们将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纲纪伦常的批判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燕大的基督徒则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近代科学所引发的无神论倾向而心生警惕。
交通大学是上海一所国立工科大学，它也有中文课程，但这课程仍然延续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学生们被要求写作说教性的道德文章，依据的是宋人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而非模仿汉学家的考据学问。学生们还需每周听校长讲修身之道，而不是在图书馆做校勘考订研究。学校每个月还召集全校会考，把科举时代月考的仪注搬到大学中来。
交通大学校长唐蔚芝是前清翰林，他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二十余载，直到1920年。1920年卸任之际，他自称怒不可遏，因为他感到在交大校园里试图遏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是徒劳的。这位老人退休后回到了家乡，随即创建了无锡国学专修馆，而无锡是由中国资本支持的新兴机器制丝织业中心。国学专修馆强调旧式理学，这就是唐蔚芝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在以北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刊物《现代评论》中，它成了大力嘲讽和攻击的对象。
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外其他地区教育机构中的文化传统主义可谓是列文森指出的政治上的防御性姿态。文化保守派试图通过操纵传统符号获得永久的合法性，他们和地方军阀结成同盟，但吊诡的是，这一同盟反而因其僵化促使了传统的灭亡。20世纪20年代，在区域性教育中心，如武汉和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新思想遭到怀疑和敌视，传统观念和习惯得到地方军阀的强力推崇。在19世纪末，文人学者与手握兵权的总督同桌共饮，赋诗作文，相互酬酢。这类场景，使人联想起19世纪70、80年代地方督抚的“幕府”，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表现了军阀和极端保守派共同反对新思想、新文化而结成的统一战线。
武昌高师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蒋鉴章1925年11月16日写信给《现代评论》的编辑，披露了他们系里的情况。自9月初开学以来，系里就没有为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任何课程，因为当时中文系唯一的教授朴学大师黄侃拒绝教考据学，以抗议学校拟邀请左翼新派诗人郭沫若到校任教。自黄侃1920年到武昌后，他就反对聘请任何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人到中文系任职，此前正是新文化运动迫使他从北大辞职的。当武昌高师的校长石衡青解聘黄侃时，一些自命为黄侃弟子的人向湖北省督军萧耀南请愿，要求他干预此事。与此同时，黄侃应邀加入萧的秘书处，并得以用停止地方财政支持来威胁武汉高师校方。郭沫若在上海亦接到许多质疑他任职资格的匿名信，他遂谢绝了学校的正式邀请。在朴学家和新文化人无休止的争吵中，武昌高师的校长石衡青辞职并离开了武昌。
上海的教会大学和工科院校对于南京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政治化还有相当的免疫力，但华中、华南地区的教育机构在1927年后受到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日益控制，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
国文课程的政治化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位于广州的国立广东大学，一所为国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习孙中山思想在这所党办大学的课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模式在1927年后成为所有党办学校的样板。在1924年广东大学的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其他科目为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和党义）中，报考者被要求评估粤汉铁路的经济利益，描述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概貌，还要对如何最好地协调这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发表评论——这些问题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都有长篇讨述，并被国民党采纳作为其经济规划的蓝图。这种形式的国文试题测试的不单是报考者的文学能力，也多少是对时事知识和政治倾向的考察。
有人或许会说，在某种程度上，清代的科举考试就有类似先例。策论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时期在野士大夫的陈情或奏疏。1898年，维新派将策论列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对时事的评论和对政治改革的建议比那些引据经典的八股文具有更大的实用意义。
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国民党的考试绝不是对表达政治见解的鼓励，而是代表了向政治教条化方向迈出的一步。考试变成了报考者熟读孙中山的著作并接受其观点。这种方法在尊崇古典研究的北方学术界受到鄙视，他们不屑于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近代史事。
尽管北方的国学家（classicists)原文为“classicists”，直译为“古典学者”，即研究传统文史的学者。但是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并无对等的词汇。这里勉为其难地翻译为“国学家”，原文中的“classical”有时也酌情译为“国学”而非“古典的”。尽管“国学”本身就有诸多歧义，围绕“国学”当时学术界也颇有争议，但大致与原文描述的“classics”相符。如此庶几可免译文的生涩。——译者注看似陷于许多乏味、深奥的争论，例如“五经”原文的真假、第一位佛教僧侣的历史真实性等，但是在这些学术研究的背后有共同的关注，也即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本质及其在近代世界中地位问题的适时思考。尽管国学家表达其关注所选择的媒介看似很传统，但是民国学界对经典的研究绝非唯传统是尊。这些国学家把那些关于文化和历史的用心良苦的观点，嵌入了其考据训诂研究的深层结构之中。

六、 雅文化与朴学的严谨
民国时期的国学家所采用的朴学方法可谓严谨历史主义的一种形式。一方面，他们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材料的考证与文本真实性，而正是这种特征使20世纪的学者视清代的朴学为实证和“科学的”；另一方面，随着五四时期以后国学研究的发展，坚持这些原则和源自传统的态度在这种情境下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某种宣言而非一种文化选择。民国时期，北方大学中国学研究的设想和目标，与通商口岸的私立学校（它们对知识的追求带有西化和功利的倾向）以及中南部地区党办教育机构（它们多为政治目的服务）形成强烈的对比。
例如，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陈垣开设的文献方法课就具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课程强调彻底掌握少量文本，而非广泛涉猎大量文献。在讲清代学者全祖望（1705—1755）作品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陈垣只选讲了他的三篇短文，加起来只有区区四页。他为整个学年准备的课堂讲义不过两页纸，然而其内涵却十分丰富。
其次，陈垣要求他的学生用手写体一笔一画地将这三篇文章全文誊录到统一尺寸和版式的纸上，以此作为“史源学实习”的入门训练。他要求学生在文中出现的所有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下面画线，并在全面涉猎经典文本和参考资料后进行详细注解。这种教学方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辑佚并校勘原始文本的片段，从而得知这些术语和措词的用法在历史中是如何演变的。整个学期的文本研究汇集成了一篇关于全祖望作品的“论文”。
这种文本分析强调追溯某一文本中各种组成部分的资料来源，首先将文章结构本身的理路暴露出来。这使得学生能够把文本解剖为各部分的集合，而不是单纯地认可其为一个连贯的论述整体。于是，学生就能够轻易地在任何文本中发现事实细节的内在矛盾，进而判定它真实与否。换言之，这种学术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掌握翔实的资料校勘，比较不同文本差异，以暴露出其中的史实性错误和文本的扭曲。此课程有双重目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不仅让人训练有素地掌握原始资料，而且还灌输给学生对忠实探究文本每一细节真实性的尊重。
这样的考据法看来是永恒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陈垣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就是受到19世纪90年代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启发而产生了对朴学的兴趣。尽管此后半个世纪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和革命，但他发现同样的方法在新社会仍有价值，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夕，他还在大学里给学生开设文献学课程。
文学革命中的新文化运动，其中很多方面是由那些极力主张自我表达的人充当先锋的。然而，这种新作品在国学研究领域内无足轻重。国学研究尤其强调精确细致的实证性，注重文本片断与事实细节。它不仅与宏观概念归纳格格不入，也与有目的的创造性著述这一观念背道而驰。
不管在哪里，好的学术研究总要求如实呈现史料原貌，而民国的国学研究在一些情况下过于推崇客观、实证的优先性，以至于使其接近某种历史主义，也即只能靠文本本身来说话，不能有作者观点的介入。例如，顾颉刚称赞李文藻（1730—1778）编的《历城县志》与《诸城县志》，形容李的地方志“均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这两部方志之所以得到了“绝对真实可信”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全书均由纂集旧文片断构成”。没有什么学术违规行为比有偏见地选用史料招致更严厉的谴责——对于原始文本的轻率篡改，亵渎了原文完整性这一近乎神圣的特质，将同一时代的不和谐要素注入到了历史本身之中。
对历史真实性如此珍视，是建立在坚信这种真实性可通过恪守公认有效的实证方法来获得这一观念之上。鉴于这种方法的客观性，考据研究可以作为一种集体事业由几代人相继来完成。民国时期，对考据方法客观有效性的信念有时甚至与孝道观念相结合，出于“孝道”，后辈要追随先辈的足迹，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就像在清代，师徒相继，父业子承。比如，清代学者杨守敬毕生致力于《水经》的注释工作。在对《水经》文本真实性的判断上，他承袭明代学者朱谋玮的观点，摒弃赵一清（1710？—1764？）和戴震的立场。［93］他认为《水经》中至少有两到三成的事实谬误皆由于赵、戴二人对早期版本的草草整理然而，杨守敬死时也未完成对《水经》所有版本的校勘与注释。他的弟子熊会贞（卒于1936年）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在杨氏40卷注疏基础上，编辑了40卷补遗，共同完成了80卷本的皇皇巨著。熊会贞还批阅了杨氏注疏的定稿，不辞劳苦逐字加以校正。记录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顾颉刚评价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大成。”顾很是钦佩地感叹道：“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其笃于师生之谊如此。”
由于国学研究者在其成果中投入如此之多，他们往往坚决维护自己的学术论断，有时学术论争甚至充满怨恨。重要研究结论往往不是单个学者所持观点，而且还得到整个学派的支持，因此学术论争常在不同派系间发生。例如，黄侃在刘师培（1884—1919）和钱玄同（1887—1939）支持下，在音韵学领域占据优势，他们都是“太炎弟子”。而王力、张世禄这样的学者，在音韵学研究中采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研究语言发展，却被民国学术界边缘化。［99］这两派的弟子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仍然各持己见，不留情面地捍卫各自立场。甚至直到1986年，还因为两派互相抵制，全国音韵学研讨会始终未能召开。
对于学术传承的强烈意识和对古代典籍研究的无私奉献都是清学悠久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曾说，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中知识系谱始终是十分关键的方面。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谱系证明了知识的可信度。顾的《当代中国史学》列举了许多关于学术事业如何在一个家族的几代人或者随着师徒关系的系谱传承下去的例子。正如上文指出，这种知识系谱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民国学术界，甚至跨越了划分不同学术机构的正式结构。
与此同时，许多朴学方法被设计出来，用来快速敏锐地发现文献中文风与事实的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对文本不同部分内在一致性的细微关注，与对系谱和传统的极度尊崇相结合，使朴学研究转向强调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与传承系谱的纯正性。不像此前胡适的国学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国学研究建立在高度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基础上，也即以确保整体的排他性和系谱的纯正性为理由，拒绝在研究中掺入外来元素。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五四一代曾试图将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置于与其他文明对等的地位。然而随着日本对华北军事进攻的加剧，抵抗或偏安的艰难抉择变得日益迫切，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最终日益转向坚定的文化民族主义。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1937年战争爆发后，陈垣留在了北平。他在1943年11月24日写给历史学家方豪的一封信中说：“从前专注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当然，钱大昕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年代，那时清朝正逢盛世，繁荣强盛。但是顾炎武的人生却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分崩离析，明王朝瓦解（1644年）使他必须面对抵抗还是合作的政治抉择。尽管当时许多同时代的学者选择了妥协，顾氏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抵抗。他在17世纪下半叶潜心学术，很少顾及个人的安全与幸福。
民国学术界的考据学争论几乎毫无例外用的是专业术语，在少数争论发起者内部讨论，但是这些对细节真实性的争论往往暗合了某些意义重大的学术分歧。例如1924年，关于《水经》的争论被重新点燃，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发起了一个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的研讨会，戴震的哲学体系与学术成就被胡氏赞许为在传统中国存在近代科学态度的明证——因此，含蓄地说，也是中国本土“文艺复兴”的最初表现。而王国维攻击戴震的学术不端，认为他未能慎重地使用《永乐大典》中的《水经》版本，并有剽窃赵一清之嫌——因此，王国维不只是在批判这位18世纪的学者，也是在批判胡适为现实目的重塑清代学术史的尝试。
对在学术争论中获胜者的奖励有时表现为公众的认可。杨守敬的工作得到了顾颉刚的赞赏。1950年，杨守敬的著作《历代舆地图》被用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底本，该书的主编谭其骧正是顾颉刚的弟子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得到新政权的支持，杨守敬对《水经》的解释反映在他的历史地图中，基本上被确认为学术正统。
应当如何描述与分析汉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争论的一个显著焦点，包含了众多方面的文化问题。因为中学教科书日益普遍地采用英文语法词汇来描述汉语，对语言本身的描述也成问题了。一些学者，特别是那些立足于通商口岸、受国外观点影响的人，希望在汉语中区分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汉语语法书是1904年出版的《马氏文通》。该书由耶稣会士马良的兄弟马建忠（1844—1900）与马建勋编撰，沿用印欧语系的范畴描述汉语语法。对此，北方国学学者反响强烈，称英语语法规则对汉语而言是完全不适用的。这并非清代朴学继承人对学术创新的盲目仇视。事实上，五四运动前夕，一场全面的语言革命已经进入北方学术精英的议程中。钱玄同、赵元任与林语堂主张激烈的语言变革，例如推广白话，采用汉字的简化形式，为汉字制定一套标准拼音体系等。他们合作编辑了一部新的汉语字典。然而，这些学者并非以西方模式为出发点，而是继承了过去三个世纪所积累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108］与此相反，马氏兄弟的语法分析则改编自他们对英语的研究。
国学学者拒绝新式语法分析，无疑存在民族主义的因素。陈寅恪（1890—1969），民国时期最受尊重的国学家之一，不仅把西方普遍深入的文化影响归因于他们军事上的优越性，而且特别援引西方史实，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以后强制使用希腊语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英语进入20世纪中国的正规教育二事进行类比。陈指出：“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河，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古波斯和古埃及文明的传承者在战场上败给了新兴的希腊文明，于是被贬低为“野蛮人”。在古希腊和近代中国，征服者的语言都与文化和普世性（cosmopolitanism)建立起对应关系，这正是陈寅恪所反对的。
然而，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还是谨慎地指出，拒绝用英语中的模板分析汉语并不意味着拒绝两者间的比较。陈氏认为，有成效的比较分析需要具有比较的实质基础。因此，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肯定比汉英之间拙劣的比较更能得到有意义的成果。陈寅恪所反对的甚至都不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让他愤慨的只是通商口岸中国人支持全盘西化时表现出的“奴性态度”。
17世纪以来的朴学研究产生了众多描述汉语历史演变的概念和语汇。陈第（亡于1620年或1617年）的理论假说认为音韵和语言的变化具有时间和空间尺度，所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从而为顾炎武之后的清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到18世纪，朴学家普遍认同，在造字的过程中，字音的成分先于字形与字义的成分，后二者由字音所决定并从中衍生而来。的确，18世纪的众多著名学者，如戴震与段玉裁（1735—1815），都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对古代汉语音韵图表的重建上。这个悠久学术传统的集大成者是黄侃，他一方面综合了前人成果，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多实证研究。借用黄侃的对手王力的一句话，“他是从原则出发，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企图以材料去证明他的结论。”
为了给汉语演进提供更完整的解释，并增强其理论构架的说服力，黄侃侧重于一个字音韵结构中声母和韵母随着时间变化的内在延续性。根据他的分析：“古音逐渐地让步给中古音，同理，这样的变化以类似的方式发生在最近的语音之中。”［114］然而，王力认为这样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种推理，缺乏实证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黄侃的学说体现出他对历史上的语言学与音韵学演变模式和原则缺乏全面的理解。这同样也概括了清代学术传统的主要缺点。按照王力的观点，清代音韵学建立在一个未曾言明的假设基础之上，假定完美的标准存在于过去而非当下，原始的简朴语言经历时间的推移变得复杂，失去其美感和合理性。因而，清代朴学认为任何对古典理想标准的背离都是腐朽和庸俗的表现，其研究便依循此偏见而发展下去。因而，后世的语言发展便不再受到关注。俚语和方言研究只是为了弄清先秦时期的古汉语规则。清代朴学传统仅仅关注传统典籍，因此，这一学派的后继者就无法运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近得到的语言资料。
胡适对清代传统推崇有加，而王力的批评意见也针对胡适。王力接受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索绪尔的理论。但那并不妨碍他支持清代语言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在王力看来，“段（玉裁）、王（念孙）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通用的”。［118］尽管他批评清代学者的学术缺乏系统性，但他对照搬英语的语法和语言学范式更为反感。王力用他的语言发展理论攻击清代研究传统，他的理论基于一种信念，即每一种文化和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历史演进模式。语言作为这种文化发展的核心表达，参与这个社会与众不同的文化特性的构建。虽然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可以让学者更多地意识到这种进步的历史发展（progress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具有普遍性，但认识到每种文化在这普世背景中都有其独特的主导规范也很重要。自称在音韵学方面有较高成就的清代朴学传统，可能会被认为不足以对汉语结构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然而，借用英语的标准与规则也无法解决问题，那不过是默默接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而已。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国学家日益提升的文化自觉无疑是1933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争议的关键。那年夏天，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出了一份国文入学试题，以考查学生对中文语言结构的掌握程度。考题共分两部分。其一是作文，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考察学生的“史才”和“诗笔”，乃至“议论”的能力。其二则是一副对子，上半句是“孙行者”，《西游记》的主人公。下半句所设想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这是新文化核心人物胡适的字。试题隐含了对国文中数个难点的微妙考察。两句的头两个字“孙”与“胡”，加上反犬旁，再组合起来，则是同音异义的复合词“猢狲”，意即猴子。中间两个字“行”与“适”，均为动词，而且都含有“运动”之意。最后两个字“者”和“之”，文法上称做“虚词”，没有实意。而且，“行者”和“适之”不仅在字面意思还是在音韵上都对仗工整。这副对子同时又暗含典故，衍自苏轼的联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生过呼韩退之”。总之，陈先生所出的试题亦庄亦谐，寥寥几字包含了典故和章法，精简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特色。
因为考生对这份试卷完全没有准备，所以陈寅恪的考题引起许多争议。若干年后，陈寅恪反思这桩轶事时，仍然坚持己见：“凡考试国文，必考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此不待论者。”这一立场的论辩性质只有置于当时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当时国学家对将英文文法应用于国文颇有异议。“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陈先生写道，“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陈寅恪深信，只有在同一语系中做比较语言分析才是有意义的。他谴责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背叛了自己的文化。他写到，荷马与屈原、歌德与孔子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可供进行有意义比较的基础太薄弱了。要做有意义的比较，重要的是分析必须从历史观念出发，明确遵循语言发展的源流。“源流”的比喻使陈寅恪进一步提出文化意义上的“孝”。他认为，“剖别其源流”将有助于澄清语言在演化和传承中产生的混乱，“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最重要的是，任何比较研究的尝试都要建立在充分尊重该语言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上。如果在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进行比较，要强调的是“系统异同”，这样才能呈现出语言在发展和分化中的重要区别。换言之，比较的目的在于突出差异而非共性，在于强调特性而非提出超越文化的整合。
因此，陈寅恪于1933年夏草拟的国文试题，不仅考查学生对于汉语文法结构的掌握，而且也是挑衅性地考验应试者，让他们展示作为这一知识传统（intellectual lineage)继承人的文化忠诚。陈寅恪拟题时充分意识到，他在为捍卫国学的最后阵地而战斗，在正规教育体系中国学正日渐式微。除了普遍使用诸如《马氏文通》的语法课本之外，中学阅读还过于重视近代作品和政治宣传。中学的古典文学教育完全忽视文字学、音韵学和文法知识的传授，因此中学毕业生在经史方面修养不够，无法欣赏母语的美感与合理性。陈寅恪质问其同事：“今日大学、高中学生，其本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虑，高谈博引，岂不徒劳耶？”这种情形无疑刺激了清代人文传统的近代继承者，他们目睹学生因为追求用英语讲授的实用课程而对中国文史变得兴味索然，乏味的政治口号动员也使学生对文史的兴趣变得空洞。陈寅恪多少有点气恼地评论：“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但若学生不能掌握国语的基本结构，又怎么有资格被清华这所顶尖大学录取呢（“而国文则不可论”）？
陈寅恪猛烈抨击“流俗”的大多数不能欣赏国学的价值。正如陈寅恪、王力、黄侃等学者所表现的，国学家毫不讳言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例如，为了充分展示宋代文化的辉煌，陈寅恪认为“宋代之史事”乃今日史家“亟应致力者”。他认为有心治宋史者，应“补其缺遗，正其伪误”，要先精研《宋史》的原文，“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是正史中篇幅最长的之一，陈寅恪自信地声称：“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正是这种因满腹经纶而产生的优越感，使国学家反对利用文化来搞政治，鄙夷帝王和将帅“没教养”，因而无权插嘴文化和知识问题。历史学家吴晗，因其作品《海瑞罢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批判而闻名于世，他推断部分《大诰》原文必然为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手订，因为“从文理不通，思想混乱，词语粗鄙，语气狂暴，态度蛮横几点看来，绝非儒生所能代笔”。令历史学家陈寅恪大惑不解的是，为何乾隆时《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晓岚（1724—1805）常在所过目的诗集的天头地脚上批满“不通”字样呢？直到他偶然看到一份《清高宗御制诗稿》的副本才恍然大悟。纪晓岚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对御制诗的不敢苟同。由于公开表达这种观点必将触怒乾隆皇帝，作为替代，纪晓岚只好去批评达官贵人编辑刊行的诗集，他们不知羞耻地仿效皇帝的诗风，不自觉地犯下格律错误。吴晗、陈寅恪发表上述观感之后半个世纪，音韵学家王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在1973—1974年“批孔”运动期间，某位政治理论家错解了《韩非子》中的一句话，在王力先生看来，这位理论家没资格在知识文化问题上发表权威意见。
但是，民国年间的国学成就伴随着一种明显的对社会和政治的疏离感。陈寅恪笔下曾描写清华同事杨树达，无疑也包含着夫子自道的成分：“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寅恪尤其同情王国维自杀的决心，将其视做为了古典传统没落与学者世界覆灭而殉道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家的偶然自杀戏剧化地表现了对于文化失落迫在眉睫的悲怆无力感。
民国时期北方大学中博学之士从事的这种国学研究，在当时更大的学术环境中，明显是少数人的追求。尽管他们锲而不舍，积极奉献，但其学脉传承的观念及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忧心，并没有在上海、天津等西化城市的公私教育机构中产生重大影响力。国学家对实证研究的强调及其学术趣味也与国民党主办的南方大学中政治化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在北方大学的学生圈子里，从事国学研究的也多是素来有志于此之人，而不是一般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史时的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学生强烈要求对秦汉时期是处于“封建制度”早期还是晚期给出明确说法，而钱穆则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先通过史料熟悉基本史实。
然而，身为精英学人的国学家并不急于扩大学术传人的队伍。崇高的国学传统的存在的确是不需要理由的。高等学校的设立既非为了改变信仰，亦非为了灌输思想。延续光辉的传统、寻求文化的意义才是其存在的理由。国学研究圈内的争议有增无减，丝毫不为大环境下的弱势地位所影响。促使近代国学家持之以恒、献身学术的，不只是历代大师的光辉成就、其未竟的事业和历史悠久的方法论。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语言的研究本身就诞生于生机勃勃的知识传统，它是为了扭转中国文化政治命运、使其摆脱可悲现状所做不懈努力的一种重要媒介。
陈寅恪写到，音韵学知识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增进我们对古典诗词和韵文的鉴赏。［133］王力附议到，训诂学训练可以加强我们对文本的韵律和结构的理解。只有不加歪曲与亵渎地把语言复原到原本的历史情境下，语言在语音和意象上的形式美，包括对称、节奏、循环，才能完全为我们所欣赏。人文研究既提供了智力满足，又提供了审美喜悦。经典是形成文化价值的媒介，同时也是喜悦和情感寄托的对象。
国学大师身处精英主义的绝对高度俯视群伦，贬低通商口岸和党办学校的文化，视之为低劣庸俗。从其唯美主义角度来看，寻求价值和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寄托未必产生不可调和的张力。当通商口岸的学校声望鹊起，其努力的重要性变得更为明显。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提供“商业与科学的基督教育”。它的崛起受上海那些从事金融业和专门职业（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的精英推动，而这些精英的影响力正是建立在他们所拥有的近代西方知识之上。


第二章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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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里上升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自1842年到1949年，它从一个不到40万人口、以农业为主的县城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40万人口，集国家金融、工业和商业中心为一体的大都市，这一惊人发展与它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开发密不可分。十倍以上的人口增长、无法计算的财富增加，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就是在这儿，西方商人遇到了中国同行。通过他们共生的活动，内陆贸易与世界丝、茶、银器、鸦片和棉花贸易系统连接起来。19世纪末，商业财富的增长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进入20世纪，在两次大战之间(1919—1937)，社会张力明显地随着轻工业的发展而提高。棉纺厂、烟草厂、火柴厂和面粉厂在城市各处涌现，这些工厂雇佣了大量合同工和从城郊迁来的农民。20世纪20、30年代，工人罢工和劳资纠纷不时打断这个城市的工业生活，就像投机战争债券和股票的企业家那样，他们给这个城市多变的经济气氛增加了热度。［1］

上海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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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失去了重心的社会。一方面，精英阶层由于他们浓厚西方风格的世界主义观而与大众渐行疏远。就像约瑟夫?列文森曾观察到的，由于城市精英在文化上疏离于中国内地和传统，西化削弱了中产阶级在国家舞台上的政治力量。［2］同时，这些城市精英又面临着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由被地方军阀驱逐离乡的激进知识分子领导。另一方面，上海的政治史显示，尽管社会呈现分裂状况，在20世纪20、30年代，从五四运动总罢工到各种反日运动，最后导致抗日战争，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城市的下层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联合起来。［3］上海的中国人在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第二章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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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聚集，他
们的抗议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的特权和保守的中国政治当局。
尽管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分裂，但民国时期的上海在政治上却高度活跃。在这一背景下，各式各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起来。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办学目标、文化风格、社会基础和政治倾向。
一、上海：社会景观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当第一批英国商人到达时，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公共租界——中国上海县城外的一块长条形河滩，黄浦江在这里与苏州河交汇，然后流入海——“充满了杂乱的芦苇丛、沼泽、蚊蝇，瘴气弥漫”。［4］很快，一大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加入到这些英国人中来，而且人数一直增加，其中多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世纪之交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到来了——日本人、白俄人、印度人、越南人、普鲁士人、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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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希腊人等等。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在全盛时期号称代表了不少于58个国家。但是这个外国人群体的总人数似乎从未超过15万人。［5］

1842年到1949年间上海人口翻了十倍以上，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结果，特别是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每一场新的社会动乱的发生都使成千上万难民进入上海，在英国或法国国旗下寻求庇护。19世纪50年代末，在14年(1850—1864)中席卷了18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占领了像南京、苏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太平军没有占领上海，但是上海华界县城一度被小刀会所控制，其成员为广东和福建的码头工人及船员。在1855年到1865年之间，公共租界的人口从大约2万人猛增至9万人；与此同时，法租界增加了大约4万人。外国领事和居民惊恐地注视着中国人的大量涌入，1854年7月22日他们建立了公共租界第一个工部局，以处理紧急事件并控制事态发展。拥挤、恶劣的居住条件显然引起了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流行。［6］
19世纪60年代进入上海的新移民，包括很多从江南重要城市来的士绅，如苏州、南京、松江和杭州这些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当这些人逃入上海时，他们带来了财富和他们的品位。新式文化生活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时，很多人已经开始把上海作为新家。像这样的人口流动，伴随着运输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是造成江南地区地理长期变化的主要原因。到19世纪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大都市。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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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贩他迁，工匠流走，士绅阶级被国际化的新上海所吸引，传统江南城市的光彩渐渐褪色。
在世纪之交的上海，商业扩大，轻工业发展。早期，许多南京路上的商号和杨树浦的棉纱厂由外国资本开办。虽然第一家中国人利用机器制造面粉的公司早在1863年就已建立，但是本土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总是被投资环境结构上的弱点所阻碍，这些弱点曾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萧条，比如1883年信贷危机引起的萧条。［7］然而在1915年到1919年之间，当欧洲各国忙于世界大战时，上海的轻工业获得了一次重要经济增长，日本和中国投资者分享了这次繁荣期的利润。在随后几十年里，面粉厂、造船厂、棉纺厂、缫丝厂、造纸厂、采煤公司以及制造与买卖烟草、火柴、水泥、灯泡等的设备都以倍数增加。［8］南京政府十年中，富有的企业家和股东积累的财富十分惊人。以资产阶级中的重要人物荣氏兄弟为例，他们在1902年到1932年之间开设了9家棉纺厂和12家面粉厂，积累了达2913000元的资金。［9］城市资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但民国时期他们控制的财力和其数量完全不成比例。［10］
轻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引发第二种类型的移民。成千上万来自江南、苏北、安徽和浙江的农村劳动力为寻找就业机会而来到城市。妇女和儿童作为合同工、佣人、学徒和妓女被带到这里，她们很多是在男性亲属或同乡的帮助下进城来的。依靠这类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新来劳动者的招聘方式。［11］在工作场所，劳动力廉价，工作几乎没有保障，工资很低，生活条件很差。战争、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加悲惨。新政权1949年的人口调查显示，

54除37万名店员和学徒外，上海还雇佣了84万名手工业者和工业、建筑、运输工人，专家指出，另有40万成年男子失业。［12］

因为很多人不堪承受城市消费，单身男工往往回到家乡娶媳妇，大多数人把妻子留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有关上海人口这方面构成情况的调查反映了移民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中，上海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是本地人。20世纪30年代初，男女的平均比例是142∶100。因为只有少数不熟练的劳工由家人陪伴，所以上海在1949年前的人口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不到四分之一。［13］在遍布弄堂小巷的城市里，许多居民区仍旧保存着居民家乡的村庄习惯与特征。
上海第三次也是最快速的人口增长发生在1937年到1941年，也即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时候。外国租界成了日本侵略势力海洋中的“孤岛”，被中国抵抗者用来狙击敌人和汉奸。当战争期间租界以外的人口下降时，外国租界人口总数达到243万，比1937年增加了78万。［1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社会动乱的逼压和经济机遇的拉动相结合，改变了上海的社会地理和人口的概貌。19世纪40年代，上海人口中有不到百分之一居住在县城及其周边以外的地区，到了20世纪40年代，多达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在两个外国租界中谋生、寻求庇护，而这两个租界共占上海城市总面积不到百分之六。
上海在1842年到1949年经历的人口和财富奇迹般的增长，使之成为一座人口构成极为复杂的城市，往往要按文化、国籍、阶级来划分。不断发展和扩大的租界几乎取代了以前的中国官衙所在地 (即租界英语中所说的“县城”［native city］)而成为城市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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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前，中国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完全被外国人根据条约享有的治外法权阻挡在租界之外。［15］1927年国民党掌权以后，试图复兴华界，将其建设成一个与外国租界竞争的市政中心，这被视为攸关民族自豪。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市政中心”（civic center）这个提法本身来自西方。市政厅、法院、大礼堂、图书馆、广场、博物馆、医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明显都是西式的。被认为与旧式地方长官的“衙门”相对立的近代市政府的模式，实际上恰恰来自英国。［16］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一小部分金融家和企业家控制着不成比例的大部分资源，并引导着流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与城市贫民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悬殊引起社会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愤怒。在电影、戏剧和小说中，20世纪30年代被大量地描述为充满社会紧张、剥削和不公平的十年。对全盛时期的上海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最令人感动的描写，可能是作家兼新闻记者夏衍的经典报告文学，他对城市中棉纺厂使用十几岁女包身工的制度进行了报道。夏衍写道，上海是“一座建筑在二十四层地狱上的四十八层摩天大楼的城市”——西方式的物质建构耸立在民众无边苦海和违背人性之上，唯有佛祖的慈悲才能普度与宽恕。［17］
二、上海：文化环境
在上海，文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和具有社会争论的议题，这是因为文化范式不确定，各阶层互相渗透，语言多种多样，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不断与殖民特权对抗。几乎上海生活的所有层面——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都显得分歧多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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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新的社会群体的上升，新的文化形式不断产生。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阶层力图保持自己的优势，旧的文化范式被有意再三强调。当在典礼、游行、节日、抗议、罢工、教堂礼拜、公园音乐会等公共场合和集体活动中的交流割裂了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分界时，各种不同的策略就会被采用来操控这些混合在一起的象征符号（a mixture of symbols）。文化的分裂既被利用来表明身份，也用于政治动员。
英国 “模范租界”的存在有助于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产生一种混合型文化。民国时期的上海有着一幅奇特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文化场景。一方面是用户至上的百货公司、咖啡馆、夜总会、赌场、电影院、娱乐厅、跑马场、慈善舞会和其他一些由西方传入的活动形式，另一方面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大众电影、戏剧、小说、报纸和杂志。［18］上海景象的自由特性使保守的批评家讥之为“海派”，以与“京派”相区别。北京代表着经过士绅—官员—文人（gentryofficialliterati）提炼的精致的雅文化，上海则是时髦、华丽、有意炫耀、引人注目的商业中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城市。不像中华帝国后期的富商——比如18世纪扬州的盐商，上海资产阶级不求与拥有土地的文人生活风格攀比，也不试图进入官僚政府。［19］这个城市的中上阶层以他们的商业财富和西化的世界为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才真正成为北京的文化对手。
1902年，英文《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出版了一本文集来庆祝英国人进入上海60周年，它描绘了英帝国从芦苇和沼泽中赢得模范租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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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提到已有两代英国人，他们在公园里的法国梧桐树下初恋，他们结婚生子，他们现在埋葬在浦东2000座英国人的墓园中，“土归土，尘归尘”，作者若有所思地指出：“……如果有任何国家在中国事务上有发言权，那就是英国，她最大程度地、毫不吝啬地为世界的利益献出了她的儿女们。”［20］
上海的模范租界被看做那些回不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故土的英国人的家。报道不禁让人联想起一个由世俗和宗教机构组成的文明秩序：选举产生的工部局、英国教会圣三一大教堂、基础广泛的伦敦传教团体的联合教会、消防队、法院、改良监狱、市政供水系统、路面平整、有路灯照明的街道、公园、公众共享的免费音乐会、身份显赫的上流社会圈子——和家乡英国没什么两样。剧烈的英国运动像赛马、板球和马球比网球之类更受人偏爱，网球中“球的柔性”让人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事实上，“吸引喜爱运动的英国人离开家乡，面对各种风雨，投入各种危险、困难和气候的是其运动天性，这种天性本质上就是竞争性的”。［21］能够打断对这些运动的热切追求的，只有像1870年天津教案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一类的事件。在这些情况下，外国军队在中国赢得的漂亮胜利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这个记忆不断促使上海万国商团（the Volunteer Corps)更加倍操练。［22］
英文《文汇报》的报道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对不同国籍人高下不等的观念。法国人因为在很多时候不能保持房间整洁而受到嘲笑。［23］美国人让人皱眉头的是其粗鄙的沙文主义和污言秽语。［24］中国人似乎不是贫民窟的居民、不诚实的仆人、见风使舵的阿谀奉承者、怯懦的将军手下的胆小士兵，就是引起骚乱的暴民。然而，至少在板球比赛中，上海社会的这些其他因素都隐而不显了，因为公共租界队要和来自其他大英帝国属地的板球队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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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板球队名为“上海队”，来访的其他球队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队以及来自其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队和日本“神户”队。［25］
虽然通过贸易使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共同的事业中成为合伙人［26］，然而，英文《文汇报》的报道几乎忽略了英国商人和经纪人的影响，只强调了英国传教士和官员留在这个模范租界的文化影响。世纪之交的中国还没有从义和团运动中恢复元气，这块半殖民地上自信的外国人［27］，笔下带着明显的优越感，他们更愿意——至少是表面上——通过传播基督教而不是贸易来影响中国人，并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教育使中国儿童皈依。然而过去劝人入教的努力的结果却很不令人乐观。从19世纪晚期开始，教会已开办了几十所学校。但是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传教士的说法，“狡猾的本地人”似乎已经找到了既从教会学校的世俗教育中受惠，又能保护学生原有的信仰不会被颠覆的方法。租界民众都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仍盼望西方文化最终能获得主导地位：


无疑是这种情形，并且相当自然。教会学校仍对传教事业有所促进。它清理道路、准备基础，在有些情形下是播下了种子。一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男孩很可能不会在他以后的生命中成为狂热的排外、反基督教的人。他所受的更好的教育使他的智力稍微高于他的伙伴，并促使他站在正确的一面。小的影响可以关乎整体，有很多新闻界和公众两方面的迹象表明，西方教育已经造成了足以保证它在近期更迅速地发展的印迹。［28］


但是对于在学校里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结果充其量只是造成了矛盾情感。就像我们可以在上海美国圣公会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教会教育的目的和中国刚萌芽的民族主义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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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考验了上海那些精通中西两种文化的精英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忠诚。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圣约翰大学由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主教在1879年创立，生于立陶宛的犹太人施约瑟是作为美国圣公会成员来到中国的。圣约翰大学由美国教会筹集一小笔捐助组建的，用这笔钱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西郊的极司菲尔路购买了14英亩土地作为校园。第一批39名学生全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贫穷的基督教家庭。为了让他们准备好接受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教育，这些男孩子的衣服、食品、课本、钢笔和笔记本都是免费的。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29］
圣约翰直到1906年才在美国作为一所大学注册登记，但它仍是中国最早的西式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所在的这个变化中的城市和为其提供资金的传教士社群，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就像上海和上海租界的崛起代表了一种与旧帝国首都北京形成鲜明反差的新兴城市类型，圣约翰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一种与中国教育传统断裂的高等教育机构新类型的诞生。
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圣约翰大学主要从中国社会的下层招收学生。造就圣约翰大学的争论几乎不涉及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它诞生在关于传教策略的激烈辩论中：为了宣扬“上帝的福音”，究竟是通过宣讲教义还是通过教育更好？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更好？因此，圣约翰成立的意义与同文馆的创办形成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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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表明清政府有兴趣学习西方语言、科学技术知识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前者代表宗教团体决心进入中国世界所做的努力。
如何使异教的中国基督化，是所有在中国的基督徒共同的目的。19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争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取得这个结果。早期沿海港口的福音传教士——宁波的长老会教友、通州的公理会教友、北京的卫理公会教友——坚持直接在大大小小集会上布道的原则，并以皈依者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他们的成就。1876年《芝罘协定》后，中国内地向传教士开放。新组建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很快成为最大的单一传教机构，它怀着拯救内地淳朴民众灵魂的热望。［30］然而经过多年忘我的努力之后，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仍令人尴尬地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并且皈依者多来自社会较低阶层。19世纪60年代，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ABCFM）华北分会（公理会）在北京、通州和张家口开办了一批小型学校。“每所学校仅有数量很少的乞儿，很多工作仍是暂时应付，偶尔为之，也没规律，教课内容是最初级的，并很大程度上限于宗教和基本汉语。”［31］通州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首席福音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教士1877年向纽约的董事会报告说，虽然每一天他都在通州“广大的听众”中布道，但是他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就像“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32］
同时，北京长老会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和稍后上海卫理会的林乐知(JAllen)建议，对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与中国上层社会对话开始，才可能产生效应。［33］丁韪良看到，传授世俗西学科目，尤其是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领域，就有希望保证外国传教士在士绅改良派中赢得体面的听众。对他而言，
就像以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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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基督教努力的最初舞台是朝廷，而不是大街小巷。丁韪良曾成功担任过北京清朝当局开办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的教习，后来成了总教习。到19世纪70年代，这所学校开设了全方位的课目，从英语、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和天文学［34］，培养了很多出身士绅家庭的学生，以担当新产生的政府职位，如翻译、领事、工程师等。［35］
就在筹备圣约翰大学的那一年，即1877年的5月，于上海举行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方法又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位资深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这样阐明他的保守立场：


我们传教的目的是规训（discipline)这个伟大的民族，或者说，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不管别人怎么做，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发展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进步；而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为基督赢得中国。［36］

杨格非不考虑商业和科学怎样才可能在中国发展出新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式，他认为：“只有福音书体现上帝拯救的力量，把人从罪恶和邪恶的支配下拯救出来……这是中国人非常需要的。”［37］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碰撞，是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碰撞。杨格非反对采取有功利好处的世俗手段，他坚持异教徒绝不能通过诱惑或物质奖励的劝说而进入基督的王国。他们必须在精神上被天父遍布世界的光辉所征服。
很多人持与杨格非同样的观点，比如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谢卫楼教士，他警告说，在中国的传教士教授世俗科目，就会冒着将其中的宗教性质大大淡化的危险。［38］因此，19世纪70年代，由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提供支持的学校，

62只为从事传教工作的青少年助手提供基本的教义问答训练，使其有能力满足在中国宣传教义的目的。［39］
与此相反，圣约翰很快就超出了对中国皈依者进行纯教义训练的范畴。它不但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学院，而且提供了用英语讲授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一大批非基督教背景的学生。［40］在最初的几年里，它开设基础性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地质学、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和完备的英语课程。［41］建校伊始提出的目标是把圣约翰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可以与耶鲁大学媲美的重要的“学习中心”，成为“中国光明与真理的灯塔”。［42］“光明与真理”在大学部正式成立四年之后的1894年就成为该校的校训。［43］
圣约翰大学的学术取向反映在它用来为其学术正名的话语中。虽然谢卫楼教士和其他人说要带来信仰的明灯以照亮中国广大内地的黑暗角落，替圣约翰的课程安排辩护的其实是功利主义、普世主义和人类实际利益这类修辞话语。谢卫楼教士强调上帝的旨意，圣约翰的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 Pott）教士则认为，人类智慧的扩展就是它本身很有意义的目的。他满怀信心地展望拥有共同价值和真理的大同世界前景。［44］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会有助于拓展我们学生的精神视野”，卜舫济博士写道，“通过传授英语，我们在做训练中国人思维的事，这就像教欧洲男孩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45］。传授科学“不仅因为它们有实用价值，还因为像所有真理一样，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学习这些真理必将有助于人类发展”［46］。
基督教应该在教育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宗教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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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以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基督教对人格塑造的有利影响，而不是在中国发展教会的工具性价值。“基督教产生出了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最高尚的人格”，卜舫济博士在一篇关于圣约翰建校宗旨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圣约翰已成为一所真正的人文和科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大学，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扎实的文化——而不是宗教——课程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其策略是通过把基督徒传授的英语与学识相联系，从而“为英语赢得较高的地位”［47］。这些愿景，卜舫济认为，不亚于在中国掀起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卜舫济教士相信，圣约翰不仅能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灵魂中扎根，还会引入足够的外国元素以刺激中国文化的新生。［48］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卜舫济希望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的人本主义，这一世界主义的计划在付诸实施时，社会现实很快让卜舫济的希望变得不切实际。圣约翰的惊人发展更多的是出于对精通英语技能重要性的功利性期待，而不是基督教精神主导的文化复兴的吸引力。英语课程的世俗化特征在19世纪末不是没有引起传教团体的注意。［49］ 尽管自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之后，对传教教育事业的支持已经有很可观的增长，但英语是否应当被采纳为授课主要媒介的问题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仍引起了不少讨论。谢卫楼教士警告说，英语课程只是那些对世俗商务职业感兴趣的学生们的铺路石而已。［50］在忠实的福音传教士看来，这种课程对大量非基督徒有巨大吸引力的全部好处，还不够补偿为此而来的年青人思想世俗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谢卫楼教士担任校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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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创办的学校中，通州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在教学上很多方面与圣约翰形成对比。这所1893年成立的公理会书院几乎不教英语，只提供基础水平的自然科学课目，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并且很重视基督教在校园生活中的角色。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教工作培养实地传道者，因此课程的重点是讲授《圣经》。［51］毕业生被鼓励以各种方式献身于宗教，或在教会学校做老师，或继续进入神学院深造，或学医为本地教堂服务。［52］圣约翰不断用诸如“有益”（benefits）和“实用”（utility）的词来形容自己，而潞河书院则自诩“尽职”、“感恩”和“充满基督教热情”。
在谢卫楼教士的严格指导下，潞河书院学生的校园生活以“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为重点进行管理。［53］学校每天早上8点以朗读《圣经》片断、唱诗和祈祷开始。晚上的祈祷在7点进行。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周日上午定期的讲道和下午的主日学校，“除非基督教青年会对其在城市或农村进行的基督教工作还另有具体安排”。［54］基督教青年会是校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它为祈祷、讨论以及课外学习《圣经》组织各种聚会，向到教堂来做礼拜的人传播福音，安排成员在通州街上的小礼拜堂和市郊村庄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55］
虽然祈祷、礼拜、唱诗班和基督教青年会是圣约翰校园生活的重要特色，出去布道的学生即使有，却也很少。［56］像潞河书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Shandong Christian College）这样位于华北的大学，强调宗教教育并使用汉语，发展成为有坚实乡村基础的教育机构，圣约翰的发展则依靠上海向上流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富裕社会中建构。上帝的福音回响在华北乡下街边小礼拜堂和村庄大路口，圣约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理想，则不可避免地被都市资产阶级及商业西化环境所淡化。懂得科学和信仰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世界主义和启蒙的标志而受到重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理想继续被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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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圣约翰崛起为华中最难进、最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之一，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课程——这一精辟的概括是杨格非在圣约翰成立前后说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许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获得上海金融和实业圈的领导地位，这一基督教文明的象征、风格和价值观所得到的社会声望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圣约翰一开始只是从江南地区基督教家庭中不经筛选地收取预科学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教会大学，1925年春天，大学部共有学生449人(文理科419人，神学科4人，医学科26人)，这是1937年学校进行注册前人数最多的一年。［57］1916年，预科学生人数第一次少于大学部的，那一年大学部的人数超过预科24人。［58］学生人数的增长开始于20世纪头几年，此后二十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1900—1909这十年中，共有561名学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在以后的十年中，这个数字增长了近三倍，达到1836人，然后又在1919—1929年明显增长，达到2863人。就如最后这个数字所反映的，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尤为惊人，因为它发生在圣约翰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两次冲撞时刻。1925年秋天，注册人数有一个急速的下降(从449人降到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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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很多学生在五卅运动之后断绝了和圣约翰的关系，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分校。因为预料到伴随北伐而来的骚动，1927—1928年圣约翰整年暂时关闭。［59］南京政府十年期间，这所大学的学生群体已经基本上选择不再积极关心民族问题。
在入学人数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学生群体结构的变化。虽然学生群体的世俗化在提供有广泛吸引力的综合课程的城市教会学校中，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圣约翰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其他主要的教会学校领先。燕京大学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从1924年的727%下降到1934年的32%；岭南大学从1924年的716%下降到1934年的26%；杭州大学从1924年的863%下降到1936年的27%。［60］在圣约翰，早在1920年就有大约50%的学生来自富裕商人家庭，而不是来自典型的贫穷基督徒家庭。到1920年，即世俗化运动在其他学校发生的十年前，只有20%~25%的圣约翰学生是基督徒或有基督教背景。［61］
尽管大多数学生仍然来自上海地区，但民国时期圣约翰有40%的学生是从别的省份招收，特别是华南和华中。［62］除了江南附近的同乡联谊会，像宁波、无锡和浦东的，圣约翰校园里还有从中国南部和中部来的学生同省联谊会，像广东、安徽、福建和四川。［63］这种地域上的扩展，与早年圣约翰的吸引力仅限于来自吴语地区学生的情况形成对比。然而，随着学校社会—地域的基础的扩大，圣约翰新生所受预科教育的相似度也在增加。在1914年至1919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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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报考者的增加，也为了保证学生精通英语，圣约翰及其中学部和同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其他一些知名学校建立了特殊关系。毕业于这些受认可学校的学生——圣约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民利中学、圣彼得教区学校、马汉学校的学生，圣玛丽亚堂、中西女中这两所学校的女生——与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生一起，可以不经考试进入新生班。［64］圣约翰在民国时期赢得了声望，同时它的学业课程更加成熟，每年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大学本科拥有一席之地，一名学生最晚也须从初中开始进入这些与圣约翰有联系的学校学习。
别的教会教育机构大体如此。大多数使用英语的教会大学，有很大比例的新生来自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会中学。［65］是英语教学而不是基督教教育促成了从低到高教育经历的同一性，也造成了圣约翰学生群体的整体世俗化。
在通商口岸上海，英语是工部局、会审公堂、金融机构、买办资产阶级和租界上层社会的语言，对于租界有钱人家的青年人来说，英语也是显现其地位和教育的语言。圣约翰为它的学生奠定了“商界的地位”，卜舫济博士这样写道。［66］圣约翰也为它的学生打通了“和外国人交往”的渠道，并促使他们“在团体中过有益的生活”［67］。圣约翰训练中国学生学习英美殖民者的语言、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并把毕业生安置到联结“东方”和“西方”的网络中去。这所大学在财政上本身就得益于通商口岸网的支持。由圣公会董事会提供的资金每年只有略微增长，而来自学生学费与私人捐助（既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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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则猛增。［68］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其形象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直接对抗而受损之前，捐助收入占圣约翰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69］
追溯起来，这种后来被证明对圣约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网络，其实是一张以校友会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它使圣约翰在民国时期的本埠名人和国家要人中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能公然对抗国民党的势力也要归功于它。圣约翰的校友会成立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同类组织之一。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组织，不但在天津、北京、南京、汉口、杭州、宁波，而且在英国、西欧和美国都有分会。［70］这个严密的组织通过由“一群忠实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校友顾问会与学校保持着密切联系。校友会协调各分会的活动，并与圣约翰校方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在开始的几年里，校友会主要在中国为学校招徕资金支持，并以资助兴建新校舍和运动场地的形式为母校作出贡献。［71］像其他学校的校友一样，这些圣约翰的校友也通过对校际运动的热情支持来表达他们对母校的忠诚。
正如为其成员准备的一套资料所反映的，这个校友会的社会组成表明了校友们在哪些领域里联系更紧密。［72］1929年的粗略统计显示，在780名圣约翰校友中，有200人从事教育工作，200人从事商业活动，20人从事实业［73］，100人在政府供职［74］，80人从事医务工作［75］，另外80人在国内或国外继续深造，30人从事宗教和社会服务工作，还有70人职业不明。［76］这一分布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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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绝大多数圣约翰毕业生的工作去向是在掌握英语和了解西方有着特殊重要性的领域，如外交机构、商界，工业企业中的人数略少。其次，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圣约翰在华中地区率先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另外是在土木工程、新闻学和商务管理等方面。最后，它显示了圣约翰校友在创办超出基督教传教工作以外的新型社会组织方面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如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慈善组织。［77］
虽然这些数字远远不能完全勾画出圣约翰学生的就业情况，但仍具启发意义。它强调了圣约翰教学侧重金融、商业、都市化的和西方化的倾向，也成为衡量圣约翰世俗化的标尺。校友会积极分子的职业构成也反映了在中国支持这所学校的主要社会基础。圣约翰使其学生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财政、商务、工业和专业精英梯队最高层的社会关系网。最重要的是，这个在社会和教育背景上有相当程度相似性的人际关系网被大学校园里的共同文化风格加强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圣约翰的学校生活以产生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为重点，每个班的学生毕业时都具有“团队精神”。卜舫济博士认为，这种被认为是美国大学特色的班级制度(23级、35级等等)有明显的优点，尽管受到喜爱英国和德国教育方式的人批评。“学生与他班里的成员联系更加紧密，感觉到他们是他特殊意义上的最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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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终身记住他们，并以他们的成就为骄傲。如果班里有人将来出了名，他会感到是班级的光荣。”［78］圣约翰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培养这种“精神”，这些活动把美籍教职员和中国学生联系得更加紧密。［79］这类活动有几个特定组成部分：音乐、戏剧、运动、慈善和社会活动。
从教堂唱诗班的赞美诗开始，很多圣约翰的课外活动包括介绍和欣赏各种形式的音乐。圣约翰的军乐队和合唱团都是中国最早的这类组织，成立于1900年之前。音乐——声乐和器乐，中国和西方的五弦琴、小提琴、竖琴、钢琴、长笛、横笛，交响乐队和小乐队——不管在学校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庆典上、学生宿舍的日常生活中都很重要。［80］
圣约翰的学生中有很多中西音乐的鉴赏家和演奏者。邱培珣，政治学学士，22级的班长，浙江人，“具有正确政治天赋”的人，也是沉浸于音乐之中的“伟大音乐家”，尤其擅长长笛和横笛。俞鸿润，22级经济学学士，“一个伟大的演讲者，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空想家’”，“平时晚睡晚起，考试时早睡晚起”，虽然“从不专心于学习”，但他不可思议地通过了考试，他的心永远被周六和周日的日场招待会的音乐和歌声所吸引。顾森柏（音译），22级理科学士，是一位“强健而快乐的绅士，唱歌像云雀一样动听”。 当他在舞台上用假声唱歌的时候，为他填写毕业纪念册的传记作者惊呼，“你一定会被他的独唱迷住!”“我们通过1921年12月20日和21日晚上在奥林匹克剧院的一系列演出活动展现了我们对圣约翰的爱。”这个班的文艺委员王君理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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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晚的活动是成功的，“我们重建了圣约翰学生演出活动的昔日荣名”。由22级的18名成员组成的大学民乐团（The University Chinese Orchestra）更是锦上添花。他们的同学非常高兴，因为演出不仅反映了学生们怎样“认识到音乐的价值是生活之美的基本保证之一”，还“为学校场地扩大”募集了资金。［81］
因为曾有在国外的留学经历，一些圣约翰社团成员在把西方音乐传统的某些方面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圣约翰的建立者之一颜永京(1898年去世)的儿子从凯尼恩学院回国时，他带回一把吉他、一辆自行车以及与未婚妻在月光下长久散步的习惯。［82］乐器激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散步习惯也令校园周围的村民感到惊奇。当牛尚周结婚时（牛是后来圣约翰校友、内科医生牛惠霖和牛惠生的父亲，也是宋子文(1894—1971)的姨父，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工程师），基督教典礼之后是兰心大戏院的招待会和演出活动。牛的一群朋友组织了一个四人合唱队在会上演唱他们从美国学到的英语歌曲以表示庆贺。［83］
圣约翰的演出促进了其他教会学校音乐欣赏的普及化。1927年，圣约翰的五弦琴乐队访问了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并载誉而归。因为这次有纪念意义的访问，沪江大学里也成立了类似的乐队。在南京政府十年间，沪江大学发展出很多课外音乐活动、必修音乐课程，其合唱队还定期在华东巡回演出——就像圣约翰一样。［84］
教会大学提供了比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更有利于欣赏西方音乐的校园环境。燕京大学的音乐课由范天祥（Bliss Wiant）博士指导时，每年都上演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弥赛亚》。但是也有其他公开演出。上海毕竟是诸如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t)、约夏?海费茨(Jascha Heifetz)和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这些人经常办音乐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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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也有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作周日常规演出，富华（Arrigo Foa）是指挥和音乐会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确定的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观赏严肃的音乐会；交响乐和协奏曲太深奥了，很难获得跨文化大众的欣赏。但是也有少数人出席这种场合。在兰心大戏院，坐在后排的往往是在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的有上流社会背景的人。坐在楼厅里少付一些入场费的，则多是像圣约翰和沪江这类教会学校的学生。［85］
圣约翰的体育协会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末。它开展广泛的运动和比赛：网球、游泳、田径、足球、篮球等等，都是源自西方。很多学生加入这个协会来参加运动并赢得群众的喝彩和奖牌。24级常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成员拥有两种才能——音乐和体育。有若干名“杰出的赛跑选手和足球运动员”(“足球”指英式足球)涌现，包括钟某某（YLTsung）、何某某(HLHo)和连某某(KVLien)。“钟先生在整个学校以长跑闻名”，这个班的书记员写道，并且钟和何都在足球队。23级在学校的运动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因为它在比常规英式足球人数更少、规则更简单的“小足球”比赛中很受欢迎，而且保持常胜。这个班的毕业纪念册如此写道：“我们对运动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罗斯福关于男生必须努力学习、刻苦运动的建议是十分有道理的。”25级的同学录提到他们在每天午餐之后聚在一起进行一场“小足球”比赛。林泉辉（音译），22级理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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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手”，是一位“平时虽文静，但嗓音极为迷人的男高音”。尽管他的学习从来不是很好，总是在各种集会中最后“亮相”，但仍然是“校队最好的游泳选手”和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徐腾辉（音译），22级文科学士，广东人，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一位满怀宗教热忱的神学家”，又是圣约翰田径队的队长。［86］
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是由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校际足球赛。连续十几年——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圣约翰被联合会禁赛——足球冠军的争夺战总是发生在圣约翰和南洋公学之间。胜出的球队有时到北京和香港参加为夺取全国大奖而举办的巡回比赛——当这些地区已经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华中地区的队伍进行比赛的球队时。有“东亚哈佛和耶鲁的比赛”之称的圣约翰和南洋之间的比赛，总伴随着很多社交活动。圣约翰的姊妹学校圣玛丽堂的女生们会在比赛中为圣约翰的胜利喝彩——这使来自中国其他学校的对手们非常嫉妒。［87］
戏剧和辩论会也是通过圣约翰介绍到中国校园来的西式活动。西塞罗论坛每年都组织“以个人演讲和团队辩论为形式的英语公开演说”。［88］莎士比亚研究会在1900年前后成立，成员每周六晚上聚会，阅读一部莎士比亚剧本。［89］1896年7月毕业典礼前夕，《威尼斯商人》审判一场由毕业班学生上演。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片段成为学校的传统。［90］在日渐增长的资金和颇具影响力的校友团体支持下，这项活动也在上海报纸的社会版上得到广泛报道。学生、校友的朋友和家人积极观看演出，他们坐着由私人司机驾驶的车子而来，穿着时髦，每人都花几块钱作为入场费和捐赠。
当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富日增，而且对掌握西方社交礼节与习惯也信心日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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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交场合就刺激了炫耀式消费。没有其他地方像在顶尖教会女校里那样，会有人投入如此多的注意力去追求时尚和社交规则的细节，例如圣约翰的附属中学之一卫理公会的中西女中，宋美龄就在其著名毕业生名单上。除音乐、美术、文学、家政课程外，中西女中学生学习怎样改善个人仪表、美化家庭环境、掌握社交礼节知识以及成为一名合格的中上层阶级家庭主妇所需的其他相关技能。中西女中的高年级学生把她们的大量时间花费在舞台服装上，以为毕业典礼前夕的英语戏剧演出作准备。为了典礼本身，一位毕业生可能要为校园里各种告别聚会准备7套新衣服——以避免在不同场合穿戴同样衣服和首饰的尴尬。［91］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社交生活把上海中上层阶级的身份象征与西方的礼仪风格联系起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圣约翰影响范围内许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圣约翰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颜永京教士曾任学校主管，也是学校创立者之一，他的家庭生活节奏就是按照基督教仪式，而且表现为美式风格。［92］颜永京曾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接受教育，然后进入凯尼恩学院(在俄亥俄州的甘比尔)。他1861年回国，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工部局当职员，然后成为一名讲道者并被任命为牧师。他虽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但还是表现出对西方风格的偏爱，并保留他在凯尼恩学院所养成的习惯。他在自己的英文神学藏书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智慧。每个周日，颜永京都坐着一辆敞篷马车从他在圣约翰的住所赶到虹口的讲坛去，在美国中西部这种马车比在中国更常见。
颜家住在校园里一座西式风格的房子里。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在教职员宿舍区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几乎都是美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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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父亲会带儿子参观停靠在上海港口的美国战舰，游览美国造纸厂，或观看业余英语剧团和杂技团的表演。颜的孩子们穿着中式长衫，却学习西式习俗。颜太太，也就是颜惠庆的母亲，在香港教会学校学过英语，她为自己引导仆人转信基督教而感到骄傲。她带领全家在晚餐桌上做祷告，教孩子们西餐礼节，并指导仆人做西餐。他们用蜡烛、礼物、贺卡、讲道和祷告庆祝圣诞节。他们庆祝所有主要基督教节假日以及7月4日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译者注。［93］
在圣约翰校园里，大多数中国学生群体明显地带有受外国生活习俗影响的气质。1890年创刊的学生报纸《约翰声》（StJohns Echo）第一期宣称：“这份报纸是亚洲第一份由中国学生创办的外文报纸，只有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94］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约翰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人物。它的希望必须用世界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95］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资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中，圣约翰的巨大成功因而成为表现通商口岸上层阶级与中国其他地方间文化差距的重要标志。
在上海半殖民地的混合环境中，圣约翰成功地为出身于金融业、商业、工业和有专业背景的中国年轻人理直气壮地提供西式教育，这种教育成为通商口岸精英自我定位的一部分。但是，“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的馈赠不是没有代价的。学校许可的汉语教学的主要形式是翻译：把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译成中文，或反过来。不过，22级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要求其成员练习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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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中国经典散文并用汉语写作。有些学生“感觉到保护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需要，这是学校经常忽视的”［96］。尽管有人似乎已经具有文化折中主义的能力，比如既跟美国教授学习经济课又同时参加算盘协会［97］，但也有人发现，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也必然为接受圣约翰提供的教育付出了一定代价。
22级班中也有代表作为一年级新生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支持1919年的五四运动。刘祖辉，22级政治学学士，《约翰声》的主编。为了华北急需救助的灾荒，“他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使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募捐表演获得成功”。这个班有四个人为此亲自去了一趟北方。［98］校方允许学生自发组织活动，只要他们不在校园里引发冲突。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大学教育逐渐被上海中上层资产阶级所垄断。不管一个家庭是否仍然认为其祖籍是宁波、广东还是别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上海商业界精英的孩子。1919年校际比赛的第一名陈守模被誉为“一名足球场上的明星、西方音乐的爱好者、经济学家和一个莎士比亚通!”［99］像这样的圣约翰学生生活确实与北京学者及城市革命分子的关注点有很大距离，更不用说中国广阔内地的精英和农村群众了。然而，圣约翰立足于享有特权、相对封闭的上海，基于阶级的批评几乎不影响其总体发展。但是，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攻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也就是1925年夏天，学校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分裂了。预料到胜利的北伐军将乘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潮进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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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伴随着“骚乱”，于是圣约翰在1927—1928年整个学年关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批评持续指向圣约翰。从外部攻击的人指责圣约翰的教职员和管理机构带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那些选择仍留在学校的——特别是中国学生——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矛盾感情。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当卜舫济首先主张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时，他提出的理由包括相信英语会有助于教授更高水平的自然科学。［100］卜舫济在19世纪90年代末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缺少合适的中文参考资料。学生对英语的掌握有限，会迫使教师只能以中文为媒介教授初级水平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卜舫济认为，可以先让学生把英语学好，然后再提高自然科学教学水平。他还相信英语教学不会影响学生用本土语言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101］
后来的发展证明，卜舫济博士对后一点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圣约翰没有因为其自然科学课程的优长而享有特殊声望。它的毕业生占据了上海金融界和医学界的重要职位，后者则是医学院的功劳。不论富裕的上海资产阶级将其混合文化风格在城里人中的受尊重程度抬到怎样的新高度，这些西化的精英也不能避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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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批评他们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无知”。［102］这些批评与圣约翰的中文课程有关。
教会学校的中文课程通常比较薄弱。直到燕京大学成功地邀请了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顾颉刚、容庚和洪业(洪煨莲)，加入由陈垣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教会学校才开始把杰出的中国古典学者吸引到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来。［103］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当严复、马良、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在复旦公学做演讲时，圣约翰的中文系仍由仅在科举中获得低级功名的旧式人物管理，开设传统风格的课程。［104］在这一点上，圣约翰中文系的弱小是由于脱离了如北大、清华、复旦和中山等大学中文系的主流文化和思想潮流：后者关注文化的自我再生能力，并寻找中国的政治前途。
再者，在圣约翰内部，作为英语系的竞争对手和没有能力与理科部门及其他专业院系互相交流，中文系势单力薄。它的发展障碍是文化、教育、宗教和语言学各个层面。圣约翰的教授会议是从19世纪90年代英语系的系级会议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总是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中文教师因为其语言劣势而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聚会。［105］此外，中文教师与理科和专科教师在风格、外表、社会背景和学术训练各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中占相当比例的人曾在西方受过教育。虽然教会学校中的中国教师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往往被当做二等雇员来对待。那些教英语、自然科学和专科的中国人所获报酬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要低得多。教汉语的工资甚至比教西学课目的中国同事的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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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职工在住房、晋级、教职工会上的发言权和雇佣期等方面都受到歧视。［106］
从圣约翰对待中国教职员的态度上，基本看不出美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校管理层为提高中文课在课业中的地位做出过什么努力。然而也有人指出，是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生群体所持的功利主义导致了中文课程的衰落。“看起来使多数年轻人真正对学习中国文学和哲学感兴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学校的官方记载中写道，“因为他们看到西学有更大的直接利益。”［107］民国时期圣约翰的中文课程缩减到仅为象征性的点缀，要求所有学生每周花两个小时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过来把汉语译成英语。所有其他的中文课程都为选修课。带有传统意味的国学院作为大学的一个系，在1917年被取消了。［108］
对圣约翰中文课程进行根本改革的压力最终来临，可以料想，这压力源于学校之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十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越来越甚的排外和反基督教气氛中，针对圣约翰学生对本土文化和语言无知的批评也更激烈了。1923年从圣约翰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1878—1965)，也是一位在上海工业和金融界有广泛人脉的杰出士绅领袖，是这类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109］
在描述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这两个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和瞿秋白写的文章，他们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紧接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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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和陈用这两个概念大致勾画出在继之而起的罢工和谈判期间，上海商界内部对于公共租界英国当局的不同政治态度。根据共产党的早期说法，与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相比，当地小商人组织更不易与英国人妥协，在支持集会和罢工方面也更积极，因为在这些小生意人看来，他们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几乎没有冲突。另一方面，富商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通过牺牲国家利益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110］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二分法，是试图将对帝国主义势力不同的政治态度与从阶级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连接起来。
然而，字典中“买办”这个词，指的是为外国贸易和银行业务担任代理人的中国人。在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期间，十三行的成员是外商法律上的担保人。在19世纪晚期贸易扩张的几十年里，通常由买办来处理在内地的采购和销售，应付中国的钱庄和官僚，他们既是外国公司雇佣的代理人，也是为自己牟利的商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一家公司的首席买办往往本身就是富商和总管，处理涉及中外公司的业务，他自己雇有一套由秘书、会计和其他职员组成的班子。［111］同时，买办阶层也包括社会出身并不显赫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上升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主要是因为长期受雇于外国公司。比如虞洽卿，他可能是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买办，他本是一个贫穷的宁波少年，19世纪70年代左右来到上海，在一家外国公司做学徒。他后来成为四家外国银行的首席代理，通过海运业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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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拥有强大商业和政治人脉的独立投资者。［112］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虞也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英国交涉的首要人物，并被看做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买办，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公开指责。［113］
中国人拥有近代企业始于19世纪最后25年中。因为早期投资者与土地财产、官僚政治的关系，它们常常被中国史学家描述为“官僚资本主义”。最初一批投资者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有的来自富裕买办行列。但是，这些私营企业主受到上海188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随后引起的经济危机是标志着官僚资本主义崛起的转折点。［114］在“官督商办”的指导方针之下，19世纪后期，官僚和上层阶级的资金进入工业和运输业，如蒸汽轮船、铁路、矿山等等，士绅商人和士绅实业家在官僚的庇护下崛起。这个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士绅身份、与官僚的联系、作为地主的财富来源以及在实业和金融业上的投入，在风格、利益取向和地位上都不同于1925年当地商人（neighborhood merchants)那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展，机会向勤奋而有创业精神的人开放，包括海外华侨，让出身卑微者发财致富——就像南京路上永安百货的创办者一样。［115］
虽然通常对“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意味着其社会来源的某些明显特征，但民国时期这两种人在社会成分上越来越难区分了。把资产阶级简单二分为“买办”和“民族”，以作为描述不同政治倾向和阶级利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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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官僚资本家”的存在，也没有充分描述上海社会极大的复杂性。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文化上，是整个商业环境促进了混合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文化中，受传统制约的文化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狭隘性是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受的。
然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必要，但在社会和文化优先权上却有重要区别。当我们比较重要的教育机构如圣约翰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时，这些不同就显得特别突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约翰的成功建立在“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的世界主义努力上，这种课程广泛地吸引着中上阶层。［116］相形之下，江苏省教育会——江苏近代教育改革和江南地区职业教育的主要推动者——在士绅精英的努力和指导下想促成中国的近代化。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1906年，是总督的士绅顾问机构，主要负责整顿当地风俗和促进省内学校的发展。［117］ 这个组织是民国时期推广实用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佼佼者。它促进了簿记、会计、英语商业通讯、工业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圣约翰以更高的学费和更重的西化印迹，把入学学生限制在少数富家子弟，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在文化上更接近“买办”，即使在社会出身或政治倾向上并非“买办”。而江苏省教育会设计的课程则门槛较低，向大批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敞开大门，让他们准备好跻身于上海商业界和工业界的中下层。
当1919年上海出现支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时，江苏省教育会的领导人黄炎培积极参与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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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爱国运动得到了总商会的有力支持。同时，成千上万的店员、学徒和雇佣工人加入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爱国集会，他们使抗议者人数大增。不像北京的运动，上海的爱国抗议发展成为使全市瘫痪的总罢工。黄炎培在整个5月和6月都是集会和罢工的积极参与者。他主持国民大会，鼓励上海商界和教育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指出中国缺少团结，并强调组织和协调的重要性。［118］黄不但响应上海当时的政治情绪，还成为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黄炎培对圣约翰的批评反映了这所学校是怎样被普遍看待的。在黄炎培坚持不懈的敦促下，在国学院废除两年以后，圣约翰以更高的工资任命了一位大学研究主任（Director of University Studies)和一批新教员。圣约翰中文课程的新负责人是孟宪承(1893—1967)，他是圣约翰18级的学生。孟在美国学过教育，经常给《教育杂志》投稿。《教育杂志》在江苏省教育会士绅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于1909年，是一份以上海为基础、面向专业教育者和中学老师的杂志，它以五四启蒙精神大力支持课程改革。［119］在孟的指导下，中文课程的改革和新教育法的引进在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之间的六年中持续进行，同时伴随着全国大学生政治积极性的普遍提高及文化觉醒、民族自觉。由于上海学生在北京五四运动之后发起的运动，圣约翰被迫在1919—1920年三次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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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最重要的，中文系的改革，再次为圣约翰学生带来对民族利益的关注，这后来被证明给圣约翰带来了严重的分裂后果。
加强圣约翰学生汲取其本土雅文化的所有努力，都使西方人对上海未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设想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正当呼吁“中国迟早要还给中国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随着“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约翰校方日益被当做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罪状的靶子，校方和学生之间在纯粹民族忠诚问题上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状态。使这一对立状态达到顶点的，是学生和卜舫济校长在五卅运动抗议高潮中关于中国国旗事件的公开冲突。［121］ 学生们被校长和某些教职员的专横和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激怒了。262名大学生(总数的58%)、290名中学生(大约75%)和几乎整个中文系选择了与学校断绝关系。这一核心群体得到上海实业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务支持，成立了光华大学——光华这个名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大中华”。［122］
在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光华大学的成立破坏了圣约翰校方和教员的声望。在后来的“收回教权运动”中，圣约翰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产物：既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帝国主义渗透先锋，又是阻碍中国学生发展固有民族意识的文化诱惑。面对日益增长的敌意，圣约翰付出了被大学同行排斥的代价。例如1925年秋天，圣约翰被迫放弃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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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了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对手——光华大学。更而甚之，当1928年秋天民族主义者的热潮最终平息时，学校——用文理学院院长沈嗣良的话来说——仍然“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体育活动限制在学校之内，避免任何正式的对外比赛”［123］。南京政府十年中，只要光华继续被上海的其他大学接受为和他们同等的学校，圣约翰学生就只能在校内运动会上与自己人比赛。
五卅运动记忆犹新，圣约翰预期在国民革命军胜利之后难免岁月艰难，于是在1927—1928年关闭了超过一年。北伐战争迅速横扫长江流域。1926年9月，战争在江西、福建和浙江爆发。12月，北伐军穿过湖南，占领了汉口。军事冲突动摇了中国很多地区的教会文化圈。在中国西部，重庆以外的所有美国人都被他们的领事劝告离开。南京大学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博士被抢劫的士兵们乱枪打死，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所有的教会学校。［124］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秩序得到重建时，大多数公立同私立学校和大学一样，发现自己在新政府的不断施压下，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1928年6月报道说：“圣约翰大学的敌对者正在努力阻止它的复课，事实上，他们想说服国民党大学院（the Nationalist University Council)接管它。”［125］这一报道纯粹是谣言。然而，这种谣言的流传反映了普遍的氛围。在不安全感和孤立之下，校方强调对学校的忠诚，并加强既有的联系。当1928年秋天圣约翰重新开学时，注册的学员只限于以前的学生、获得认证的学校、附属学校的学生以及由校友推荐的“有良好品质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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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在民族主义的猛烈攻击下，学校转而向内，他们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培养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求支持，这一关系网经受住了民族主义问题引起的分裂。教职员的聘任，圣约翰也求助于以前的毕业生，希望学校师生的整体取向和教育经历有更高程度的同质性。结果，学生人数比光华分离出去之后的1925—1927年更少了，只有194人，但这些学生都是“精挑细选的”，肯定忠于这所学校，在社会背景和文化品位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圣约翰就这样在注册学生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入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学生总数甚至少于300人。后来它才逐渐恢复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学生人数。［127］
在这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学校又意外地受到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要求它向教育部注册登记。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牵涉到大学是否具有不受中国政府干涉的自由，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要禁止圣约翰校园里的基督教活动。新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让基督教信仰仪式——和任何宗教教育——成为中国学院和大学的必修课。在南京登记注册以成为新的中国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大学，必须把参加宗教课程和教堂礼拜定为自愿活动而不是必修。虽然学生对宗教事务的自发兴趣在1910—1920年就已经锐减，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博士仍确信学校能够在新的环境下“保持它的基督教特性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基督教的工作”。［128］但是在主教和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的美籍教士中，与卜舫济持同样立场的人是少数。［129］1928年5月27日，咨询委员会（the Council of Advice)宣布，圣约翰的董事会拒绝在政府的规定下登记。相反，委员会请求中国政府予其更“自由”的管理，使圣约翰有不受政府这些规定限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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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打算通过学校理事会中华籍成员的影响做到这一点。［130］
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在之后两年中继续进行，由代表圣约翰的知名华人，如上海实业家刘鸿生、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余日章和财政部长宋子文领导，他们都是校友、现在的理事会成员。［131］1930年10月7日，美国圣公会的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断然拒绝在这些规定下注册登记，因为这些规定会“禁止公开宣传学校的基督教特性和目的”，“损害教会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宗教服务的权利”，最重要的是，“牵扯到所有权和财产控制的放弃”。作为对它所藐视的中国政府当局更进一步的侮辱，这个委员会还表达了对国民政府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持政权能力的怀疑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这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情况的不断变化”。［132］因此，在1931年勉强做了一个表示要注册的姿态后，圣约翰无视所有上海市教育局发来的通知，在1948年之前从未登记过。［133］
信仰的自由看上去得以保全，中国政府的权力和要求被挡在了学校以外。然而，主教们的胜利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使圣约翰迅速发展和扩大的课程中固有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如此明显，以致在与国民政府争执之后的几年里，圣约翰校内的教堂礼拜就改为自愿了，宗教课程成为选修的，最后神学院也因为招不到足够学生而在1934年关闭了。
主教们所抵制的，与其说是使高等教育政治化的企图，倒不如说是体现于国民政府新规定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通过拒绝在政府规定下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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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把自己置于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接受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因此，拒绝登记注册是对帝国主义特权赤裸裸的维护，这些特权受到外国教会势力支持，由买办精英促成。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的继续存在，不仅显示出了国民党对主权有效要求的边界所在，也显示了民国高等教育中民族主义的局限。
圣约翰不只在轻视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即使在南京政府十年的反对环境中，它的规模和声望都逐年增长。它仍然是上海租界上层资产阶级的母校，他们将影响逐步渗入沿海市区中心和省会。上层资产阶级将其社会认同归功于中西混合的社会形象和与西方的文化联系。西式教育认证了这个阶层所受的训练，提高其社会声望，并随着上海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将其从中国社会边缘推到核心位置。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对于新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圣约翰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理想与中国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碰撞也在对这些资产阶级精英强烈的责难中反映出来，这种责难响彻整个20世纪，指责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弃了社会责任。


第三章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在朝廷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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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到中国几次大败的刺激， 中国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在19世纪末提升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科举考试过去一直都是读书人求取功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最重要的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形成的中坚。1905年，清廷下令永久废除科举考试。另外，清初以来，由官方与各省地方士绅共同捐办的公立学堂，过去培育了许多成功考取功名的学生，并通过不断重演儒家礼仪，建构民间共同体（civil community)。现在这些公立学堂也被西式公立中小学制度所取代。朝廷亦将资源倾注于像上海的南洋公学与河北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等技术专门学校的兴办上。尽管朝廷尚未完全舍弃传统经典里的理念，但国家已强调科技和管理的培养为中国生死存亡与复兴的关键。
清廷准奏的这些变革释放了城市士绅精英分子的改革干劲。这些改良派早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对越来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到忧心，鼓吹要求体制改革。这股势力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最终凝聚为要求进行君主立宪体制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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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改良派士绅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进行的全面教育改革大体上回应十分积极。譬如，南京、镇江、九江、芜湖、长沙、武汉、成都、重庆、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位于华中与华南的许多城市，便由当地士绅改良派带头兴办了教授数学、科学、外语、法律、政治学和体育等新课程的中小学和专业学校。
同时，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官方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而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方面发展。首先，上海已有如圣约翰大学和法国耶稣会创办的震旦大学等外国学校。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学校仍持保留的态度，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第三章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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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去兴办自己的大专院校。譬如，私立复旦公学的第一批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许多都是以前与震旦大学有渊源的中国人。［2］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就在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了诸如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与上海广方言馆等西学教育机构，早具西学教育经验。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上海这个城市拥有许多人才与学校。这些学校则汇集了富庶的江南核心地带的资源。此外，上海有外国银行、洋行、中英文报刊、印刷厂、轮船公司，以及江苏与浙江间贸易与学术环环相扣的网络，它们是政治活跃的士绅精英阶层网络的重要枢纽。这些士绅精英早已通过管理当地慈善救济事业拓展了其在省一级的活动范围。［3］这些江南士绅名流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活动舞台，把他们从局限的地方性中抽离出来，使他们接触到国家事务。
与此同时，上海也是个权力网的中心。这里囊括了候补官员、通商口岸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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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买办、政治顾问与外交事务专家等等。这些人在当权的总督李鸿章的幕府里，在“官督商办”政策下，负责掌理大量出现的近代化事业机关。省一级的活跃士绅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scholarofficial)这两股势力于19世纪末结合了起来。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以江南地区官绅网络为基础，以中国教育近代化为抱负的努力。
这些由官绅合资的学校从其校名上便可看出端倪。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全都被称之为“公学”，既不是单纯地由地方士绅所开办的私塾，也不是由官方正式兴设的官学。［4］就社会出身与文化观点来说，这些官绅皆非正统资产阶级，不过，他们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业与工商业中，从而与买办商人发展出诸多相结的利害关系。［5］民国年间，由官绅共同兴办的这些新式学堂蜕化成为注重商业、法律、新闻、教育和其他专业学科的中产阶级大学。
上海有钱有势的圈子有着多元的社会组成，所以这些由他们所创设的学校，便反映出相当广的社会构成。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大学都创办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公学是总督李鸿章麾下负责上海近代化企业的盛宣怀所创办。因为有着官方稳定的官款补助，所以，相较于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来说，南洋公学更具“官方色彩”。民国时期，南洋公学最终成为教授科学与实学课程的国立大学，政治立场保守。
另一方面，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成立与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良派精英及此后十年的立宪派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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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者包括严复、梁启超、马良和蔡元培等。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这两所公学不仅提供了诸如西方政治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宪政史等课程，同时也是当时时事与社会问题等高度政治化议题的公开讨论场所。如果说，南洋公学反映了保守的洋务派官僚的抱负，那么早期的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则体现了进步的城市士绅改良派的远见。这些士绅知识分子虽然在推翻清朝的政治革命期望上持有较改革派官僚激进的观点，但是在其他的改革议题上，他们还是能共同努力的。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民国年间，圣约翰大学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极具声望，在很多方面只有后来更名为交通大学的南洋公学足以与之匹敌。1896年，清廷在盛宣怀的奏请下兴办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正是体现19世纪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点的重要学校。南洋公学首先被认为是一所技术学校，在早年里提供了诸如“铁道工程”、“机械工程”、“船政”之类的专业课程。［6］该校为官方资助的学校，其经费起初来自上海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是为办新政而新成立的官方机构），民国年间则来自于交通部。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充裕的经费让南洋公学有能力兴建新式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等，校园占地面积超过100亩。民国时期，当几乎所有由教育部划拨经费的国立大学都为财务不稳所苦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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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却无须担忧财务问题。同时，南洋公学也不像民国时期大多数的公立大学那样，有不满现状的教员、学潮和学习中断等等不断困扰学校的情况发生，因而享有几十年的稳定成长。1930年，这所学校已改名为交通大学，那时的学生总注册人数是1074人，其实验室的器材与设备总价值是316627元，就学校资产来说列全国排名第三位。［7］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尽管一所由中国政府资助，另一所是由美国教会赞助，但这两所大学在某些方面却颇为相似，特别是在两校的语言课程与课外活动形态上。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工程学科发源于中国，所以交通大学的课程教授主要都是以英文进行。很多早期的教员，包括因创设该校工程学科课程而深具影响力的公学监院约翰?福格森（John CFerguson）等都是美国人。很多的中国籍教员也都拥有美国学历。如同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北京清华学堂学生一样，南洋公学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到交通部辖下的近代企业就职，除此之外，还可以争取政府公费前往美国深造。因此，南洋公学的学生很早就开始为到海外求学而作准备，包括练习使用刀叉和参与橄榄球与足球比赛等。［8］
交通大学除了国文科以外的其他所有入学考试科目，全部都用英文命题。虽然国民政府强调普遍使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且交通大学的人事任命又须听命于国民政府，但交通大学在1931年的入学考试中，除了“国文”与“党义”两科之外，其他科目完全用英文命题。国文科试题与自20世纪以来的学校传统一致，包含了一大部分的“国学常识”。历史科的试题如下原题目即为英文，中文为译者所译。下同。——译者注：“Ⅰ.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hree stages of savagery,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nd give instances of existing peoples in each stage.（区别蛮荒时期、未开化时期与文明时期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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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举每一时期存在的人种。）Ⅱ.Why is feudalism called a de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为什么封建制度被认为是政府的分权制度？）Ⅲ.Describe briefly the intellectual and commercial results of the Crusades.（简述十字军东征在知识上与商业上的结果。）Ⅳ.Mention the leading causes of European wars during the last century.（描述上世纪欧洲战争的主因。）Ⅴ.Explain the present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解释国联现有的组织与功能。）”地理科考试共有5道试题，但只在第一道考题中提及有关中国问题：“Locate the Chinese Eastern an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point out their connections with other lines.（标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位置，并指出这两条铁路与其他铁路的关系。）”［9］在这些考试中，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苏伊士运河开通等世界史地的试题相当受重视，中国国家兴亡反倒变成仅具地方意义的边缘性事务而已。
交通大学的考题与国立武汉大学等党校的形成了强烈对比。比方说，武汉大学1930年的入学考试，除了英文科以外的其他考试科目全都用中文。民族主义思想的弦外之音表露无遗。历史与地理试题均分中国和世界两部分。在中国史考试上，1930年的试题如下：“（一）宋、明、清三朝何种学派最盛？试略述各派的学说内容及其中之主要学者。（二）欧西科学输入中国，始于何时？传自何人？输入后影响中国思想界者若何？（三）鸦片战争在中外通商关系上发生何种变化？试就战争前后比较说明之。”至于中国地理考试，学生所需要应答的试题如下：“(一)试作东三省山川形势及其铁路敷布简要图。(二)试举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之领土，及给予外人之租界地与租界。租界地与租界已有收回者否?(三)中国何处为高原？为盆地？试述其中一个高原或盆地之气候、民族、经济等概况。”［10］武汉大学就像在杭州、南京、广州和成都等其他各省中枢地带所创办的党校一样，在历史地理科目的考试上展现了民族主义情怀。
在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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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效率的强调，是超越国界和文化界线的，这就如同圣约翰大学全神贯注于商业与实用性，因而对这些分界有相似的漠视态度。在1925年爆发重大冲突（五卅运动）后仍然留在圣约翰大学的，都是些自愿选择对帝国主义问题漠不关心的学生，而南洋公学的学生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他们转而全神贯注投身于以科学技术解决中国各种大问题的研究上。［11］南洋公学这批未来的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都是些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图书馆、实验室与研究室里努力学习的认真学生。他们为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家境富裕考生补习英文与数学，广受考生欢迎，这同时也是他们学业优异的明证。此外，南洋公学采取频繁小考、大考的办法以保证所有学生专心于学业。那些受不了南洋公学高强度课业压力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转到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这些未来技术官僚精英不同于圣约翰大学的那些未来的金融家与实业家，他们必须借在校成绩展现他们的努力与能力。相较于圣约翰大学里那些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有家庭与社会人脉为靠山，南洋公学“为国储才”的兴学宗旨就为家境较不富裕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都享有盛名，尽管与北大声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北大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术殿堂而备受尊崇，可追溯到汉代的太学。北大同时也作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发源地而受颂扬，并以其学者的宽宏胸襟、渊博学识与学生的热情、无畏、爱国心、社会奉献、打破传统和革命意识而驰名。相较之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地位则来自于其庞大校产、稳定的财务状况、严格的行政体系和清晰明确的目标，而最重要的还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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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稳固的经济来源与英美势力的密切联系。这两所学校的声誉因非政治精英的兴起而看涨，而这些非政治精英在职场上则因学习这些实用技术性课程而获得提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就其严格的入学标准和学生社会组成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以富裕的上海工商业界为主要来源，而唯才是举的交通大学则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为其主要生源——这所附属中学也是上海少数精英中学之一。交通大学很多学生来自上海及其邻近地区；有些则来自各省私立中学中最精英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必须符合交通大学对英文与数学的高标准要求。［12］交通大学的教育赋予这些国家未来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文化风格和英文能力，与汇集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风格特点一样，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当关注焦点转移到办校理念时，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相似之处就不存在了。尽管将教育与宗教分离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圣约翰大学兴办的初衷仍是希望该校能成为基督教学校。尽管打破传统已是控制不住的潮流，但交通大学仍想要继承清代程朱学派的正统，弘扬理学。校长唐蔚芝长期掌理南洋公学，在跨越旧帝国到新民国(1907—1921)的十数年间，对塑造南洋公学起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是翰林，还在清光绪年间(1875—1908)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同时也是传统宋明理学中以研究《易经》闻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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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要将南洋公学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表率”。［13］
以正统的孔教观念来说，一所学校若想要成为“表率”，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唐蔚芝要求所有南洋公学学生每天都要上一小时有关伦理道德思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大部分教材取自宋明理学大师有关伦理道德的古文名篇，而非训诂考据经学家的著作。这些道德思想家的学说从前是官绅共同捐助的传统书院中重要的正式课程。例如，关于“正心诚意”的讲究“天理人欲”的区别。这些主题和操守长久以来已与清代钦定理学相结合。这些课程的标准模式到了20世纪，就是让这些讲师照着一本准备好的讲义大声逐字朗读。就像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批评者所抨击的“党八股”（政党信条的八股文）一样，这些道德训诫往往从古圣先贤格言语录经典中取一行或两行开始漫谈，最后无一例外地引至发人深省的勉励性结论。和基督教星期天的布道没什么两样，讲师也可以自由插入些与主题相关的闲话和评论。唐蔚芝更常常借由授课的机会对近代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提出评判。为了了解学生上这些道德训诫课的领会情形，测试的方法就是要求学生写一篇论说文。尽管最后的成绩也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写公式化论说文的能力，而非其品德情操，但对学生来说要是不理会这门伦理道德课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是否能免交学费完全根据伦理课教员的推荐，这些教员通常也是国文教授。交通大学尽管强调英文的绝对重要性，且对学生的培育也以向西方学习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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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会强迫学生关注与该校所安排课程不相称的国文科目，这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所致。［14］

为了赋予这所新兴技术学校过去只有国立学校才拥有的光环和声望，唐蔚芝保留了儒家礼仪规范，以前这些礼仪规范让传统课程具有神圣感，并将学者与国家紧密联系。在圣约翰大学，一学年的高潮往往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那天学生们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而在南洋公学，一年的高潮则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校长唐蔚芝会亲领全体教职员与学生举行正式的祭孔大典。［15］在受到五四运动猛烈抨击前，这些仪式让全校教职员与学生至少在形式上（即便不是在精神上）体会到身处共同体的感觉。
清朝科举考试的殿试大都在秋季举行。唐蔚芝为重申这是所国立学校而调用传统符号，与殿试差不多同一时间，每年秋季他都会举行全校国文会考。考试的仪式性特质也许才是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唐蔚芝召集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并亲自监考，严格执行传统科举考试的考场规则。考试结果也和古代放榜的模式一样，清楚地依照排名顺序公布。［16］
交通大学勉强演出的孔教戏剧也许反倒是提醒了我们列文森曾提出的观点：传统象征的近代政治价值确实已成为可笑的文化表述。［17］但是摆在中国技术学校中执牛耳地位的南洋公学校长面前的，无疑是个真正存在的问题，即如何运用传统政治文化已确立的象征和词汇赋予这些科技课程意义——除了技术有用论以外的意义。唐校长因为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被指责为传统派老古板。但无论如何，对于传统思想运用的手法，唐蔚芝与大总统袁世凯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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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列文森的话说，大总统袁世凯在1916年试图取代民国，虽然民国也许是一个失败，但肯定不是错误。［18］因此，古老象征召唤起来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authentic values)，而只是历史情感的依恋。然而，科技课程的理学包装具有不那么反动的意图。儒家的伦理道德课程与庄重的考试典礼表明两点：一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纳入传统国家文化领域的主动意愿，二是驾驭此种追求并为其指引方向的努力。因此，在功利主义赤裸裸成为唯一目的之前，唐蔚芝试图操纵文化正统性的传统象征以服务于新目标的做法还是深具意义的，即便这些象征本身与此同时正在逐渐失去其实质性。
但是，受西学影响的技术课程内涵并不能够轻易地被理学的辞令和礼仪所涵盖。当交通大学的校园文化越来越西化时，儒教仪式提供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在1916年的一次考试中，国文作文题目是典出《庄子》的成语“邯郸学步”。“邯郸学步”是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位寿陵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赵国首都邯郸学习赵国人的走路方式。在那一年获得首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

“典出《庄子》，我并不熟悉，但知阅卷者为李颂韩，是唐校长的大弟子，也是我级的国文教师。他在上课时，常常痛骂留学生抛弃国学为忘本，学习西学皮毛为镀金，并劝告我们不必出洋。我揣摩其意，就把‘寿陵余子’比作留学生，邯郸暗射美国，大意写他如何不屑读孔孟之书，如何背井离乡到邯郸追求新学，以遂富贵之愿，后来如何失望懊丧，流落他乡，沦为乞丐，造成‘一失足，千古恨’的下场。榜发，居然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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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唐校长的评语：‘文有寓意，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用笔奇幻不测，隽才也。’”［19］
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并不需要仰赖过去的语言文字和礼教。相传校长唐蔚芝便将南洋公学与圣约翰大学的足球赛转变成国家民族荣耀的保卫战。在1914年到1925年间，这两校的校足球队几乎每年都会交锋，争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冠军宝座。当球员在球场上交战时，唐蔚芝因为觉得穿着学者长袍在球场上观看球赛有失他的身份，而将总部设在他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并透过电话亲自监控整场球赛进行。当南洋公学得分时，唐蔚芝会疯狂地欢呼并鼓掌喝彩；但当圣约翰大学赢球时，他又会痛哭流涕并诅咒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球员在比赛之后是受奖或是挨骂就全凭球赛的结果了。［20］
当理学的道德哲学和传统礼教被当成正统象征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凝聚点来使用时，其生命力也就相应地丧失了。因为理学道德哲学课程的初始设想是为提醒这批新技术精英分子应该忠于传统中国文化，这些课程就变得尤其容易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挑战。卜舫济博士原本希望能在中国发动基督教的文艺复兴，没想到这如意算盘却被圣约翰大学的现实打破了；而唐蔚芝所倡导的西方科技知识与儒家道德哲学的融合，虽没有被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所撼动，却为五四运动分子打破传统文化、抛弃理学空洞说教和礼规的诉求所粉碎。
1920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打破传统的胆大妄为诉求紧紧地吸引了南洋公学全体学生注意时，唐蔚芝愤辞校长职务。［21］这群反对旧传统的年轻人抨击唐蔚芝坚持每周在学校大礼堂中讲授《孟子》和《易经》所想表达的道德宗旨。然而，这群学生尽管在校内激进反对旧道德，但在校外的政治活动上并没有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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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评论家观察到，在20世纪2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的高峰期，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总都是最后才投入社会抗议运动。警方记录显示，上海这些抗议运动的领导地位都稳稳地掌握在如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持志公学、上海大学等中国私立大学院校以及许多其他学术声望更低的学校学生手上。在民国社会里，这些由国家培育的技术精英并不比买办出身的商业精英要求更多的政治势力。后者因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联系而妥协，而前者则为栽培他们的威权主义国家所束缚。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不同于国立技术学校，对士绅学者而言，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本国私立高等院校是士绅学者（gentryscholar)政治异议与不满观念的产物。最早的两所学校——1905—1906年兴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就是大批学生抗议的直接结果。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战胜前夕众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创办了中国公学。那时，他们正积极参与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论战。1905年冬，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最新的中国留学生管理规则，超过1000名学生放弃日本学业回到上海。在郑孝胥的提议下，这些学生捐资1000元，在1906年春用这笔钱租了房子，在征得王敬芳同意担任校长后，就对外宣布中国公学的诞生。［22］同样，1905年一群原本在天主教震旦大学就读的学生，意识到该校计划进行的行政改组其实是耶稣会教徒企图夺取震旦大学主导权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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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抗议这样的行政改组，他们便成立了复旦公学。他们断绝与震旦大学的关系，筹办了复旦公学，并选出自己的校长。［23］
19世纪早期，士绅学者带头创办的书院包括1801年杭州的诂经书院和1802年的学海堂。在总督阮元的支持下，汉学家与经世学者汇集在这些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背离官方书院所遵循的由朝廷钦定的程朱理学道德思想。这些由地方捐助设立的书院，其办学宗旨使其自外于科举考试。就此意义来说，地方官绅在学术内容上的创举代表着某种程度上脱离国家限制的自主性。［2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些士绅学者在教育事业改革中起了带头作用，因而带动了民国时期本国私立大学的创建。但是，他们的创举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清代早期创办私学的先例。首先，集体抗议是这些学校兴办的明确成因，且这种模式还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大夏大学的创建就是福建厦门大学校长与一群抗议的教员学生引发争端的结果。创始于1925年秋的光华大学是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和气愤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校长是否足够尊重中国国旗争执不休的结果。［25］同样，1922年成立的激进的上海大学起因于东南师范学校的行政人员与学生在课程内容上的争执。［26］
虽然上述的抗议活动没有一个是针对国家执政当局，但学生的不安于现状反映了深刻的不满思想。不满源于对当权者某些主张或要求的反抗：日本文部省或对震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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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教会行政人员的威权，或是厦门大学和东南师范学校等学校的传统威权与偏私不公。同时，国家和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士绅阶层也越来越乐意积极自治。
这些创办私立学校的士绅们与18世纪的先辈们不同，他们在传统学问之外寻求科学知识和政治洞见。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相当重视西方语言课程，特别是英语。有关西方文明、世界地理、科学、法律和西方哲学思想等等课程，全都是用英文教科书上课。严复在1906年到1907年间担任复旦公学校长时，对于学校课程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相信只有以西方的语言为媒介才能掌握西学。在严复看来，“西学”尤其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英国社会政治思想。严复是他那个年代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与评论家。到1910年止，他已经翻译了大量重要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政治史》)，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考虑到翻译可能无法充分表达作者原意，也必然对原义有曲解，而且他把人类知识看做不断扩张的整体，只有那些能直接运用西方语言的人才有能力进入这一知识体。［27］
这些由士绅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创办的私立学校积极参与各种思想活动，例如严复的“名学研究会”。他们也都直接参与政治改革与革命运动的热潮，这些政治与革命的热潮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达到最高点。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期间，立宪政府、时事和中国工业化都是复旦公学学生每周国文作文练习时最重要的议题。有别于教会学校强调英文学科而牺牲国文学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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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学警诫学生，若是“贬低国学”将被记过，“立即开除”。［28］复旦公学也不同于国立南洋公学，其对“国学”的理解并非保存正统理学道德思想，而是用中文阐述与中国有关的紧要问题，帮助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复旦公学许多学生的作文刊登在鼓吹革命的私人报纸社论上，如《民呼报》、《神州日报》、《民吁报》和《民立报》等。其中，《民立报》由于右任(1879—1964)主编，他是以东京为基地的同盟会成员，同时也是复旦公学的学生。［29］复旦公学培养学生成为未来参与立宪政府与地方自治的人才，给他们充分机会在政治辩论中提高表达能力。复旦还鼓励学生参与学校行政事务，因为校领导预计日后国家政治进程会有大量士绅参与。［30］
同样，中国公学最初几年的管理也有学生的非正式参与。中国公学第一年甚至没有设校长办公室，且校长职务完全只是为了应付江苏省政府要求而设的虚职。因为这是江苏省政府同意补助官款的附带条件。中国公学负责“斋务”、“教务”与“庶务”（即“学生住宿”、“教学”与“财务”）的干事全从学生中推举出来。学生担任学校行政重要职务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2年学校关闭为止。［31］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胡适是中国公学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胡适的回忆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校园内的思想氛围。当时在学生中受到热议的是梁启超的立宪政治观点和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教员与学生都直接参与了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政治活动。胡适回忆道:

中国公学是革命运动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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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去学制造炸弹去了。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黄复生、汪精卫到北平谋刺摄政王去了。［32］
在早期圣约翰大学，外国传教士把受教会恩典的孩子带进学校，训练他们的实务技能，并将其置于商业群体网络中；与此不同，早期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是具社会地位的资深士绅学者的聚合地，这些学者专心致力于扩大中国人的知识视野并拓宽其参政渠道。很多早期教职员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和士绅领袖。复旦公学早期的校长中有马良、严复、夏静观和高凤谦，教员则有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和赵国材。例如，袁观澜是江苏省教育会领袖之一，相当有影响力；而江苏省教育会则是一个由士绅组成的民间团体，在1927年国民党到来以前，主导着江苏省的教育事务。
上海这些私立学校的兴办是意义深远的国家大事。1906年10月，中国公学负责筹措学校经费的姚宏业为抗议工商界不愿伸出援手，愤而自沉，当时社会大为震动，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来自士绅与官方的捐助不断。［33］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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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就有超过500名的学生报名参加。但入学门槛很高，尤其是国文科。经过马良和严复亲自详加考查，500名应试者只录取了50人。［34］在1905年到1911年这7年之间，也只有57名学生顺利毕业。这些顺利毕业的学生包括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李兆谦、李谦若和竺可桢，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知名政治领袖、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师。［35］
虽然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足以说明，但仍有证据显示，复旦公学和清末位于长江下游各省的一些著名地方书院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这些书院的设立，都是为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而非为在科举考试中求取功名。江苏省江阴的南菁书院是黄体芳(1832—1899)担任江苏学政期间于1884年兴办的。南菁书院因王先谦主编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而闻名。《皇朝经世文编续编》是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文集，同时也是贺长龄与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此句原文有误。王先谦在南菁书院刊刻的是《皇清经解续编》，而非《皇朝经世文编续编》。《皇清经解续编》是一部较为丰富的清代经学论著资料。——译者注1888年，南菁书院在院长缪荃孙的主持下，出版了包括41位清代学者著作在内的《南菁书院丛书》。［36］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教育制度全面改革之时，南菁书院改制为江阴公立南菁中学。学校教职员全都来自地方士绅阶级，学生同样也都有士绅家庭背景。在关键的1911年、1919年与1925年，这所学校对当地政治局势有重大影响力。南菁书院与复旦公学的关系很深，南菁书院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南菁书院校长董伯豪、教授英文的钱镐城与教授西史的吴姓老师，全都毕业于复旦。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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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与各省中枢由士绅资助的知名公立学校，就是以这种双向交流的方式连接起来的。南菁中学把最优秀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送到复旦大学，也欢迎复旦毕业生回来任教或任职。［3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满思想与政治抗议的精神，启发了士绅精英，而正是秉持这种精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学生成为1919年、1925年和1927年上海政治社会运动中的主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反抗政治与教条限制”是复旦学生贯穿整个时期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即公开拥护强有力的国家领导，狂热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等政治主张，在复旦大学课堂上呈现百家争鸣的情况。［38］复旦大学的传统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知识领域，去寻求切近于政治的价值和知识，这些主张的倡议，正好与复旦的传统相一致。 ［39］
民国时期的本国私立大学起源于地方精英阶层改良派对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对政治改革的鼓吹。因此，这些大学自然也就随着士绅阶层支持力度的强弱而起落。一旦旧式文人精英阶层由于社会变迁而开始在民国时期消失，20世纪30年代的私立大学也就相应地转变成中产阶级学校。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支持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在1911年成功推翻了清政府；但清王朝一灭亡，他们在财务上便立即出现困难。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的财务状况自1905年创立以来一直都处于不稳定的情况。这两所学校从来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基金（endowment）来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学校开销都是仰赖官款补助及学生学费。1907年，总督端方拨给中国公学靠近吴淞炮台的官地100亩为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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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允诺每年从省库划拨补助经费12000元；接着大清银行又扩大了借贷额度，提供100000两以兴建校舍。［40］
1911年，所有来自省库的官款补助全部停发。原有的20000元储备金很快就花用殆尽。这笔储备金是早些年由湖北、浙江、四川和江西省政府所捐助的扩校基金。 ［41］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期间，军队两度进驻校园并霸占校舍。学生被驱离校园，其中大部分是住校生。当时民国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还拨给中国公学面额400000元的元年整理公债，但是这种公债在市面上几乎一文不值。［42］因此，中国公学在1917年暂时关闭，直到1919年梁启超出面解围才恢复。梁启超是20世纪君主立宪派的领导人，也是民国政坛上进步党的领袖。这位前立宪派人物希望通过在教育机构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扩大其政治支持基础，为其党派吸收新成员，这也是科举考试传统中历史悠久的做法。通过进步党的居间牵线，河南福中公司（以前是个英国矿产公司，现在由地方士绅合资经营）同意每年捐助经费20000元。［43］
稍早，在沉重的财务压力下，也因为新任命的校董孙中山与黄兴的力促，中国公学在1912年开始教授商业、法律与政治学课程，希望吸引愿意负担学杂费开销的城市富家子弟前往就读。［44］当这些主修“商科”的城市学生形成规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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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学由学生自治的非正式结构很快就败坏到杂乱无章的情况。来访者评论到，学生将学生宿舍变成赌场和烟窟。校舍则因年久失修呈现出墙壁剥蚀、家具损坏的凄凉景象。［45］
1919年，梁启超任命的教职员企图主导学校行政工作，这些新进教职员（大多刚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也想改革学校课程，把五四运动的社会文化内容介绍给学生。这时便引发了冲突。这些教职员遭到来自商学系的强烈抵制。支持新、旧教职员的对立学生派系之间发生了校园骚乱。随着学生罢课，学校整个失去秩序。最后，整个课程改革计划只好取消。［46］
虽然中国公学名义上有哲学系、商学系、政治学和经济学4个系，但1926年教育部督察员前往视察时却发现商学系有140名学生，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学生有170名，哲学系却连一名学生也没有。［47］随着进步党资助的拖延，中国公学1930年90792元的经费预算中，有22000元的赤字。为了开源以弥补财务赤字，中国公学降低入学标准扩大招生，紧缩教职员编制，采取必要措施节省开支，使之不超过学杂费收入。于是，教室变得十分拥挤。有些校舍还被出租了。学校的实验器材设施老旧且不足。全校教员数为64名，其中大多数为客座性质，以时薪计算。其间，注册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448名，跃升到1930年的1002名。［48］
即使中国公学的忠诚支持者坚持认为，中国公学强调商业与法律课程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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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其严谨地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典范。但是，由于中国公学教育质量低下，当地人嘲讽其为“文凭工厂”或“野鸡大学”。屈服于财务压力，中国公学努力迎合学生对会计、簿记、商业书信和商用英文等商业课程的热切需求，而任由该校当年的创校精神自内部逐渐消失。［49］
1928年4月，当胡适回母校就任校长时，首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就是对办学宗旨再定位。胡适全面检讨了学校课程。他试图借由聘请五四运动的知名人物担任教师来强化学校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课程。［50］然而，他很难完全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国公学一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为核心，这些“社会科学”降低入学标准以招徕学生，还在上海报纸上大登夸大教员资历的广告。［51］
1929年,胡适写了有关中国公学早年历史的回忆，强调了中国公学由士绅创办的过去，以及它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贡献。胡适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回忆，意义重大。［52］在当时人的印象中，中国公学是为当地富家子弟服务的商业化“文凭工厂”，而通过唤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思想活跃、政治激进的时代，胡适企图转变中国公学的这一形象。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那几年里，胡适自己因公开批评专制威权统治的官方教条——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而饱受国民党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攻击。［53］由于国民党人士正积极争取完全掌控高等教育，而且还声称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1911年成功的辛亥革命，所以胡适将中国公学与1911年辛亥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回忆，暗含着一种政治声明。他以历史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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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现了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学术环境的政治化性质，也强调了学校若没有比商业功利性更高的办学目标，是多么脆弱。
结果，中国公学仍撑不过1932年的春天。1930年胡适因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再拒绝立案中国公学的大学资格而被迫辞职。此时，所有高等教育院校都必须获得教育部认证。事实上，胡适的辞职是教育部批准中国公学申请认证的条件之一。［54］1932年1月，紧接着前一年9月“九一八事变”，中国与日本军队在上海爆发战役，中国公学校园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摧毀下成为废墟。中国公学失去了财源，处于南京国民党的敌对压力下，又被剥夺了领导权，缺乏明确的办学目标，于是在1932年4月宣布永远关闭。国民党企图再度重申国家对教育事务监督权，而中国公学的停办，是该企图的全面实施中最初的受害者之一。
五、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一样，1912年清朝被推翻后，财务即陷入困境。民国时期，对其而言，意味着一段时期的财务压力、政局动荡、结构转变以及对学校重新定位以应对大环境转变。［55］
就像中国公学一样，复旦公学在1911年和1913年这两年也都饱受校园为军队所占之苦。复旦见证了在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十年中学生的动荡不安，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化社会运动、1925年反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与1927年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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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学通过争取新兴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在1927年以前一直都设在广东）而得以在民国初期的动荡政局中幸存。该校以严格的成本控制来应对财务危机：削减开支、扩大招生、广泛提供符合实用需求的课程，同时也力求在上海和东南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寻求支持和捐助。
早在1917年，复旦便增加了商科课程。1924年全校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是银行学系、企业管理系、会计系和国际贸易系等四系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复旦成立了法律系、新闻系、城市规划系和土木工程系。由于所有的课程都是面向“实用科学”，复旦得到了上海商界的经费补助以开办课程，教授科学方法的实用知识，例如，如何烘培茶叶、管理银行分行等。［56］
在上海的主要本国私立大学中，复旦可以说是最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那些华人实业家和金融家的喜爱。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3—1947)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富商后裔。他多次到南洋侨界募款，为复旦大学带来了更大的校园，更多的校舍。［57］1918年，李登辉将从南洋侨界募得的150000元购买江湾70亩的新校地。第一栋名为简公堂的校舍完工于1921年，为一栋二层楼高的砖结构教学楼，兴建费用由南洋烟草公司创建者和大股东简照南(1870—1922)捐赠。［58］一栋四层楼高的钢筋水泥教学楼在1925年建造完成，内设有实验室，供土木工程系、化学系、物理系、心理学系和生物系等使用，这栋楼由另一位校董郭子彬捐赠。学校图书馆的主体建筑由校董黄奕柱捐赠，他同时也是上海中南银行的总裁和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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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占地10亩的运动场由复旦大学的校董杜月笙捐赠，他在商界人脉广泛，不过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上海青帮头子。［59］
复旦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加强与上海华人商界关系的同时，对华中地区省级城市中的公立中学毕业生亦具相当吸引力。从浙江和江苏等沿海省份，到湖南等长江中游省份，这些地区原府衙所在地的公立中学毕业生都面临高等教育学校极为有限的问题。虽然有些城市已拥有高等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是华中地区唯一拥有知名大学院校的城市。中国公学逐渐衰落，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又尚未兴办，复旦几乎是来自各省学生的唯一选择。这些学生偏爱复旦是因为复旦（相对于北京的大学）离家更近，（相对于交通大学）入学考试又不那么竞争激烈，（相对于在长江下游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教会学校）对英文能力的要求标准较低，该校的课程既实用又不太偏重技术。因此，复旦的方针是吸引中文写作能力强于英文会话和高等微积分的学生——它有一套不同于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特色。很多复旦毕业的学生都受雇于上海的华人银行界、实业界和新闻界。在这个意义上，复旦的实用教育是培养各省富裕阶层子弟晋身城市中产阶级的渠道。［60］
20世纪20年代早期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主流生活方式反映了其学生群体的外省出身。传统读书人的蓝色长衫是最普遍的穿着。事实上，有些学生甚至养成一套清朝不羁文人不修边幅的习惯。［61］学生课余最常做的休闲娱乐是下棋、打乒乓球和散步。虽然西方影响已进入校园，但足球和其他田径项目的运动仍只是侨生最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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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是学生中最可能做西装革履打扮的人。对大多数复旦学生而言，住校生活宁静安适，偶尔晚上到城里听戏，或到公共租界区的中国饭馆打打牙祭。复旦大学的本科学生也热衷于后五四时期隐含着社会信息的中国戏剧，例如洪深与田汉的戏剧创作，他们对历史与社会的普遍兴趣也带有不少积极参与政治的意味。［62］
复旦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一直都是政治激进派学生的运动中心。复旦学生为学校附近的成人和小孩成立了夜校和识字班。他们走访上海的工厂、报馆和印刷厂。他们还出席各种公开演说，比如1918年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大礼堂举办的由约翰?杜威主讲、胡适翻译的讲演。就像1911年的那代学生，他们继续针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观点进行辩论，并以这种方式来增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发起并主导组织活动，例如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等，而这两个组织带头发起了上海的五四运动。［63］
五四期间，国民党正与共产党联合组成第一次统一战线。这段期间的学生运动获得了国民党的特别支援。回顾整个过程，直到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的激进学生成为工人与小店员组织的领导，复旦作为学生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才被取代。显示20世纪20年代早期复旦激进风气的证明之一，是陈道望1920年被聘为国文教师。他草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份中译本，此前不久，军阀统治当局因为他敌对的政治立场而撤除了他在杭州的教职，不久，他便到复旦担任国文教师。
在1925年与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之间，复旦的学生文化和办学方针出现了微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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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里，复旦在实用性较强的科系如法律、商学、教育和新闻等科系中扩大了招生，那时较高的学费与开支也慢慢使有上海商界背景的学生更容易被学校录取。［64］随着复旦大学的办学宗旨日益顺应城市生活对实用知识的需要——首先是工商业知识，其次是新闻学、公共管理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科系，复旦已渐渐地不再是来自各省的学生发动政治运动的中心了。
根据已出版的官方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的经费平均超过80%来自学生学杂费。［65］复旦行政部门的报告指出，注册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但每位学生的平均支出额度越来越少。图书馆藏书太少，实验室器材设备不足，为节省开支，教职员额缩编。与此同时，复旦的校园越来越西化。因此，越来越多城市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慕名而来，而越来越多的复旦学生也正准备着成为自给自足的中产阶级新成员。20世纪30年代，复旦已成为专门培养都市中产阶级的学校，足球竞赛、好莱坞电影和西装革履已经取代了传统戏院和身着蓝衫的外省学者所热衷的进步政治活动。复旦大学迎合上海小康阶层的需求和利益，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长正是仰赖这种迎合能力；而这些小康阶层，与其说是那些想进圣约翰大学的有钱买办和经济独立的富人，倒不如说是那些想在上海的新兴行业、市政机构和社会文化事业中寻求要职的人。这些谋得稳固工作的大学生在上海都市中立稳脚跟，从而取代了其士绅前辈，复旦大学也同样背离了抗争和文化反思的宗旨，尽管正是这一宗旨促使第一代士绅改良派创建了这所学校。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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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20世纪20年代的财务困境与治校宗旨的再定位，虽已耗费了本国私立大学许多思想与政治上的活力，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很难完全回避政治纷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创了高等教育政治环境的新时代。自1911年清王朝垮台瓦解后，1927年首次出现了全中国的合法政权。国民政府的存续力，尽管出乎圣约翰大学的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的意料之外，但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还是站稳了脚跟。
但国民党政权能充分掌控的范围只有华中地区，国民党还得不断应付来自各方的政治挑战：华北地区残余的军阀，华南地区国民党的敌对派系，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和苏北山区苏维埃的不断扩张，云南和四川地方军阀的阴谋叛变，来自通商口岸西方势力的压力，此外，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与华北的强烈兴趣等等。让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一直争论不休的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新政权：它只是另一个厚颜无耻的军阀政权，靠着强大军力和日益扩张的特务组织支持，还是一个名副其实拥有合法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争论似乎是太简单了。在南京十年(1927—1937)的前几年间，不管这个新政权的直接军事控制多有限，它都试图扮演开明政府与革命政府的历史化身。当国民政府就文化与教育事务发布宣言时，它号称自己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教条，民主宪政的远景，还计划使国家在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三民主义让人想起兼具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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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哲学功能的传统理学体系，它在社会规范和政治思想以外，还对个人价值与文化形态都提出了指导。
国民党在国民生活各方面都提出全盘指导，直到后来共产党提出了类似的全盘指导时，才受到挑战。在1925—1927年间，在广东的统一战线阵营内，右翼革命军创办者和左翼革命群众运动组织者开始争夺领导权。［66］正当拥有军队与群众运动的革命党人在对抗反动的北方军阀之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时，右翼分子接着就针对左翼分子采取了一场血腥杀戮整肃行动。这标志着20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捩点。1927年7月以后，各自沿着列宁路线成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无条件接受党义教条。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使知识分子的选择呈现两极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那些通常表现为特定价值观和诉求的政治抱负，被这些争论所遮蔽：是以法律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还是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在受右翼与左翼意识形态斗争支配的政治对话框架中，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抱负却被当成自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伎俩和工具，遭到嗤之以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的本国私立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有所不同，的确还是表达政治意见的公开讨论场所，但其社会理想主义已被城市财富所损害，其政治愿景的宏大也被文化民族主义的正当辞令所遮蔽。在南京十年的最后阶段，上海的中产阶级大学已丧失许多社会自主权和大部分政治自信，留下的只有在20世纪交替之际其创校者热烈追寻独立自主的回忆而已。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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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1927年，许多与新国民政府没有稳固关系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上海的私立大学寻求庇护，以免于国民党的直接控制，面对动荡不安的未来时局，也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些人中有很多以前是以文化政治观点闻名全国的知名人物。之前提到的胡适，他在1928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一起带来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人、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还有张东荪，他曾任上海报纸《时事新报》主编，并在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后担任进步党领导人，此时他成了光华大学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67］另一些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则可以回溯到晚清时期。他们的存在正好不断提醒国民党其只是江南社会政治舞台的新人而已。留学英国并在光华大学讲授“英国文官制度”课程的费巩教授本身就是世家子弟，其家族在19世纪时出了好几位翰林，好几代都与其他全国闻名的望族联姻。费巩自己就是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女婿。［68］这些人很多都以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这个地域的传统士绅群体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光华大学的兴办从一开始就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照与协助。江苏省教育会是20世纪初一个士绅组织，几十年来一直是江苏省近代学校制度的主要推动者。
张謇和袁观澜等赞成政治经济改革的杰出地方领袖，在20世纪初成立了江苏省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后，立即成为江苏省组织得最好、最具影响力的士绅团体之一。该会提倡教育近代化，将其看成工业化和经济改革的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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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的影响力在中等学校中特别明显。由浙江省教育会的经子渊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概念——相对于传统“道德教育”观念——在各中等学校得到强有力的推行。中华职业教育社1913年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下成立。该社出版自学小册子，并提供簿记和农产品再加工等课程。此处表述有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20世纪20年代中期，江苏省教育会由知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主持，促成该会与上海当地工商业界的广泛接触。就如其对手所指责的，江苏省教育会的影响如此之大，声望如此之高，它实际上已掌控了南京东南大学所有教职员的任命权，而东南大学其实是靠江苏省政府官费运作的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前身为晚清的两江师范，在民国初年改制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所高等师范学校在1923年经特许升格为大学，江苏省政府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人相信，江苏省教育会企图将这所新大学建成足以与北大匹敌的学术中心——与其说是要追求学术卓越，不如说是要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江苏省教育会后来被认为与“研究系”及梁启超的进步党往来甚密。就如同之前在中国公学一样，梁启超的进步党也在东南大学校园内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69］
1927年国民党进驻南京时，短暂地关闭了国立东南大学，而后又在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下复校，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上海禁止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切活动。很多前东南大学的教员和学生突然间就被光华大学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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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几乎所有具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领会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时候光华大学校长为张寿镛，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和江苏省教育会前会长黄炎培同在北洋政府内阁为官。廖世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为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和东南大学附中的校长。卢前在东南大学读的本科，那时著名的宋词学者吴梅是他的老师。张寿镛还曾任负责监督管理东南大学学校经费预算的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如此，那些界定模糊但广为人知的所谓“小圈子”与“派系”便与特定私立大学相联系了，但人际网络与教育机构间的关系其实往往并不稳定牢固。社会关系趋向混杂多元，个人职责涵盖各个方面，且人际关系的性质也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在某一层面上，可以说有一个关心共同议题的知识界，但与其说是这个知识界是由共识而团结在一起的，倒不如说是因拒绝效忠国民党的共同意愿而团结起来的。很多上海私立大学的教员都不只在一所学校里任教，学者的名气越响就有越多学校要聘其任教。而且，这些教员之间，可能因为诸如亲戚、同乡、朋友、隶属同一政党等等先前的联系而彼此早已认识。共同的过去可能产生敌意，也可能产生同志交情。这些人有共同关心的事务，有纠葛在一起的过去经历，但他们的交情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动员其社会联系，为一致的政治目的服务，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分歧正深深地分化着这个公然反对国民党威权的上海知识分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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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杂志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烈抨击大夏大学受到曾琦(1892—1951)领导下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过去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成员。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成立于北京，因右翼分子和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分子间的论战而分裂。［70］在五卅惨案期间，左翼分子谴责大夏大学教职员的“可耻行为”。因为左翼坚信，是学校教职员中追随曾琦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禁止学生积极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和集会，后来还把左翼学生开除出校。左翼分子也指控学校行政部门再三召唤公共租界的警力到校园压制可能发生的学生运动。在左翼分子眼中，大夏大学的行政部门长期为“极端国家主义者”所把持。这些国家主义者坚信要有一个强有力但民主的政治中心，要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还要驱逐外国势力，他们是中国青年党成员，
视自己为“爱国者”。［71］
虽然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群体最后终于组成了中国青年党，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学术圈中“爱国者”和“国家主义者”并未在组织上联合起来。［72］当时有闻一多(1899—1946)、罗隆基(1896—1965)和梁实秋(1902—1987)等人的“大江社”，将一些在美国受教育的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73］闻一多于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身亡后，被共产党颂扬为爱国者、进步人士、烈士。［74］另外，还有曾琦、李璜、余家菊和陈启天等人组成的“醒狮社”，他们是同乡好友，还曾在北京、上海和法国共同求学。［75］虽然这两个群体间都对民族主义充满热情，并热烈拥护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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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央权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个松散的结盟。前者的成员都在美国受教育，且热衷于文学与艺术；而后者的国外经验则多在日本和法国，专业上的关注焦点在教育方面。两者在社会组成上格格不入。因此，是社会身份上的亲近，而非政治上的不合，使这些在美国受教育的国家主义者与“新月社”成员如胡适、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交往甚密。这些新月社成员也在美国受过教育，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他们在西方养成对艺术与文学的品位，并因新文化运动而声名大噪，还都鄙视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76］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在南京政府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立场到底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是次要问题。他们与国民党的交情很浅。因而，他们对国民党利益（也即对民族）表现出的忠诚是可疑的。毕竟，20世纪30年代，人们还普遍相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类的指导方针会严格落实。［77］国民党公开推行“党化教育”也是在那几年。而“党化教育”意味着南京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干涉大学的教授任命。
随着胜利的国民党对上海私立大学的控制逐渐严密，这些学校的非国民党知识分子发现，在此诡谲多变的政局中，他们正处于合法性的边缘。这些不满现状的大学教授不仅仅只是在学校讲堂上陈述个人的社会观点，而且常常在其主编或是出版的刊物中刊登自己的政治评论。王造时(1903—1971)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1930年回到中国后就一直在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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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期在《新月》月刊发表文章。［78］他在文章里大力鼓吹抗日立场。1932年11月，他创办了自己的政论半月刊《主张与评论》。但这份刊物只发行了三期就被当局查禁，同时王造时被迫辞去教职。［79］
王造时的遭遇并非是特例。罗隆基是当初推荐他担任教职的朋友，如今也被迫辞去在光华大学的教职。罗隆基虽是“大江社”的成员，但他也常常在《新月》上发表文章，于是引起当局的注意。然而，王造时与罗隆基并不打算屈服。罗隆基搬到天津的租界区担任《益世报》社论主撰，持续不断地批评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这让国民政府十分恼怒。［80］因为罗隆基避入不属国民党警察管辖的外国租界，他被列入暗杀名单，险些死于秘密警察的子弹下。事实上，南京政府时期，对政治直言不讳的中国人在上海和天津外国租界区，被国民党秘密警察绑架或暗杀，都是很平常的事。［81］
尽管这些挑战与抗议行动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由教授个人发动的抗议活动也激起政治反响，但很少影响他们任职的私立大学的学术课程。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在上海中产阶级大学教书的异见知识分子，如王造时、罗隆基、闻一多、张东荪和曾琦等，往往提出获中产阶级同情的政治立场。王造时和罗隆基武力抗日的倡议也许就是此类情形的最佳例子。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知识分子绝不会在任何特定争论上同心一致，比如在对日政策问题上，胡适就一直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平。［82］也应该注意到，虽然异见知识分子在那些看起来对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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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当宽容的中产阶级学校任教，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言人。一方面因为中产阶级利益本身就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也因为知识分子对于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功利主义的根本鄙视。结果，大部分知识分子将其政治上的不满都发表在私人出资出版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大多是在其位于租界的私人住宅里编辑出来的。然而，学校刊物则图文并茂地用大量篇幅赞颂事业成就，描绘时髦都市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危险的政治环境中，正是在大学校园里，新兴都市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聚在了一起，时不时地就某个议题合力对抗国民党。但是，知识分子往往冒着生命危险提出异议，而他们的雇主则忙于巴结党政要员，讨好学校董事会里的地方权贵和校董。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私立大学的大幅度成长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一旦这些学校的生存都成问题时，其政治立场的选择范围就有了全然不同的限制。就某种意义来说，上海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突出了一种无法调解的冲突：一方面是这些学校推动社会进步的抱负，这一抱负赋予这些学校的早期历史以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中，培养与权贵富豪友好关系的需要。当这些学校日臻成熟，却在财务与政治压力下变得越来越顺从，使20世纪10、20年代中改变社会政治的进步动力日益丧失。世纪之交进步士绅的后人，在民国时期变成了上海中产阶级成员，于是中产阶级的支持就使学校的办学宗旨转向现实性和应用性。
就社会身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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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都会自称源于世纪之交的士绅精英阶层。这些人包括那些拥护西方科技和中国工业化的洋务派官僚，回应新型金融和公共事务挑战的地方士绅出身的管理型精英以及大力鼓吹社会政治变革急迫性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工商业的发展与世纪之交社会政治变化的潮流交织在一起，这一潮流席卷以上所有群体，群体间还往往相互交叠。因此，士绅学者在洋务派官员同意下兴办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这些院校的毕业生在民国时期成为银行家、金融家、实业家、股市大亨、商业经理人、会计师（上述这些都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行政官员、新闻记者与教育家。
士绅—商人、官僚—企业家、精英—管理者、学者、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那种无法将他们区分的社会氛围中走出来，正处于日后几十年社会变迁的初始阶段，那些投身工商业界的人和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分道扬镳了。工商界资本的经费捐助让上海私立中产阶级大学不必再仰赖国家官款补助，从而给予这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政府控制的自治权。这个自治权不管怎么地成效不彰，然而都使中产阶级学校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其政治异议的政治天堂。然而，中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区隔已经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城市专业教育的旨趣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抱负在20世纪30年代已截然分开。中产阶级所关心的东西，表现为功利性、技术性、城市就业与西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部分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坚定信仰，仍然继续鼓吹五四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
当左翼与右翼把持了政治辩论的主题和走向时，第一代学生用以唤醒社会大众的高调言论转而指向私立大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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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批判传统的改良派士绅学者已经全面拥抱西方，把各种西方模式作为中国的榜样——从资本结构、工业发展、宪政到相信人类理性的启蒙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使中国社会和政治恢复活力。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学校的学者，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一样，被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批评其城市生活方式的西化特征，又被左翼激进分子攻击，说他们身为新兴中产阶级成员又未能深入大众。
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批评既是针对文化的，又是针对阶级的。因其物质享受与对外国影响的欣然接受，中产阶级大学受到责难。国民党人把中产阶级对西方的开放态度视为文化背叛，共产党人谴责上海财富来自阶级剥削。讽刺的是，多变、复杂、多元的上海中产阶级，竟然被当做一个阶级受到攻击。20世纪30年代上海那些富裕、具影响力、有教养、受尊重的人，有各种各样社会成分，从高度西化的到刚刚进城的，从大资本家到受薪雇员。同时，受雇于资产阶级学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人的价值，而非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知识分子与在北京的国学家志趣相投，鄙视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商业环境中的务实功利主义。上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仅处于左翼与右翼的攻击之下，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松散的同盟，缺乏有力、明晰的核心价值与定位。
本国私立中产阶级大学所特有的政治紧张与困境，基本上不存在于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历史中。与其他教育机构相比，这些规模较小的本国私立大学在财务紧张和政治压力下独力奋斗。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知识分子间松散且短暂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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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权力只具有微弱的制衡作用。至少在上海，这些本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沿革显示了，它们从清廷权力衰亡的那些年里勃兴的社会主导力量（societal initiatives)中，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那些起而取代旧帝国士绅的人，从一开始就处于内部分化状态。南京政府一旦宣告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就很快沦落为无甚作为的政治反对派。
尽管中国公学于1932年停办了，但大部分上海地区的本国私立大学在南京政府十年的前期都得以维持下去。不过，维持生存的代价就是某种制度脆弱性。这些学校面向城市，又渐渐认同于商业和财务的实用价值观，它们只有将自己限制在城市之中，疏远边远内地，才能获得成功。尽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教员的存在，功利主义还是主宰了这些学校，这深深地切断了其社会和文化根源，以至于几乎所有这些学校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被政府权力轻易俘获，它们与这座新兴城市阶级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大夏和复旦1945年后重回上海，但都已改制为由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城市中产阶级所保持的独立自主的私立教育领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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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