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智慧（全新修订版）

　　在《读史有智慧》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通俗历史畅销书作家冷成金用独特的“以智慧论历史，以历史说智慧”的手法，博采史实，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剥开传统文化内核，重新解读历史，为读者展示中国历史智慧的精髓，使之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感悟兴衰成败中的玄机。此为全新修订版。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主攻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曾先后出版《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隐士与解脱》《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等专著，以及《智典》《辨经》《读史有学问》《读史有智慧》等历史漫谈作品，在文化界影响巨大。其中《辨经》《智典》已被译成韩文和日文出版，在韩国和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广泛欢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认为《辨经》是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经典读本。

前 言
第一部分 儒家智慧
最深刻的儒家智慧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儒家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
书生皇帝的成败
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
帝王都是苦命人
皇帝身份尊贵，惹人羡慕。但其中的个中滋味只有皇帝自己知道。俗话说，“无情最是帝王家”，帝王之家实在是没有福寿双全的，要么短命，要么深陷权利之争，备受煎熬。看来，说帝王是苦命人，实在并不过分。
曾国藩的“内圣外王”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
政治家与艺术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统一？如果可以的话，中国历史上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昏君了。只能感叹，造化弄人，将“艺术家”偏偏生在帝王家，成了“昏君”。
“礼”是什么
礼仪是古人用来教化人的一种文化仪式，是要人懂得怎样做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要有人的精神价值。但叔孙通却把礼仪当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工具，去掉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东西。
人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
智家讲究强权，借权谋和独裁专断来夺取晋的政权；赵家却注重通过人的品性的考核，选立贤德诚信的人接班。从根本意义上讲，这是一段早有预言的历史，成败的种子早在选择接班人时就已经埋下了。
儒者善于巧谏
喜欢逢迎是人的本性，只有人格修养到达了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普通人往往是闻过不喜，甚至是闻过则怒。
……

第二部分 法家智慧
最严苛的法家智慧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法家智慧的核心在于法、术、势。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
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过于迂远；术之为用，则立竿见影。因而，救急之道，重术而轻德。虽是流氓，但亦无妨，只要用术得“道”，即可为天下之主。
中国的“法”
极端的集权就失去了民主，人民不敢说话了就失去了舆论导向，没有舆论导向，社会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是读书和自由使国家灭亡，相反，正是压制思想和自由才使国家灭亡。
诸葛亮的悲剧
诸葛亮隆中“三分天下”，一语道破天机，辅助刘备建立后蜀，可谓功业盖世。奈何后蜀始终偏安一隅，也不过是数十年便国破家亡。追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后蜀无人，种下这祸根的便是诸葛亮。后世对诸葛亮的评价，多以道德角度为出发点，但这恰恰也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悲剧。
“法家”的结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其实，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再为曹操“翻案”
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小人物的大谋略
蒯彻生逢乱世，正当群雄逐鹿之时，可谓得时矣。观蒯彻之谋，可谓大矣，其智应在韩信之上，只是不得其人而已。不得其人，并不是蒯彻的智计不及，实在是不逢其人。
……

　　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导演
　　这里说的不是影视导演，而是历史活剧的导演。
　　要寻找这样的导演，首先要寻找具体而又典型的历史大戏。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用现代戏剧观点看，赵匡胤兵变、登基的过程具备了十分典型的“戏剧结构”。
　　赵匡胤是如何登基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黄袍加身”，一是陈桥兵变。
　　大史学家司马光他在的《涑水纪闻》中就说：“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说有人强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这样说，后来的正史也多持这样的观点。但民间似乎就不同了，疑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称“陈桥兵变”。不要小看这称呼的不同，其中的区别可就大了。如果是黄袍加身，赵匡胤就是无辜的、无奈的、被迫的，在道义上就可以不受谴责；如果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可就变成篡权者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东京（开封）。
　　京城里一派节日气象，尤其是大臣们，在忙着朝贺新年。就在这时，朝廷接到了北边镇州、定州的紧急军报，说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怎么也得让皇帝过好这个新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这样的军情？即使十万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这时，边报来了。如果皇帝能够指挥若定，这时来了边报也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可偏偏后周当时的情况是“主少国疑”。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君主年少，国人疑惧，也就是说国家缺少主心骨，全国上下疑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谓“无巧不成书”，无巧似乎也不成历史。但历史真的那么巧吗？是否背后有人处心积虑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谜！
　　接下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想见，是朝堂上一片混乱，本来大家都是满面红光地祝贺新年，现在却一个个变成六神无主了。
　　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呢？发兵啊！对了，这正是有人想要的结果。两个宰相，范质、王溥，不加任何核实，不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当时就以周恭帝的名义下诏让赵匡胤带兵北征。这样做，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仓促遣将”，而仓促遣将，十有八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是不是因为后周朝廷听从了赵匡胤的调遣，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赵匡胤做了什么，我们却是知道的。
　　首先，他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于正月初二率军先行。慕容延钊不仅在资历、声望诸方面都超过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钊并非铁杆的拥赵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员，如果让慕容延钊与自己同行，无疑是多了一层顾虑；而让慕容延钊先行，赵匡胤紧随其后，不仅免除了心腹之患，且一旦兵变成功，就可以切断慕容延钊的后路，使他进退维谷，自然就容易导向赵匡胤这一边。这叫清除外围。
　　第二，赵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亲信将领全都带走，而是把石守信、张令铎等留在开封，目的是既做内应，又牵制负责守卫京城的韩通。这叫设置内应。
　　第三，赵匡胤特地来向韩通辞行，不仅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还仿佛说：“我走了，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韩通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叫麻痹对手。
　　第四，九年前，郭威拥兵入城自立，在开封纵兵剽掠，人们对此不仅记忆犹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来，并能接受自己回城，实在是令赵匡胤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对此，赵匡胤处理得可谓十分巧妙。他先是在慕容延钊出兵当日就散布流言，说是“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这令人们十分惊慌，唯恐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赵匡胤于正月初三率军出行，奇怪的是，他的军队纪律出奇的好，这无疑向开封市民宣布，如果我这个点检真的回来做了天子，绝不会抢掠你们，你们不用害怕。这样，将来自己真的突然君临开封，市民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说不定，市民还会对他感激涕零呢！对于市民的心理，赵匡胤可谓琢磨透了。这叫舆论准备。
　　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如何能做如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赵匡胤该出发了。
　　正月初三的当晚，赵匡胤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所谓“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从何处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设教”。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间的方式来言语或是解释某些事情，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历史上，这种方法是极其盛行的。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在夜晚设了篝火，学狐狸的声音叫喊说：“大楚兴，陈胜王”；元朝末年，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见歌谣流传很广，就秘密派白莲教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将要开挖的黄河河道中。这些都直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由头，其作用是巨大的。
　　赵匡胤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禁军军校苗训。苗训是殿前散员第一直散指挥使，《宋史》称他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术”。这样的人在当时本来就极容易发挥影响力，更何况有一定的军权！这时，苗训站了出来，《宋史》记载，他“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这是什么？是表演！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苗训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辅，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这样就引得许多好奇的人来观看。苗训指着天上说：“天上居然有两个太阳，黑光摩荡已经很久了。”楚昭辅也看了一会儿天上，煞有介事地说：“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这是天命。”楚昭辅是个“文化人”，对于军人，“文化人”总是很神秘的。那时的军人显然缺少“科学精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何况改朝换代往往会给军人带来抢掠的机会，也会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刺激。
　　应该说，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这样，这点儿事情，正史、野史、笔记、杂谈就不会对此加以记载甚至津津乐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发展的必然逻辑。大家将另一个“日”与赵匡胤联系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将这件事说出来，仍然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军人来讲也不难找到。《长编》（卷一）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记载说，当时就有一大群将领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令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谓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无知，大权被“奸臣”把持着，我们出了死力，国君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出力吗？这样的傻事谁干！理是正理——我们绝不是不顾国家，而是“先安内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内，其后才能更好地攘外，否则国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变已正式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端。
　　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谋士——也就是军师，如果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只有文武相济，才能大功告成。果然，此时那个后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的及时出现，将兵变纳入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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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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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