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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传记 政治人物 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
张学良遭到软禁之后，许多要人都为之说情，其中包括宋子文、宋美龄等“皇亲国戚”，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张治中等“朝中重臣”，以及外籍顾问端纳等等。1937年1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张学良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而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他却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我留他在这里，让他多读些书”。
九年过去了，全国政协会上，委员们呼吁还给张学良人身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学良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啦！”同年10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
1949年1 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应尽快放出张、杨。蒋却冷冷地说，你们找李宗仁去说。李宗仁倒是真的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负责落实。顾祝同深解蒋介石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又派遣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遵照蒋的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下达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旷日持久的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求赦，主动承担“罪责”，以求宽宥；请缨赴战，要与日寇决一胜负，“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表述“加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驱使，代国家之驰骋”， “乞钧座念及十年之情，怜及匹夫之志，有以成之”的心愿。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蒋介石的策略，一曰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二曰水来土掩，虚与委蛇。
一次，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买”。蒋介石却说：“你懂什么，这是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他就叫人把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鱼竿送过去。张学良看到这个鱼竿能伸能缩，可长可短，知道他的用意：当即折断扔掉。对于长期丧失自由，身心饱受摧残，张学良以独特的方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特意捉了一只鸟，把它关进一个精致的鸟笼里，然后作为一件特殊礼品，托人给蒋介石送过去。蒋介石收到后，将计就计，差人做了个更大的鸟笼，作为回赠，派人送给张学良，并捎话说：“我很爱鸟，你再在山上多捉些鸟吧，我有的是笼子。”
1956年，张学良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瑞士名表作为礼物托人送给蒋介石，暗示岁月蹉跎，“管束”应该结束了。蒋介石深知个中寓意，立即回赠一本1936年年历，还有一双绣花拖鞋。看得出他对西安事变那场羞辱始终耿耿于怀，决意要把“管束”永远拖下去，直到张学良老死。
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
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
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说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心理反应，包括对张学良的态度，可以用“一怕二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其实，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能够回答：蒋介石何以长期扣住张学良不放？
首先说怕。有一次，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学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一句话：
张岳公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看来，张学良的“虎”威犹在，是其不能获释的重要原因。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一麾出守，举重若轻，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在于他手下拥有一支强大的东北军，成了当时全国的最大的实力派。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威震神州的真正的东北虎；而那场震惊中外、至今思之犹使蒋介石 心胆俱寒的西安事变，更使他领略了这只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东北虎的赫赫神威；现如今，虽说已经“虎落平阳”，但只要获得自由，他仍然能够凭借他的老本，他的余威，振臂一呼，“啸聚山林”，成为有影响、有实力的统帅，继续率领东北军横行天下。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有了军队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西安事变前，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抗日救国大旗下，相互合作，形成了时人所称的“三位一体”，总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事变之后，这支武装力量并没有消亡，作为“东北王”，张学良既是东北军的主心骨，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扣住他不放，无疑是涣散以至瓦解东北军以至“三位一体”的关键所在；而“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日益加剧，又为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提供了信心和保证。
杨虎城的话，可谓一语破的：
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个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才决心把张学良扣押到底。每当历史出现转折时刻，或发生重大变故，蒋介石都要亲自过问对张学良的监禁事宜，唯恐出现意外。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正式亮出“释放张学良”的议题，蒋介石十分紧张，立即紧急部署，匆匆忙忙将张学良秘密押解到孤岛台湾，为的是怕他在大陆被劫走，或者迫于政治压力被释放出去。押解到台湾以后，他仍然严加控制，因为他担心，张学良一旦“出山”，就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为反蒋的人所利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计划’和‘强人政治’”。
直到临终前，在同“后主”蒋经国谈到张学良时，他还郑重交代：“不可放虎！”中国古人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张学良当时大概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关怀之殷，情同骨肉”的老上级，关于他的临终嘱告，竟是这样断义绝情的四个字。
这样决绝的交代，显然不是随意做出的。那么，其意为何？是怕他“东山再起”，重新“占山为王”吗？看来不像。——当年的“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被囚禁了三十八年、已经七十五高龄的老将军，纵然不是“一饭三遗矢矣”，昔日的震山之威，难道还存在吗？他身后的三十万大军已然“灰飞烟灭”，莫非说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老头子，还能揭竿而起，重新向蒋家王朝发难吗？看来，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害怕口无遮拦的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会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披露出种种于他不利、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的内幕。
再来说恨。蒋介石当然对张学良愤恨至极了。一恨张学良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让他颜面无光，威信扫地；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事变之后，蒋介石曾说：“此时抗日，坐大中共”；“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始终坚守诚信原则，不作违心之言，不肯悔“罪”认“错”。
凡是了解蒋介石的个性、洞悉其为人的人，都知道张学良一经陷入他的牢笼，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经说过，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另一位元老续范亭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指出：
汉卿又一时失策，亲自把蒋送回南京。蒋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他地地道道就是《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果然，他一缓手就把汉卿给囚禁起来，再无出头之日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强烈的报复心理，是张学良不能获释的直接原因。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让他痛苦一世。”蒋介石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狠毒，更厉害：你张学良不是让我委屈十四天吗，那我就一报还一报，还你个一千四百个十四天！结果，足足监押了五十四年。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旨哉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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