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刘良华
出 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 书：“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
出版时间：2015年02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6752879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哲学
标 签：世界哲学 哲学 哲学/宗教
《西方哲学：“生命·实践”教育学视角之思》：
本研究从“生命·实践”哲学的视角考察西方哲学中的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
表面上看，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似乎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命乃自然现象，实践乃社会现象。自然生命和社会实践彼此对峙。于是，“生命·实践”哲学似乎就是超越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事实上，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并非彼此对立的关系，两者也并无冲突。真实的哲学冲突来自生命哲学内部。生命哲学内部一直存在知识哲学领域的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政治哲学领域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争、道德哲学领域的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当生命哲学发生严重的内部冲突时，实践智慧就成为一种需要。实践哲学就是拯救和调解生命哲学的内在冲突的智慧之学。也就是说，实践哲学并非独立于生命哲学之外的另类哲学。实践哲学就是“生命·实践”哲学，反之，“生命·实践”哲学就是实践哲学。“生命·实践”哲学是超越生命哲学内部之争的第三条道路而并非超越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生命·实践”哲学核心精神是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1）关系思维追求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转化思维，它反对一切非此即彼的矛盾思维或冥顽不化的对立思维。立足于关系思维，“生命·实践”哲学试图超越一切有关经验论与先验论、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这种超越并非在彼此对立的双方之间寻求简单的折中或无原准则的妥协。“生命·实践”哲学所强调的“关系思维”意味着，当自然生命与社会实践发生冲突时，“生命·实践”哲学总是立足于“自然”，以“自然法”为标准去改善社会实践或社会习俗。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总是始于对自然的发现而对习俗的拒绝。“发现自然乃是哲学的工作”。哲学是对权威的根除，根除权威之后，“自然乃是标准”。（2）情境思维强调“场合意识”和“分寸意识”，推崇明智（practical wisdom）、审慎（prudence）、中庸（mean）并以此取代不分场合的激情（包括激情的过度与不及）。这种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实践智慧”（phronesis）。
本书共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前两章呈现生命哲学的内在张力。每个部分的最后一章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生命·实践”哲学所追求的关系思维与转化思维。
一、生命哲学的内部之争
西方古典哲学始于自然哲学，研究万物的本原。自从智者和青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哲学就一直关注“人的问题”并由此转向生命哲学。生命哲学即研究“人的问题”或“人间事务”的哲学。生命哲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经验生命（经验论）与先验生命（先验论）、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以及相关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争执和矛盾。为化解生命哲学的内部冲突，“实践智慧”被引入哲学。
西方古典哲学分化出不同的哲学取向或派别。从时间顺序来看，这些不同的哲学取向或派别主要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学派和希腊化-罗马哲学。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自然哲学与民主哲学
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自然哲学。二是民主政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显示出三个阶段和三条道路。第一个阶段和第一条道路始于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47），坚持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某种特别的物质。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水”，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611—前547）认为是“不定形”，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前588—前524）认为是“气”。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人一起开创了米利都学派。三者之中，比较“高级”的是阿拉克西曼德的“不定形”，这种“不定形”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的“存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二条道路由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4—前493）、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前530—前470）、巴门尼德（Parmenides，前570—前480）等人开创。他们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某种抽象的“存在”而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数”、赫拉克利特学派（爱非思学派）虽然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但他同时提出“从一产生一切，从一切产生一”的“逻各斯”。巴门尼德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也有认为巴门尼德是阿拉克西曼德的学生），他和他的老师克色诺芬尼（Xenophánes，约前565—前473）、得意弟子芝诺（Zeno，前490—前425）一起开创爱利亚学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变不动、不生不灭的“存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三者一起影响了柏拉图哲学。第三个阶段和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人物是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前500—前428）、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5—前433）、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他们用“原子论”的思路来讨论一与多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一般称为“原子论”哲学。德谟克利特等人所坚持的“原子论”哲学接近现代“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原子论”哲学似乎是“最好的哲学”。
智者哲学延续了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等人的自然哲学的主题，但智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哲学主题：智者把关注的焦点由“自然”转向“政治”。或者说，智者将哲学的重点由自然哲学转向生命哲学（人间事务之学）。古希腊有影响的智者（sophistes）有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90—前421）、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5—前380）和安提丰（Antiphon，前470—前411）等人。而按照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6—前385）的说法，青年苏格拉底也是典型的智者。少不更事的青年苏格拉底给青年人传授“雄辩术”，以在辩论中击败他人为目的而不追求真理。成年苏格拉底开始追求正义和真理，却又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以直言不讳的反讽的方式反对世俗道德和民主政治。苏格拉底因此而被处以极刑。
作为智者的青年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青年苏格拉底在哲学上恰恰站在柏拉图所反对的普罗塔哥拉这边。有人认为，“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对立”就是柏拉图与普罗塔哥拉之间的对立。而这个基本对立也可以理解为青年苏格拉底与晚年苏格拉底之间的对立。它预演了后来出现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师徒之争。
柏拉图之所以反感和反对智者，主要因为智者哲学顺应了当时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制恰恰是柏拉图所反对的。“普罗塔哥拉第一次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参与式民主的先河。经过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教育，所有人都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道德洞见。”古希腊的智者学派的产生，正因为智者提供的辩论与雄辩术的教育顺应了当时的民主社会的需要。哲人王统治不需要民众发表意见，民主社会因崇尚法律而重视辩论。辩论的需要“一部分来自公民大会上的讨论，但更多的是来自陪审法庭的争辩，……伯里克利所创立的公众的、经常性的陪审法庭，恰恰为雅典人的才智开辟了一个最适合其自然倾向的发展途径。”这种新的司法制度“促使雅典人的天才向雄辩术方面发展。这时，不仅那些想在政治上暂露头脚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演说能力，而且那些普通公民也必须如此，以便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或驳斥他人的控告。姑且不论它是否用于实现一个人的雄心壮志，雄辩术总是一种最有实用价值的才艺，其重要性绝不下于武术或体育训练。于是，那些讲授文法和修辞学的教师，以及为他人撰写演说稿的文人墨客，这时就开始增多起来，并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如此，智者还从事某种游说或外交的活动。“早期智者是高尚的、备受尊敬的人，他们常常被所在的城邦委以外交使命。”
智者哲学也正因为顺应了民主社会的需要而受到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前429年）等人的支持和赞助。伯里克利执政时，奉普罗塔哥拉等智者为座上宾，多次与他们谈话。后来民主政制的失势，智者受到打压。“三十僭主”所采用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明令禁止讲授雄辩术。
由于柏拉图对智者哲学的“有敌意的描述”，智者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名声不佳，其著作也未能完整地保存和传播。受柏拉图的影响，智者被视为“江湖骗子”。
（二）生命哲学及其内部冲突
智者哲学受到以柏拉图为首的苏格拉底学派的攻击，但苏格拉底学派内部也一直存在两种冲突：一是知识哲学领域的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二是政治哲学领域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由于生命哲学内部出现争执和冲突，实践智慧临危受命，它与生命激情一起构成“生命·实践”哲学。“生命·实践”哲学的主要使命是超越知识领域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之争和政治领域的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
在知识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洛克、休谟、穆勒等人的经验论。它重视人的感觉经验，坚持任何知识都来源于人的感觉，否认任何先验知识。这种哲学一度被称为“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它肯定了生命的“感觉”，却使生命朝向相对主义的方向发展。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知识哲学的最后形式。二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先验论（或观念论）。它强调人的先验范畴，认为先验范畴以及先验的思维形式是认识的充分必要条件。康德认为知识虽然始于感觉经验，却并不来源于经验。没有先验范畴的支持，人的认识就像夜间观牛，其色皆黑。这种哲学一度被称为“先验主义”或“主体主义”、“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观念论”。在这两者之外，赫尔巴特、杜威、波兰尼等人在知识哲学领域发起了“哲学的改造”，显示出超越“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知识领域的“生命·实践”哲学。
在政治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平民主义政治和精英主义政治两个阵营。卢梭、马克思、萨特等人追求平民主义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韦伯的“法制型统治”。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追求精英主义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韦伯的“卡理斯玛型统治”，靠超凡魅力统治民众。平民主义政治同情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平民主义运动；而精英主义政治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或专家治国。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施特劳斯等人强调以“共和”政治（平民与贵族各安其位）去超越平民主义政治哲学与精英主义（或国家主义）政治哲学之争。
（三）生命哲学的内部冲突在西方古典哲学中的预演
古希腊虽然在实践领域推行全民参与政治，但是，理论界对此并非没有非议。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哲学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总体而言，他们都认为共同体政治生活或军事生活高于和优先于个体生活。个体自由甚至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都必须让位于社群生活。
古希腊的教育虽然有各种课程，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指向政治教育。“事实上，所有的教育专业目的不外乎是政治教诲，诗歌、音乐、体操技艺，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政治—伦理任务。……其真正的意图都可以被称为政治教育。”从童年开始，所有的教育都以政治为基本主题。音乐和体育也有伦理的目的。从孩提时代到成年的一切教育就只有政治技艺。西方古典教育所重视的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七艺”明显以政治课程为主。即便算术、天文学等，也是出于政治教育的目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把人教育成为好公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课程体系中有时稍微增加了一些自然探究的课程，便立刻遭致他们的同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挖苦和嘲笑。有人认为，古希腊的城邦生活的确是民主的，但它是“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古希腊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没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国家不允许人对它的利益漠不关心。哲学家和研究者不能隐入山野。他们必须到议会投票，他们不能拒绝担任官员，这是他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发生争执时，雅典禁止公民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必须追随一派，反对另一派。凡不入派又不反对的中立者，法律将予以严厉惩罚，剥夺他的公民资格。”古希腊的教育更不自由。“国家首先要独揽的就是教育大权。在斯巴达，父亲几乎没有教育子女的权利。雅典法律似乎比较宽松，但城邦仍规定儿童共同授业于指定的老师门下。……国家认为，公民的精神和身体都属于它，所以它要塑造他们的精神与身体，使之对国家有益。公民的身体是国家的武器，为了使这武器有力且合手，有必要让他们参加体育活动。”
过度的“参与式民主”政治对公民的私人生活必然带来的挤压和侵扰。古典政治哲学将一切不参与政治生活的离群索居者视为“非神即兽”的怪物。
接下来的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学派更重视“个体生命”及其伦理生活，遵循自然而拒绝习俗，听从内心自由的召唤而藐视权威。
希腊化哲学转向个体生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苏格拉底学派为代表的过度政治化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迟早会引发一般民众对政治的厌烦情绪。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出现了变化。自由民主的城邦突然陷落，希腊人被“蛮族”（马其顿人、罗马人）征服，处于“亡国奴”的状态，不得不臣服于外族的“军阀”，这使“政治学”一度成为讨论的禁区。“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这个时期诞生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学派尽管存在细微的差异，但它们一致地呈现出重视个体生命的总体气质，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而拒绝社会的习俗规范。他们既不信任“政治科学”的技术设计，现实条件也不可能让他们享受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待遇。
直到罗马时代，参与式民主政治与政治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获得某种平衡。罗马哲学开创了古典哲学的新气象。罗马哲学延续了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审慎”、“中庸”传统，追求“不动心”、反“激情”的斯多葛主义精神。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斯多葛哲学虽然延续了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学派的意志主义，却增加了更多的入世精神。奥古斯丁则兼采斯多葛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并由此而开创了教父哲学（基督教哲学）的新传统。总体而言，罗马哲学再次恢复了“入世”精神，显示出比较丰富的“生命·实践”智慧。
二、实践哲学的分化
实践哲学或“生命·实践”哲学在不同的哲人那里显示出不同的追求。古典实践哲学立足于人的柏拉图式的美德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前者追求理性、勇敢、节制和公正等“四主德”；后者强调以明智、审慎和中庸等“实践智慧”去化解冲突。近代实践哲学以康德的“实践理性”著名，其核心是至善的自由意志。现代实践哲学则热情洋溢地启用政治科学及其民主与法制。
（一）立足于“美德”和“情感”的古典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的重点是“实践智慧”，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明智，即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二是审慎，即注意说话和写作的对象，不以直言不讳的方式激怒他人，在必要的时刻甚至可采取“高贵的谎言”或“隐微教诲”。三是中庸，强调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采取必要的妥协与让步或中间道路。实践智慧及其三个要素实际上是对人的情感（欲望与激情）的承认和保护。
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比较完整地坚持了实践智慧的三个要素，而柏拉图更重视以纯粹的理论理性净化不纯粹的实践。柏拉图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性知识和理论知识两种。实践被视为应用性知识或技术。如果说柏拉图哲学也蕴含了实践智慧，那么，其实践智慧主要显示为“激情”（spiritedness，也译为“血气”）学说和“隐微教诲”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贵的谎言”。“激情”在柏拉图的“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中占有重要地位。“激情”与勇气相应，但柏拉图并不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激情四射、勇往直前。相反，他认为激情及其勇敢应该受理性的控制。柏拉图的隐微教诲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贵的谎言”主要来自“苏格拉底之死”的震撼。他从他的老师被处死的哲学事件中汲取教训，从直言不讳的危险的“反讽”转向隐微写作。柏拉图以隐微写作的方式建构他的“言辞中的城邦”（理想国）而不直接介入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在实践哲学的道路上他从师叔色诺芬以及前苏格拉底哲学（尤其是智者哲学）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教益。色诺芬既关注现实政治，又尽量回避锋芒（避免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在追求真理与承认现实之间采取“中庸”路线。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技术（也译为“制作”）。与之对应的三种哲学或三种理性为：理论哲学（也称为理论理性或理论知识）、实践哲学（也称之为实践理性或实践智慧）和技术哲学（也称之为技术理性或应用技术）。三者之间，技术的自由程度最低，实践高一个等级，理论的自由程度最高，它是纯粹自由的沉思的生活。真正能够帮助实践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技术，而是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由此而被视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主要用于处理具体而特殊的事务尤其是有关政治的事务，实践就是处理具体的事情，政治学几乎就是明智、审慎、中庸之学。它是处理偶然性、特殊性的能力。与之相对的理论理性是处理必然性、普遍性的能力。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审慎”、“激情”等实践智慧在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斯多葛学派那里获得延续。希腊化时代的犬儒主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开始明确抵制“激情”并将它发展为道法自然的苦行主义或“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的意志主义。而在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等人那里进一步发展为“反激情”、“不动心”、“不允许愤怒”的冷峻的意志哲学。西塞罗甚至以“审慎”（prudentia，后来演化为prudence）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并使之兼有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的共和主义精神。这种“反激情”的共和精神后来在奥古斯丁以及整个基督教哲学中几乎被完整地延续下来。“反激情”成为基督教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古典实践哲学的“审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继者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再度引起关注。马基雅维利以“德性”（virtue）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此表达他所追求的“伪善”（道德与政治分离）、“公民宗教”、“审慎”，等等。其“公民宗教”理论接近伊壁鸠鲁的宗教态度（他本人不信神但总是显得信神），而此后的霍布斯几乎完整地复制了他的宗教理论。直到斯宾诺莎才将宗教转换为“自然宗教”，而马克思则将斯宾诺莎的“自然宗教”彻底转换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信念（比如共产主义信念）。马基雅维利所追求的“德性”及其“审慎”后来在施特劳斯那里则被转换为柏拉图式的“隐微教诲”。
（二）立足于道德的近代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在康德那里发生转型。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引发了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双重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前者立足于科学并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后者立足于“道德”并发展出独特的“实践哲学”。
康德哲学将他的道德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视之为“第一哲学”。康德的实践哲学接近柏拉图追求“至善”的生命哲学而几乎不考虑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甚至将亚里士多德式的明智、审慎与中庸视为实践理性的堕落。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精神延续了他在知识哲学领域发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思路，康德鼓励人强调人凭借的其纯然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追求“至善”品格。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在胡塞尔那里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发展到极致。
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主要差异在于：虽然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也是“自由实践”，但亚里士多德更看重“中庸”、“折中”、“妥协”的生活艺术。而康德的实践却显示为绝对的、不妥协的、纯粹的自由意志。康德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抽取了实践的自由精神，他将实践几乎等同于“自由意志”。康德的“意志”类似古希腊哲人所谓的“激情”。康德并不认为这种执着、毅力、坚守是非理性的，相反，康德将“自由意志”以及与之相关的“激情”视为“纯粹理性”（纯粹的实践理性）。
（三）立足于义气之争的现代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所讨论的“义气”（含“欲望”和“激情”）在现代实践哲学这里转换为“革命”或“阶级斗争”并以此重建建立新的秩序和“礼法”。
现代实践哲学领域的重要背景或关键事件是“法国大革命”，黑格尔视之为主奴辩证法或奴隶起义，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斗争。革命或阶级斗争主要是劳动者对统治者的反抗。也因此，革命或阶级斗争往往伴随着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劳动技术和科学的重视。西方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所鄙视的“技术”以及“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发生莫大的兴趣。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在恢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并由此对当时不那么入流的“政治经济学”给予特别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三要素”（理论、实践和技术）排斥了劳动。他认为劳动是奴隶的活动而非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之后，劳动一直处于受鄙视和被遗弃的状态。后来阿伦特在亚里士多德的“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工作和行动。但她也依然认为劳动是低级的不自由的活动。只有在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那里，劳动才重新成为有意义的主题。费希特认为劳动是人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人有不劳而获的权利，“不劳者不得食”。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主奴之争的结果，它是奴隶的生活形式，但是，也正是劳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主奴之争以及主奴关系的颠倒。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极度重视劳动，不仅将劳动视为从猿转变为人的关键要素，而且并将自由劳动视为人的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劳动相关的是技术和科学。费希特、马克思等人对技术和科学给予厚望，期待未来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机器自动化”能够改变人类的劳动形态并最终为人类带来解放。
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则重新引入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他们试图在卢梭-马克思-萨特式的奴隶起义（革命）和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的精英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其核心策略是在大众与精英之间保持共和关系，并因此而重新亚里士多德式的明智、审慎和中庸等古典实践智慧以及柏拉图式的“隐微教诲”。在种种方案之中，杜威的“参与式民主”代表了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他主张把科学“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用非暴力的“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社会冲突。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重点关注哲学史上柏拉图式的“三论”哲人。这类哲人的思考往往始于“方法论”（人性论或知识论），终于“政治论”和“教育论”。政治及其美好生命是目的，教育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比如，柏拉图有多种著作，但总体上呈现为三类：一是以《泰阿泰德篇》为代表的知识哲学；二是以《法律篇》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三是以《理想国》为代表的教育哲学。与之类似，洛克的三类著作是《人类理解论》、《政府论》和《教育论》；卢梭的三类著作是《论科学与艺术》（以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康德的三类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教育学》；杜威的三类著作是《我们怎样思维》、《新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对这类哲人来说，政治理想是核心主题，方法论（含人性论或知识论）是为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思维方法的支持。他们最后之所以转向教育，是因为教育可造就“新政制”所需要的“新民”。
本书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解说历史上的著名哲人及其知识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并由知识哲学（以及方法论）或政治哲学引出相关的教育哲学。由于有些哲人偏重知识哲学，有些哲人偏重政治哲学。本书有时在知识哲学的主题下讨论某个哲人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有时在政治哲学的主题下讨论某个哲人的知识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因此，本书虽然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解读历史上的著名哲人及其思想，但偶尔也根据讨论主题的需要超越时间的框架。
本书虽然也采用“传统解释学”的方式“简述”某些哲人的思想，但是，本书更重视从发生学研究、比较研究、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学现象学尤其是施特劳斯式的隐微解释学等“现代解释学”的视角为历史文本提供解释。在解读色诺芬、柏拉图、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施特劳斯等哲人的文本时，本书区分了“文本的表面”和“文本的背面”所隐含的隐微教诲，追寻其言外之意或难言之隐。本书偶尔从发生学的视角去关注该哲人的个人思想成长史，留意其早期、中期和晚期思想的差异，勘察该哲人是否出现“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发展轨迹。比如，本书提示了青年苏格拉底和成熟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卢梭早期和晚期从“自然”到“自然”的转换、康德早期和晚期在“德福观”上的变化、杜威早期和晚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迁移，等等。
本书重点叙述西方教育哲学的“思想史”，偶尔也以脚注或加引号、加括弧的方式提示相关的“学术史”（或效果史）。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均提供英文名和生卒年。但是，如果某个哲人在后文有专门的讨论，则在专门讨论的章节中显示其英文名和生卒年。
上编 重点关注西方古典哲学：一是苏格拉底学派及其分化，重点关注柏拉图、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相关的政治哲学；二是希腊化时代的生命哲学，重点讨论犬儒主义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远离政治的个体生命哲学。三是罗马时代的“生命·实践”哲学，重点关注西塞罗、塞涅卡和奥古斯丁的实践智慧及其政治哲学。罗马时代是西方古典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第一次综合，显示了“生命·实践”哲学的古典意向。
中编 讨论西方现代知识哲学。一是洛克、休谟、穆勒等人的经验论知识哲学及其对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影响；二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先验论知识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三是赫尔巴特、杜威、波兰尼等人的“生命·实践”知识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
下编 关注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一是卢梭、马克思、萨特等人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及其教育哲学；二是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精英主义（或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及其教育哲学；三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生命·实践”政治哲学及其教育哲学。
装 帧：平装
页 数：368
版 次：1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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