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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家教理论 亲子/家教
▲书摘
(详见《心怀生命——和孩子共读的生命启蒙书》书摘文档)
《心怀生命：和孩子共读的人生书》 （书摘）
写在前面的话 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首先是我想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一些话，其中的许多问题，正是她（他）向我提出来的。 但我推想，它们也可能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不仅我的孩子心里有这些疑团，当我像你们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也曾经是我的疑问。 当我们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慢慢长大，心里开始出现有关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苦闷、惊慌甚至恐惧。 这些问题，由于它们太内在，太抽象，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提出，或者提出了也不易得到回答。而坊间有些自诩为给出了解答、甚至最终解答的流行文字，只能说明作者自己并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 一个孩子也许会独自沉重地负担起这一切，但这有时可能是太沉重了，她（他）哪能知道另外有人也在想着同样一些问题呢？ 这些根本性的类似问题一代代地发生——尤其在人们年轻的时候发生；也由一代代人尝试作出自己的回答——需要用他们毕生的努力。每一代人，乃至每一个人的回答都需要有自己的特殊经验，包括独自亲领默会的体验，但是，我们也不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包括有一些在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字沟通。 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些问题： 它们有些是涉及生死与自然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它又往哪里去？每个人的生命是否都是一个偶然的幸运？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吗？是否真有生命的奥秘？如果有，我们又是否能够完全揭破这奥秘？我们如何面对必不可免的死亡？我们又如何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死亡和伤害，不轻掷我们的生命？但是，人是否又还需要一些冒险？生命是否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人的生命与动物的、植物的生命是否有相通的地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或应当怎样？能否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 有些问题是涉及苦乐与目标的，比如说：人是否都追求快乐或幸福？生命中是否就自然而然地包含着痛苦？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痛苦？我们渴望激动人心的快乐，但我们所过的生活却是平凡而又单调的，怎么办？人的生活可以复杂到什么程度，又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我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突然变故，尤其是家庭变故？我们又如何对待和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还有些问题是关于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比如说：谁是“我”？或者“我”是谁？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自己的某种天才？如果命运看来对我特别不公怎么办？学校训练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人是否应当追求完美？一个人如何做到全面发展？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有多少种身份？什么是最重要的身份？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们如何在同一个屋顶、同一片天空下生存？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和最重要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是否能够代替别人做好事？人应当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生活？ 对这些问题，我只想说一些在我看来对你们重要、并且被我的经验和思考推测为合理的话，但这些话并不就是固定的答案，也许它们只能说明，我也和你们一样，为这些问题深深地焦虑过和苦苦地思索过。我们也许可以藉此深深地、倾心地交谈，哪怕隔着千山万水。而对话者有时候保持某种留有余地的距离，或许反而可以更从容和深入地做一种心灵的沟通。 我可能并不是在一个特别合适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我最初写这本书的中年可能是人一生中最入世从而也最世俗的时候，但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写作使我的心灵又经历了一次童年。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也随着这本书一起不断有心智地成长。 在我第一次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冬去春来；而当我再一次补充修订它的时候，又是春光明媚的时候。春天是一个生长的季节。我希望这本小书里的思考和体验，也许能有助于正像我的孩子一样成长着的你们，以及和我一样关注着你们成长的父母们。 何怀宏 1995年春初稿 2009年春再笔 2014年春夏之交三笔 第一辑 生死之间 生命的幸运 有一天，有两个小女孩谈起她们的生命所经历过的危险。 一个说，她有过四次“蒙难”呢，第一次，是她刚生下的时候，她太小太小了，都以为可能养不活了，是她奶奶把她养活了；第二次，是她小时得了一种什么怪病，是她爸爸好不容易从外地赶回来，给她输血，才救活了她；第三次，是她吃饭不小心把鱼刺卡到喉咙里了，是她大姑想尽办法弄出鱼刺救了她；第四次，是她走路不小心，差点掉进一个深潭，幸亏她妈妈把她一把拉住了，才没掉下去。 另一个说，在她还没有出生之前，在还没有“我”之前，“我”就有过两次生命危险呢，第一次，是“我”的外婆年轻打仗时去背伤员，身上的水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水都流光了，你想想，如果子弹偏那么一点，打中了“我”外婆，就没有了外婆，哪里还会有“我”？连“我”妈妈都不会有了！“我”和“我妈妈”“我外婆”就都没有了，就都像水一样流光了！第二次，是“我”出生之前，妈妈就怀过一个“哥哥”，但后来流产了，要是妈妈的第一胎生了，“我”就不能够出生了，即使让再生一个，那生下来的也可能不是“我”了，你说多悬啊！ 她们共同的结论是：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确实，生命是一个幸运，甚至是一个奇迹。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了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危险，但可能还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危险呢。也许那天你没出门，对你就是一个幸运；也许那天即使你出门了，但走的是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对你也是一个幸运；也许即使你出门走的是那条路，但你在那个路口前停了停，而没有照直往前走，对你也还是一个幸运；因为，可能恰恰就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有一个喝醉了酒的司机在那个路口开车撞倒了一个人，当然，那不是你，你是幸运的，但你可能并不知道这一幸运。 这还是出生以后我们所不知道的危险，还有出生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危险呢。也许你的母亲在怀着你的时候明智地拒绝了一次去外地的出差；也许她没有去挪动那袋大米；也许她在那个寒流袭来的早晨及时地加了衣服而没有感冒发烧；这些对你都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样的话，流产的就可能不仅是你的“哥哥”，而且还有“你”了。 或者更早，也许你的母亲年轻时，那天没有突生一念去一朋友家而遇见你父亲；你的祖父那天没有跌一跤而躺在床上想换个职业；甚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名姓的某个祖先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黄昏没有打一个喷嚏；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这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离我们的生命越是遥远，越是哪怕最微小的事件也有最重大的意义，都可能改变后面整个一长串生命系列的命运。 当然，如果是那样，如果还没有“我”，还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对幸运或不幸的感觉，也就无所谓“我”的幸运或不幸了，那所有本来有可能出生却还是没有出生的“人”如何能感到自己的不幸呢？又有多少有潜在的生命可能却终于没有出生的“人”呢？ 无论如何，现在这生命是握在你的手里了，那么，珍惜它吧，你的生命，这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中、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中很不容易才产生出来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心存感激 一只野外的小鹿，刚刚生下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呢，就会努力挣扎着站起来，去够母亲的乳房；当鹿群遇敌突然奔跑时，它也得踉踉跄跄地跟着跑，没有谁能背负它。而一个人类的婴儿刚生下来时是多么软弱无助而又备受优待啊，母亲要用乳房去够他，他才吃得上奶（幸亏吸奶这一原始本能他还保留着）；让他平躺着睡，他自己就没法翻到侧边来。 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些我们幼小时所遭遇过的危险，在那些关键的时刻，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奶奶、大姑等亲人或别的大人救了我们，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或知道了也不太在乎的他们日常所给予我们的似乎琐碎的关心、抚养与爱护。 可以说，每一个活到我们现在这么大的人，都不是仅仅凭自己活过来的。 而且，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虽然知冷知热，知道饿了要叫唤，疼了要哭泣，我们对那一段生活却几乎没有任何记忆，这也许说明，记忆力是伴随着主动生活的能力一起成长的。我们那一段作为人之初的、最宝贵的生活的秘密，恰恰不是保存在我们手里，而是保存在我们的父母或别的亲人手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故事，是他们讲给我们听的，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实际上就融入了他们的生命，或者说，在他们的生命中，也包含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还通过多少条别的公开或隐秘的途径，和多少个我们知道姓名以及不知道姓名的人联系着和分享着啊，所以，我们谁也不敢说：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的生命，完全是我们自己造就的。 而且，我们在成人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受益者而非施惠者。我们成长所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现成就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必有人为之付出劳作。 大约两千年前，一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斯多亚派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有一本写给自己的书，叫作《沉思录》，这本书的第一卷，全部写的是他对那些对他有过助益的人的感激之情，他写下了对他的祖父、曾祖父、母亲、生父、养父、胞兄、养兄、姐妹、妻子、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感激，说他为这一切而感谢神明。而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发明已经造福了千百万人的科学家，也说他仍然感到对他人有一种亏欠。 也许我们什么都不必说，也许我们笨拙的笔也难于表达出我们的感激之情，那么，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说话，让我们用对自己的父母和儿女，对前人和后人的恰当行为来表达出这样一种感激之情，而人类就在这一过程中世代延续和进步。 心存敬畏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我们所知道的方面，也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方面。 如果有人自诩他最终揭破了生死的奥秘，你千万不要相信。即使是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在他被判死刑之后也只是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哪条路好，只有神知道了。”而古代中国最有智慧的圣人孔子也只是说：“未知生，焉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无论是在诞生的一端，还是在死亡的一端，两端都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真相。因为，一端还无所谓人，另一端“还从来没有人从那条冥河上回来过啊”。 从个体生命来说，有谁能在降生时像一个成熟了的大人一样观察、感受、体悟并且记忆呢？更不要说他在母腹中的时候了。而从整个人类来说，她在孕育和诞生的时候不也像一个浑噩无知的婴儿？人类的生命，有一大段没入在我们无知无识的海洋。 现代科学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生死的知识，比方说个体生命在母腹中的孕育，人类在地球上的进化，乃至于推迟死亡、延长人的生命的一些办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对有关生命与死亡的具体知识越多，我们未知的东西也越多，就像一个圆圈较小，它所外切的面也较小一样，随着我们知识圈的扩大，它所外切的未知领域也扩大了。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不就是不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人为什么存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这一定是有某种根本解释的。人们甚至发现，宇宙有一种内在的和谐，生命呈现出美丽的光彩，但是我们却不敢说就知道它们最深的奥秘。 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尚不知道的那一部分生命的神秘呢？有些人承认神秘，却又动辄说自己能揭开这一神秘，那他是太轻易地把自己看作神而不是人了。在某种意义上，“神秘”之所以为“神秘”，就是因为它是“神”的而不是“人”的秘密，或者说它只能被人不断地接近，而不能被人最终地揭破无遗。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经典物理学家牛顿说：“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捡到几枚贝壳的孩 子。” 上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说：“任何一个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相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 生命是一莫大的赐予，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生命的直接赐予者心存感激；而对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生命的根本赐予者则不仅心存感激，还心存敬畏。 人间所有自称的“最终的揭秘者”都近于狂妄，而只有承认世界上总是有某种人所达不到的神秘，在心里保持敬畏同时又不懈追求的人们，他们知道人既伟大又渺小，从而既自信又谦卑，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最符合人的身份。 面对死亡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有时会目睹我们的亲人或朋友的故去，然而，再没有青春的生命集体地被死神攫走更让人悲伤的了。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夏天，在一个南方的湖边，有一天下午，一个中学的女校长带着初中一个班的学生去学游泳，游完了，她招呼同学们上岸回家，女生们要换衣服，让男生们先走，结果只剩下了女生。 而女生中仍有意犹未尽者，忍不住又偷偷下水了，下去的女生脚下一滑没有踩到底，惊慌失措地大喊“救命”，她掉进了一个人们冬天挖过莲藕后没有填平的大深坑。 岸上二十多个还不会游泳的女生想要救自己的同伴，她们又刚刚受过学习英雄、见义勇为的教育，于是一个个地手拉着手，向那深潭走去，她们要用这个“长链”去救她们的同伴，她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正当的事情。但是她们几乎全体陷进了深潭。 岸上的女校长也不会游泳，这时路上恰好走来一个渔民，女校长跪在渔民的跟前：“救救孩子！”“不行，这么多人，拽住我不放，我也会没命的。”渔民很冷静，不由分说就要走开。女校长坚持着拦住他的去路，依然跪倒在他的跟前，渔民绕行着，女校长坚持着，渔民没有动容，女校长失望了。 突然间渔民又折返回来，跳进了水里，一个、两个，孩子们依次被救了起来，消息传开了，另一些人也赶来抢救了，大部分孩子得救了，然而，最后救起来的四个，也是最先下去救人、学校里品学最优的四个孩子，却永远中止了她们含苞欲放的生命。 这四个女孩，被葬在了铁路旁边的小山坡上。其中一个女孩，出事那天正是她十五岁的生日，她爸爸为她买来的生日礼物：一个尚未写字的日记本、一个迟到了的救生圈，只能够陪她入葬了。 事隔三十年了，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不久就将是她们的忌日，她们如果还活着，她们的儿女可能也像你们现在这么大了。 正视死亡 我们对那次四个女孩失去她们宝贵生命的不幸事件，不免会深深遗憾地想到：如果会游泳的男生们不走；如果带队的校长或老师也会游泳；如果那个女生不偷偷下水；如果人们冬天挖过莲藕后填平了那个深坑；如果那时候路上正好走来了一群渔民……那么这些孩子也许就一个都不会死了。有时生命就在几秒钟之间被决定了，而我们多么希望回到这几秒钟之前！ 但是，即使因为上述某一个环节，这一不幸真的没有发生，生活中也还是可能会有别的不幸发生。也许，在我们安然无恙的一些事情中，正是由于某一个我们甚至不知道的环节，灾难才没有发生。 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有时命运的沉重铁锤落了下来，有时没有落下 来。 所以，我们即使都万分小心，在生活中也还是不能不面对死亡。 我们在一生中会遇到亲友的死亡，而在童年的时候，遇到这些事尤其使我们感到悲伤。我们自然还会遇到自身的死亡，虽然一般来说它离年轻人还很远，但也可能很近，因为死亡有时也会猝不及防地袭击年轻的人们。 而最令人恐惧的可能还是超越于这些特殊情况的一般的死亡、普遍的死亡，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死亡。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所有人都不免一死，以及整个人类也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毁灭。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的过客，甚至人类也只是宇宙的过客，那么人的生存，这一短暂的瞬间有何意义呢？ 死亡执拗地不肯退出我们生命的视野。死亡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命的自我意识的问题，不仅要有生命，而且，要在生命有了自我意识时才会发生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死后，但为什么我对我生前的虚无可以忍受呢？因为那时还没有过我，或者说那毕竟是已经过去了的，是从无到有；而死亡却是从有到无，是尚未过去的，是我感到越来越逼近的。 对于死亡的感受和思考，是必然地、或迟或早地要来到每一颗颖悟、敏感的心灵的。尽管它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恐惧，但我们却不能不承受它。有一天晚上，我的孩子泪流满面地跟我说起了她的恐惧，我当时只能告诉她，我也曾经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很多很多的人也都想过，也都害怕过，但他们仍然活着，仍然好好地活着。 生命有它自己的逻辑，只要我们耐心地忍受，勇敢地坚持，这一切都会过去 的。 对死亡态度的坦然，或者说一种安慰，也许就在于，死亡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就如同瓜熟蒂落，那么当我们离去的时候，让我们感谢哺育过我们的大地吧。 而且，我们怎么知道死后的情形，我们怎么知道那时是一切虚无呢？我们只知道死亡与活着不同，死亡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种生活的结束。也许，死亡就像爱默生引用的那句不朽的诗句： 如果我的小船沉没， 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 珍惜生命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小时候打破缸救出一个溺水的同伴的故事，现在我们假设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人家里，这家的主人，也就是那口缸的主人抱怨司马光说：“你为什么不跳到缸里去救人呢？这样缸就不会损坏了，你也还是有可能把那孩子救上来的，如果这样，岂不更好？或者，即使你没有把那孩子救起来，甚至你自己也死了，但至少大缸不会损坏，我们还多了一个小英雄。” 这些假设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真有说这些话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冷酷的 人。 对于人来说，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孩子的生命，远比一口缸重要，比一只羊重要，比一栋房屋重要，比一片树林重要，所以，当发生火灾的时候，抢救人远比抢救物更重要，抢救孩子又比抢救大人更重要。 而在救别人的时候，还要考虑力所能及。孩子啊，我们除了要有一颗勇敢和挚爱的心，也要有冷静和智慧的头脑。 我们今生可能确实会碰到不站出来就会后悔、不站出来就会被钉上耻辱柱的时刻，就像在克拉玛依火灾中一些不顾孩子、只管自己仓皇逃命的人所经历的时刻，但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主要是在我们长大了的时候。 你们现在还很小，生命的道路还很长。确实有一些很危险却必须做的事情，那也应当由我们大人来做。 有一部老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其中抗击法西斯的地下组织有一次危险的接头，一个老人知道了，他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说：“不，你们要活到战后，去享受和平。”结果他去了，被密集的枪弹打中，倒在了接头的教堂前。 但过了一些年，萨拉热窝又打起来了，士兵们互相射击，平民们也生活在炮弹不时从天而降的天空之下。那里的一个小女孩每天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写她的日记，她写道：“大人们为什么要打仗？” 小女孩的日记已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战争还在继续，可见大人们常常也并不比孩子们更聪明。 人当然不能苟且地活着，不能丧失尊严、毫无廉耻地活着，不能在牺牲和伤害他人的基础上活着；而且，我们应当使那种要么苟活要么赴死的境况越来越罕见；而这些也并不与珍惜生命的真理冲突，甚至它就包含在这一真理之中。 总之，我们要记住，生命是最宝贵的。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他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我们必须好好地珍惜这生命。 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 有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权利？或者说，有多大的权利？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权利是否包括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确有一种权利——相对于任何他人或社会更优先的权利。因为，我就是我生命的主体，这生命首先就是肉体的生命。我的疼痛，就是我的疼痛；我的快感，也就是我的快感。如果我不说出我疼痛，甚至连最亲近我的人也不知道这疼痛；乃至我说出来了，非常心疼我的人也还是知道得不如我自己真切。然后，还有我心身综合的一切，我的存在，我的认同，我的连贯。我，仅仅我自己，就是那个人们见面时以我的名字称呼的人。我必须对我的行为负责，这是我自己做出的行为。我必须对我的生命负责，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利，我的人身不应受到无端侵犯，我应该得到生存和成长的基本生活资料等等。只要不侵犯他人，我还有权利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自由地追求我自己所理解的幸福。 但是，这种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是不是绝对的呢？极端地说，它是否包括可以随时结束我的肉体生命的权利呢？换句话说，人对自己生命的权利是否包括自杀的权利呢？ 有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室上完课，人群散尽的时候，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到我面前，说他已经决定今天晚上12点要在教学大楼的楼顶跳楼。我看到他痛苦而严肃的样子，就说那么我们先谈谈吧。谈话不知不觉持续到了十二点半以后，我说：“你看，你预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你觉得怎样？是接着谈还是回去？”他也放松了，说：“那我今天就回去吧。”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我们没有谈这些，我们谈论的是另外的事情。他可能是一时心情绝望而产生了自杀的意图，只要过了那个特别抑郁和悲观的时刻，他就再也不会自杀了。 我想，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并没有绝对的权利。因为这生命并不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它的孕育、存活、成长其实包含了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其他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社会成员的付出。于是，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就同时还是一种义务：你获得了你的生命，你因此负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你必须保有这生命，乃至还必须发展这生命。生命是自然而神圣的。每一个体的生命都有自己的消亡，但它应该是自然的，而不应是人为的。 有一个春天的上午，我和我的孩子、妻子去了南京的燕子矶。面临长江的峰顶上据说曾有一些人在此跳到高崖下的漩涡中自沉，后来在这个地方立了一块陶行知先生写的牌子，我们看到了这块牌子，上面写着：“想一想，死不得”。 的确，我们在任何厌世的时刻都不妨先认真地“想一想”。有许多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大事：你可能被一个老师不公平地责骂了一次；也可能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欺负了；甚至还可能是被自己的那个亲人误解了。你就想不开了。但是这些事情其实远不是什么大事，你过后都会觉得好笑：这样的事情也能打倒我？你还正值青春，你还有整个的生命，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或报复他人，这太不相称。 当然，我们对一些自杀者也无法过于责备。自杀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心情沉重，我们表示哀悼。我们甚至还需要去理解，有些得了绝症，有些身体被它折磨得非常痛苦的老人，他们选择了安乐死。但至少，自杀的权利永远不属于少年。 有一位婆婆，她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在照顾六十多岁的智障儿子。她朴素地说：“他还活着，我怎么能死？”她的身体已经收缩得相当佝偻和瘦小了，但她是我们时代真正的伟人。也就是说，除了责任感，还有一种对生命的爱，使我们永远不会轻掷自己的生命。 化解对死亡的恐惧 在我自己幼小的时候，当我慢慢了解到“死亡”的含义，想到一个“死去的人”就意味着他/ 她永远地走了，不再出现了，我可以感知的、在他/ 她那里的一切生动和温暖的东西就不复存在了，我会惊恐地想这怎么可能？世界怎么会这样？我试图否定死亡，但还是会发现死亡。为此，我只能缩小范围，只是希望“死亡”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亲近的人身上。我曾经极其恐惧亲人的“死去”，为此想了又想，怕了又怕，连大白天的时候都害怕，到了夜里就更不知怎么度过，于是，总以各种理由延迟关灯和重新开灯。好在小时候家里人多，几乎没有独处一屋的时候，于是也就这样慢慢地过来了。 而且幸运的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并没有亲人的故去，当我的祖母、母亲离开的时候，我已是中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能够相当坚强地承受这一切了。 孩子是有差异的。有些孩子不会太多、太沉重地想起死亡的问题；而有些孩子就可能会较多地、也很绝望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关死亡的问题，如果孩子没有直接问起，如果没有直接面对的死亡事件，或许可以不有意去说起，不特地去“教育”。但是，我想我们即便不主动说起，却一定要仔细地去观察：如果我们的孩子无端地闷闷不乐，如果我们的孩子突然开始非常害怕黑暗，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非常用心而又小心地去寻找原因了。而且，今天的孩子还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有自己的房间。 我们最好不让孩子独自承担这世界上最大而又最令人恐惧的秘密，而这可能是一个主要不是要用脑子，而是要用心灵去回答的问题。我们要保持与孩子的心灵的沟通，要让孩子至少能有一个对他/ 她可以说出自己一切最隐秘的事情，最害怕的事情的亲人。而当孩子说了，我们也不要轻易地打发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必急于给出答案式的回答。我们要理解，孩子的承受力和大人是远不一样的。我们要问清他/ 她害怕的缘由。哪怕我们一时不易说出什么，也可默默地握住他/ 她的手，或者拥抱他/ 她，表示你已经理解到这个问题的真实和重要，且无论是什么重负，我们都可以共同分担。 我们要告诉他/ 她，每一个人的死亡的确是必然的，但只要我们互相珍重、各自珍爱，生命的路还很长很长。哪怕仅仅是为了孩子，大人们也会好好地活着。我们要告诉他/ 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交织着所有人的心愿和期望不断地延伸，包括在隔代之间延伸。 如果说孩子对死亡的恐惧就像黑暗，那么，我们的确需要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我们还要告诉他/ 她，黑夜终将过去，而一个明朗的天又将来临。我们毕竟是因为死才更深切地知道生。我们也是因为死，才更深切地知道爱。因为死，我们才知道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牵挂有多长、有多深。我们要通过对死亡的认识而更加珍爱生命。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就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一颗果子掉落下来，也就会有新的种子发芽萌生。 第二辑 人与自然 生命相通 几十年前的孩子远没有现在城里的孩子这样多的学习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他们没有电视、电脑、冰箱、游戏机，但他们和大自然更亲近。 那时候，有一群孩子下了课经常到一片生长茂盛的树林里去玩耍，相互比着看谁爬得最高、最险，他们有时也攀折树枝做“武器”，或者采集所谓的花叶“标本”，他们在树上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快乐的心情也是无以复加，但离开时树下往往是一片狼藉。 这些孩子唯一害怕的是一位女农技师，只要被她看见，她就会大吼着、不顾一切地从远处跑来，虽然总是不等她气喘吁吁地来到跟前把孩子抓住，孩子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但这么快乐的事情被她搅了，孩子们心里总是恨恨的，觉得她真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 一个春天的下午，她和一群农工下班回家，路上他们聊了起来，她想要一个好锄头把，一个农工指着一棵高大挺拔的树上一根生得特别直的枝干，说这根枝干不仅很直，而且质地坚硬，最适合做锄头把。没想到她却摇了摇头说：“我舍不得。” 农工们觉得奇怪了，这有什么舍不得，这不就是一棵树的枝干吗？明年春天它不是还要发出许多这样的枝丫吗？但她还是说：“我舍不得。”农工们坚持着再问下去，她终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我心疼它们。” 心疼它们，也就是说，她觉得她和它们是一体的，对它们的伤害也就是对她的伤 害。 所有的生命都是相通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还没有人的时候，人的潜在的始祖和其他的动物共享着生命；在更久更久以前，它甚至仅与植物共享着生命，“人”就是其中的一根枝条，甚至一滴汁液。 远古如此，今天亦然。我们——植物、动物、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生命”，我们——植物、动物、天地、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自然”。 人是属于自然的。在中国，有一种最古老的智慧叫作“天人合一”，它首先意味着：人是包容在天地自然里面的，其次，人也应当在心里放着天地自然。 有一个人，觉得他曾经就是一棵树，他希望在他死去的时候，也在他遗体上种一棵树；还有一个人，曾经是一个伐木工，砍伐了数万棵树，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点什么，于是发愿要和他的家人开始种树，当他垂老的时候，他种了十万棵树。 我们并不是要每个人都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一个行为谨小慎微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就是世界的主人，人可以仅仅凭自己的理由，就对自然界及其中的生灵做一切事情。我们与其说是应当去战胜和征服自然，不如说是要去做自然的朋友，与自然界达成某种和解，与所有其他的生命达成某种和解。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仅是从她那里来的，今天继续依赖着她，她还是我们的归宿。 新的生态观 2000年我参加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去南极。那里没有什么绿色草木，甚至没有土壤，是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它在人类发现它之前是一个无人世界，即便在今天，它也没有常驻居民，在那里生活的人都是定期轮换，小心地生活在一种人工保护的环境里。 遇到大风雪，常可看到人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在瑟缩发抖，在门口逡巡，不轻易出门。而此时企鹅、海豹们在冰冷的海水中，就像在家里一样快乐地嬉戏，它们轻捷地跳跃、环游，从岸上“嗖”的一声就入了水。这时，你会感到，它们才是南极的主人。 然而，也许恰恰由于南极多少万年来一直是一个无人世界，以及它今天在很大范围内仍然保持着一种原生状态，反而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观点来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乃至人类自身、人自身存在的意义。 这首先是使我们确立一种新的时空观，使我们从长久乃至永恒的观点来看问题。时间的单位一下拉长了，变慢了。不再是以年、月、日计时，而常常是以百年、千年、万年计时。在南极看到的一片普通的苔藓，可能就拥有和人类的几千年文明一样长的历史，它可能数百年才长一厘米。而且，你看到它，很可能就是人类的视线第一次接触到它。在南极会有许多这样的“第一次”的经验。许多美丽的自然景物并不因你的到来才存在、生长，才美丽，它们千百万年来就是这样存在的。 人类只是南极的客人，虽然这客人凭借其强大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很容易“反客为主”，取得对其他动物乃至地球的某种可以“称霸”的地位，但人类绝不可真的就因此而横行霸道。包括人类的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由各个环节构成的整体，缺了某些重要的环节，人类也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也就是说，仅仅从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放长眼光看到全体，也将得出人不能骄矜的结论。而进一步说，人类还应该改变过去的一些观念，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不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态观。我们不要把自己摆在自然之上，而是要摆在自然之中；不是要做自然的主人，而是要做自然的朋友；不是要去征服自然，而是要去亲近自然，与之休养生息以共 存。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唱一支好听的歌，里面唱道：“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要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但最后的歌词却是让孩子告诉燕子，明年的春天你们还要来，因为那时这里会有更多的机器和烟囱，因而这里的春天会更美丽。也还记得那时候参加各种卫生运动，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处去铲除青草、驱赶鸟雀。 回想起这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毕竟还是进步了不少。现在大概谁也不会以冒黑烟的烟囱或光溜溜的泥地为美了。 特殊景观的意义 有一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对某些个人有特殊的意义，有些人去了一次西藏，就再也离不开了，即使吃尽苦头、付出巨大代价也总是要去。这种景观唤醒了他们心中的某些东西。他们极其珍视这种东西。在这种契合中，这种景观必然具有某种独特性，而这个热爱这片风景的人心里也必然具有某些独特的东西。两者缺一不可。有时还要正好在某种心境、某一年龄之下，他才能充分地感受某一特殊风景。 但人也并不是在这种特殊景观前就无所作为，只能被动地等待它到来。两者的契合还需要主体的某种努力。这样，经常使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对于外部世界、对于自然界的敏感与好奇就是十分重要的了。因为，即便面对最壮观的景色，也不是被动地等待就能自然而然地使心灵受到巨大的震动。 所以，最好的情况也许是：一方面一直有某种期待、某种渴望、某种积极的参与和主动行为，另一方面，当你发现某种特殊的景色时，还是使你始料未及，仍然完全像是你“无意”中发现的，你感到和你所预期的并不一样，你感到了突然的惊喜，经受了巨大的震撼。这时你也许方可以说“你的西藏”“你的瓦尔登”。 我在南极也曾有这样一次经历。在我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二天早晨，有两个捷克人来喝茶，谈起他们在露营，等待天好时渡过菲尔德斯海峡，用人力划船到对面的纳尔逊岛去。我当时就起意：想去探访他们的露营地。后来寻觅到那个地方之后，不巧他们不在，我看那里离海滩东南端的山坡已经不太远，就很想再走到那边去看看。当我踏雪翻过一个山口后，立刻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巨大的纳尔逊冰盖突然横陈在我的面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既像是远在天边，又像是触手可及。它隔着我们暂时无法渡过的海峡，构成一种巨大的诱惑。我想，这一眼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了。我想说，这就是南极、我的独特的南极，或者说，我的独特的南极的开始。 我想，我第一次走向那里的时候并不清楚会看见什么，但重要的是：我确实想看见什么，我不想等待。 幸运的是，我也确实看到了震撼我心灵的景观，它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 后来，我又多次独自或结伴去那里看纳尔逊冰盖，几个难忘的场景是：一次是在风雪跋涉十来个小时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在风雪初霁中回眺纳尔逊冰盖，在浓重的云层底下，天边显出一抹神秘的亮色；又一个拂晓，我在那里观看了壮观的冰盖日出；我也分别从地质学家岛、从海上的快艇，甚至遥远的巴登半岛上观察过纳尔逊冰盖。 最后，我两次登上了纳尔逊冰盖，我进入其中，我触摸到它了，我躺在上面感受了那冰冻了千百万年的寒冷。 我想，我再也不会忘记纳尔逊冰盖了，它已经进入了我的心灵深处。我也可以说“我的纳尔逊”了。 生命的自我修复能力 “阿德雷小道”是我给从乔治王岛通往阿德雷岛（企鹅岛）的沙坝起的名字，我从我宿舍的窗户就能远远地看见它。它常常淹没在海水里，要在退潮的时候，而且是退大潮的时候，它才比较清楚地露出一线。 一条路，尤其是一条时隐时现的路，一条大半时间埋在水中、只是露出一小会儿的路，本身就很独特而构成一种诱惑，而且你总是看到它或期待着它，它又通向你想去的地方，不免要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尽管我也知道企鹅岛并不能随便去，那岛上有智利南极站的企鹅观测点和保护点，每次其他站的人去都要集体行动，并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但心里还是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渴望。 到长城站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顺着海滩往那边走，我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为止，我只是喜欢那海浪、那雪和那风，还有那站立的企鹅和躺卧的海豹。不知不觉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已经到了阿德雷岛的近旁了。 对着我的阿德雷岛的一面，正好是比较平缓的一面。在我面前，出现了数片青色的苔原，这是我来到此地第一次看到这样多的绿色，心里一下就热起来了，几疑又处在江南的春天。 这时又恰逢退潮时分，一条呈弧线的小道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是“小道”，其实有些地方很宽，并且比较平缓，都是海沙漫过来的。我慢慢走上了那条小道，一直走到小道的尽头，又往阿德雷岛走了数十米，就没再深入，退回来了。 我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一直有一种忧伤。而去南极之前更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但是，那天我猛然看到了那样一大块绿色，感觉到了一种生气勃勃，那天又恰好是一个少有的暖和晴朗的日子，风不冷，雪融化淌下的溪流正在欢快地奔涌，天空还不时露出阳光来。我脱掉了外面的羽绒服，竟然可以只穿着衬衫，大踏步地走回来，身上甚至出了一点点汗。 好像每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时候，在多雪的冬天过后，你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春暖花开”，突然发现春天来临，精神于是为之一振。一种巨大的生命的欢乐突然充满了你的心灵。走在山野间的你突然想引吭高歌。 南极的夏天经常让人觉得就像是内地大陆的冬天，而我现在感觉到了春天。周围的景色也都好像是江南的初春，我好像回到了我小时熟悉的村庄、小路，我的心灵甚至身体也都回到了童年。我大步走着，大声唱着，身外的生命和身内的生命有了一种神秘的契合。我感到一种热力的涌流，那是生命在长期蛰伏之后最初的，也是最好的表现。 生命中有时会有漫长、漫长的冬天，甚至加上漫长、漫长的黑夜，就像南极冬天的极夜。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得耐心地忍受和坚持，相信生命有一种巨大的调节能力，甚至对创伤也有一种巨大的修复能力。“不会总这样的，不会总这样的。”也许我们这时候只能喃喃自语而再没有别的办法，但就让自己忍耐下去吧，等待着晨光微露和春光乍现。这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要永不放弃希望，希望可能就真的来临——比我们的预期还早地来临。 后记三 在本书出这一新版的时候，我又增补了8篇文章，除了《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和《生命的自我珍视》这两篇，还有现在的第四辑“非常时刻”中的6篇。而书中其他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修订。我希望我的这本书也像活的生命一样，是一本不断生长的书。 本来还有许多话想说的。比方说现在基本都是生养一两个孩子，父母看来更应该尽可能地自己来带，尤其是在几个关键的年龄段，最好不离开孩子太远，让孩子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视线里。当然，又要给孩子留有充分的余地，再好的活动也不给他排得太满。再比方说教育不妨首先从体育开始，尽早让孩子养成户外体育活动的习惯，乃至观看和谈论体育的兴趣。这样至少一个好的“副作用”：当他接触电脑的时候，他就可能不会太迷恋而变成“宅男”了。还有像如何将读纸上之书和读天下之书结合起来，像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等等话题，我都想说一说。 最好的父母教育、也包括学校教育，其实应该是最后能够成功放飞的教育，即能够成功地转变成自我教育的教育，可是，那时还叫“教育”吗？在家庭里，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教育”这个词，只是大概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词。或者说就是我们和孩子一起用心地生活，一起有品质和心智的成长，最后可以放心地让她（他）们自己到这个世界上去生活。 但是，有些话虽然很重要，还可以在以后慢慢地说。我还是想先在这本书里把我认为最重要的话说出来，这最重要的话就是生命优先、生命至上。 我的确看到有些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费尽了心血，最后甚至也努力让孩子上了国内乃至国外的名校，但是，孩子突然一下崩溃了，精神出了问题，甚至轻生走了。这时，挚爱孩子的父母痛哭失声、泪流满面，说只要孩子健康正常，甚至只要还在，就会觉得是最大的幸福了。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育还是生命的教育；应该排在我们父母关注的首位，还是应该让孩子知道珍重生命。 珍重生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事，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本书是应该父母与孩子共读，甚至父母先读的。我希望它不仅是父母与孩子的对话，也还是父母与父母的对话，孩子与孩子的对话。 何怀宏 2014年11月21日于褐石
装 帧：平装
页 数：236页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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