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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志远，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首届（2003年）感动厦门十大人物，十二集纪录片《项南》总策划、总撰稿、总编导。
略施小计下八闽 1981年1月14日清早，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过英群，到福州火车站迎接即将上任的省委常务书记项南的秘书何椿霖和鲁恩琦。 得知项南要到福建上任，福建省委提出派人到北京迎接，被项南婉拒了。随后，当福建省委得知项南前往福州的车次和时间后，安排有关领导到车站迎接项南一行人。然而在项南启程前夕，他们接到了项南秘书何椿霖的电话：“项南同志因为有事，稍晚动身，秘书按原定日期抵达。”于是，到站迎接秘书的就只有过英群一人。 早上七点半，45次特快列车徐徐进入福州站。首先下车的鲁恩琦对过英群说：“项南同志也来了。” 原来，项南最不喜欢迎来送往热热闹闹讲排场的做派，临行前略施此小计。 过英群急了，转头只见一位光头圆脑的长者透过车窗在向他招手。随后，身穿旧式棉袄、脚蹬黑布鞋的项南走下列车，微笑地走上来与过英群握手：“我叫项南。” 新来的省委常务书记如此和气，甚至还带有几分“土气”，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过英群一时乱了手脚。 过英群觉得迎接的规格太寒碜了，想到车站的候车室给省委秘书长打电话，却被项南拦住了：“不必惊动其他同志，我们现在就走。” 只准白看不准白要 福州郊区农村有柑橘园和百花园。曾有个别领导到那里视察，连吃带要，看到哪盆植物好，动动嘴就由别人搬上车，也不问问值多少钱。 项南第一次来参观时，柑橘园的同志请他品尝柑橘。吃完之后，项南数起自己面前的柑橘皮，然后让随行人员统计出吃掉的柑橘总数，一五一十按市价付钱。 得知会有领导来百花园白拿植物盆景，项南指示工作人员，在园子里树几个告示牌，写上：请参观的同志自觉，只准白看不准白要，如果要，请一律按价付款。 不准打我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初，彩电是稀缺物品，买彩电需要凭票供应，福日公司出产的彩电尤其难买。 一天，项南的女婿直接找到福日厂里买了一台。这事让项南知道了，非常生气，严令女婿把走后门买到的彩电退回去。 女婿说：“我并不是打着项南的旗号去买的，为什么要退回去？” 项南正色说：“没打我的名字，你能买到这个？你是没有发话，但是你一去，人家都知道你是谁了，当然就卖给你。” 最后，项南的女婿把彩电给退回去了。 叫“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福建晋江农民依靠闲散资金、闲散房屋、闲散人员，办起了许多私人的企业。项南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诞生：农村生产责任制落实之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迎刃而解，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正在推进。可是私人的企业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困扰着希望早一天富裕起来的百姓。 “名不正则言不顺。”项南动脑筋后给农民办的企业取名“乡镇企业”。 有人反问：“不是乡镇办的，你怎么叫乡镇企业？” “你们不能单独片面地看这个问题。农民的企业是办在农村也是办在乡镇的，既然是农民办的乡镇的企业叫它乡镇企业有什么不对？”项南回答。 “乡镇企业”四个字替代私人企业，避开姓“资”姓“社”争议，从此，备受鄙视的“私生子”私有企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 智修妈祖祖庙 全世界有妈祖庙近五千座，台湾就有八百多座。湄洲岛妈祖祖庙是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神缘的平台。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浩劫的湄洲岛妈祖祖庙只剩下断壁残垣。1982年老百姓自发动工重修妈祖庙，军方有人举出红牌：“湄洲岛为沿海最前线，谁到岛上去碰一下妈祖，我马上就把妈祖庙拆掉。” 几天后，一份来自莆田市政协“不能拆妈祖庙”的报告搁在项南案头上。“暂缓拆庙”，项南的四字批示很快传下来，莆田百姓奔走相告。 1983年3月23日，妈祖诞辰，《参考消息》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台胞八万信众登湄洲岛谒拜妈祖》。项南把《参考消息》递给此时在闽视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并把情况作了汇报：“莆田湄洲岛的妈祖祖庙，现在要拆掉重新建，可以不可以？”“这是好事呀！建！”杨尚昆当即拍板。 智慧的项南借船出海，解决了重修湄洲岛妈祖祖庙的难题。 “我爱旅游，我更爱厦大” 以智取胜是项南振兴福建的战略。他倡议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厦门大学合办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经过勘查，校方选址胡里山炮台一带。然而，当时厦门市某领导提出发展旅游业，圈定在这里兴建旅游大厦和高尔夫球场。 为此，项南特地到厦门召开厦门市和厦门大学校领导参加的联席现场办公会。听完市、校领导的汇报后，项南掷地有声地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爱旅游，我更爱厦大！” 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的地皮终于解决了。 “松绑”放权 1984年3月22日，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举行，有五十五位厂长（经理）参加了会议。会上，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介绍顶住“殖民地企业”“卖国企业”的舆论压力，以产品质量打开市场的经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讲述“‘不坐铁交椅，打破大锅饭’，产能全部都翻番”的经过。 一石激起千重浪。与会的厂长、经理纷纷声讨体制的弊病。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倡议，五十五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委领导写信：请给我们“松绑”。 此信送到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不到半小时，黄文麟接到电话：“项书记已经批复了，转给省委组织部，要求在全省转发。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从此，一场国营企业“松绑”放权风，从福建席卷全国。 “有龙眼吃倒成了资本主义” 项南到福建，有一次下乡到漳州九湖调研，看到一个农户家门口长着两棵高大的龙眼树，粗壮的树干上却拴着一头大水牛，树干拴牛部分的树皮都快掉光了。当地干部说这是被水牛长年累月在树干上擦痒磨角给蹭掉的。项南听罢走上前去与主人聊起来： “这些龙眼树一年结多少果呀？” “现在很少结果。” “为什么呀？” “因为没人管它，也没有施肥。” 项南又问：“那以前管理好时，一年可以收成多少呢？” “一棵树收两三百斤，应该不成问题吧。” “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加强管理，让它多长龙眼呢？” 农家主人咧嘴一笑：“谁管它呀，多长龙眼也没给我们。”项南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你看，多可惜。把这几棵树包给这户人家，管好了一棵收两三百斤，这样龙眼多了，农民也增收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地陪同干部告诉项南：“规定全部要归集体，村子的果树仍然是队有队管，实际上是谁也不管。” “你们怕什么？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因为怕资本主义，结果弄得大家都没有龙眼吃。难道没有龙眼吃就是社会主义，有龙眼吃倒成了资本主义？！” 那一年，龙眼树也和耕地一样分给了农民，水果、水稻双丰收。 敞开门来听批评 人民日报社记者张铭清与项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项南的办公室。在轻松的气氛中谈完工作后，项南严肃地对张铭清说：“你下去采访，听到对省委的意见，特别是批评建议，包括对我本人的，不管多尖锐，你要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然后，项南把张铭清送到门口，真诚地说道：“我的办公室，我的家，二十四小时向你开放，你来找我，不管什么事，都不需要事先通报，也不需要经过秘书。”并嘱咐身边的秘书：“你们记住，铭清同志来找我，随时见。” 此后，张铭清下乡采访回榕，便经常向项南反映基层的各种重要情况。项南每次都很认真地做记录，随后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 光头与植树 1983年，离开故土五十多年的项南回到老家。一看，故乡漫山遍野的树木都不见了，而刻在光秃秃的山头的“农业学大寨”大字却十分醒目。 连城县委召开干部大会，请项南作报告。坐在主席台上的项南迟迟没有开口。有顷，项南抬手摸了摸脑袋问大家：“同志们，我的头光不光啊？” 大家都看见项南的脑袋上“寸草不生”，但是谁也不敢答话。 项南环视了一周，说：“你们不好说，那我自己说。我的头很光，但是我们老家的山啊，比我的头还光，我的头是一毛不长，那山可是一树不存啊！你们搞农业学大寨，花了多少钱写那几个大字，放在那里干什么呢？把这个钱拿去种树就很值得嘛！” “你有什么权力判它死刑？” 一天，中共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接到项南的紧急约见电话。一进办公室，项南劈头就问：“你今年几岁啊？” “四十八岁。” “你还能活多久？”袁启彤觉得不对头了，摇摇头说不清楚。项南说：“就让你再活五十年吧，能活到一百岁？能活到两百岁吗？” 原来，有人要砍福州五四路和五一路之间那棵三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樟树，就在斧下树倒的紧急时刻，正巧被项南路过发现，大喝一声：“刀下留树！”一问，是某机关要在此盖楼。 “那你知不知道五四路那棵大樟树活了多少年？它的历史比我们还久远啊！你有什么权力判它死刑？”项南追问。 “这……我还不清楚。” “不清楚？不清楚就是官僚主义！在大路旁边要砍掉一棵大树，你说你不清楚？你立即回去制止，检查一下是什么人的主意，为什么要这样做！” 袁启彤赶紧出门去办这件事。后来，福州市出台一条规定：种树可以不要批准，砍任何一棵树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如今，那棵被项南解救的古樟树根深叶茂，成为榕城的风景，为老百姓留下一片绿荫。 绘制全国贫困地区地图 项南想要绘制一张全国贫困地区地图，说：“现在贫困地区究竟面积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人均年收入是多少？周边是和哪里毗邻？矿藏资源如何分布？气候条件又是怎样？这方面的底子我们还很不清楚。如果有一张图文并茂的标识地图，使大家看了一目了然，研究起工作就方便多了。” 于是，他买来了中国地图和颜料，在家中描绘开来。 初始没经验，描了一张又一张，不理想。 后来，项南请来了专家指导，把沙漠化地区、大石山区、喀斯特地貌、高原地区、缺水地区都一一找到，对号入座，将乌蒙山区、横断山区、秦巴山区、太行山区、陇中南地区、闽北赣南地区一一放入。 终于，中国第一幅全国贫困地区地图，在项南的手中绘制出来了。他为脱贫致富、扶贫攻坚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 爱，延续了一生 抗战时期，汪志馨与项南喜结连理，随后大儿子出生。当时物质匮乏，且工作繁忙，但是，项南为待产的汪志馨细心地准备了纸张、花布、小衣服和鸡蛋，一一装在一个捡来的旧纸箱里，置放得井井有条。 为了给产后的妻子增加营养，项南在冰天雪地中，等在捕鱼的老乡身旁，买了几条指头般粗的小猫鱼熬汤给妻子喝。六个子女出生，项南都是这般亲力亲为。 项南对妻子的爱延续了一生。有一年的节假日，恰逢下雨，项南照例带家人出去游玩。前往天文馆的路面上积了好多雨水，项南坚决不让妻子汪志馨蹚水过河，轻轻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瘦弱的妻子托上后背，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过水面。 项南的这一举止，让女儿项小米打心里妒忌：“妈妈真娇气！” 稿费助贫 在农机部工作期间，笔耕不辍，时有文章发表的项南对秘书鲁恩琦说：“小鲁，稿费放你那，你给建一个账本。”鲁恩琦遵嘱把稿费一笔笔地记下。 攒了一段时间后，项南又说：“小鲁，你看办公厅的人员、食堂的炊事员，谁有困难，你就给他几十块钱。”鲁恩琦遵嘱照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项南领到了因被关押而停发的工资两千多元，数额不菲。穿着补丁的孩子们可高兴了：这回可以先买几套新衣服，然后和邻居的孩儿一样，给买一架钢琴。 结果呢，项南让孩子们大失所望：既没有给家人添几套新装，也没有买钢琴，而是把补发的工资全都“借”给了部里的工友们。 项南解释说：“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困难，别人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紧挨着闽王庙的项公纪念祠 在福建长汀河田村，有一座千年的闽王庙。现在，紧挨着闽王庙又新增了项南纪念祠。 项南纪念祠里有一尊项南塑像，塑像前置一座石头香炉，香炉上香烟袅袅，寄托着河田百姓对项公的绵绵思念。 项南站立着，金脸光头，着淡蓝色西装，看上去有点土，不大像。当地老百姓说：“这是我们自己集资建造的。为了治理河田水土流失，项公先后六次来到河田，带领我们在‘火焰山’上种草植树。如今，河田山青了，水绿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了，怎能忘记项南书记？河田人要像怀念闽王王审之那样，让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纪念大恩大德的好书记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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