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陷阱

　　杰瑞·穆勒在本书中再现了“数字评估”带给绩效的大量危害：不管在学校、医院、军队，还是在企业。本书指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清晰易懂，说服力强，作者杰瑞·穆勒通过对教育、医疗、薪酬等方面的案例研究，揭示我们通过量化指标改善组织表现的尝试，怎样转变成一种玩弄和操纵的文化。《指标陷阱》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今时代，浅薄的量化威胁着我们最重要机构的诚实性，我们必须重建判断和道德考量。

　　——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哈佛商学院院长

　　视野开阔而富有雄心，论证极具说服力，文字引人入胜——《指标陷阱》是一部非常令人信服的作品。

　　——马克·施莱辛格（Mark Schlesinger），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针对当今一个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指标陷阱》是一部重要并有很强可读性的著作。相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著作，它更加有说服力地揭示了，我们应如何破除指标的功能失调怪圈——因为诸多情况下，指标的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指标。

　　——戴维·奇尼茨（David Chinitz），希伯来大学Hadassah医学院教授

　　无情揭露了测量崇拜和管理主义的不堪一面。

　　——《经济学人》杂志

　　每一种量化，都有办法做手脚。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应时而生的反对指标问责制的宣言。

　　——《科克斯书评》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大学会招聘几乎全无高等教育领域从业经验的校长？这样自外招聘来的校长，十个里有九个要失败。大学为什么频频出现这样的错误呢？那就来读读杰瑞·穆勒的这本新书吧。你会意识到，此类蠢行，是一股不幸的大规模趋势的具体体现，即放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针对特定情境的判断，而去选择“指标”这一看似客观的万用灵丹：标准化测量和海量数据库自吹能生成跨行业的洞见和智慧。穆勒在本书中干净利落地拆解了这套神话，他的每一个句子都令读者们忍不住大叫：“没错！没错！”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赢得辩论》和《再思考》作者

　　指标，曾经只是一种工具，现在却成了一门“邪教”。在我眼里，杰瑞·穆勒是优秀的反洗脑专家，他在此展现了剖析政治和社会理论的高超技巧。对管理者，也对被管理者来说，本书不可不读。

　　——爱德华·泰纳（Edward Tenner），《效率悖论》作者

　　一部简洁、极具可读性的作品，讲述了那类管理体系正在以何种方式削弱大学、中小学、警务、慈善机构甚至商业公司等重要机构。

　　——卢克·约翰逊（Luke Johnson），《星期日泰晤士报》

　　我们许多人都隐约意识到，指标经由剥离背景，贬低微妙的人类判断，并奖赏那些懂得如何操弄体制之辈，从而正在把我们引入歧途。穆勒的这本书干净利落地解释了这股潮流来自何方，它何以如此适得其反，以及人们为何没能加以洞察。任何有可能重蹈越南战争时期的“敌军遗体数量”谬误的管理者，都需要阅读本书。

　　——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金融时报》

　　穆勒这项犀利的研究直指我们对于绩效指标的固恋，从而向无处不在的数字狂信徒发起了反击。

　　——芭芭拉·凯泽（Barbara Kiser），《自然》杂志

　　对于所有研究组织的学者，我再怎么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也不为过。我将它视为一部反抗之作——反抗众多堆砌数据，但彻头彻尾无趣、无足重轻也乏人问津的出版物。

　　——亚历克西娅·帕纳约图（Alexia Panayiotou），《组织》杂志

　　穆勒……说，过度依赖指标会使得我们片面侧重易于衡量的东西。作者对“指标固恋”提出的这些批评，还有许多其他批评，都有理有据，教师和学校领导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在我准备审读这本书后不久，英国教育标准局的总督察……发表过一次演讲，解释她最近如何阅读这本书，以及该书如何影响了她自己的思考。既然我现在有了机会亲自阅读它，我想我们应该把这当作一个积极的信号。我的期望是，学校问责制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内，都能好好思索该书所传递的关键讯息。

　　——詹姆斯·鲍恩（James Bowen），《泰晤士报教育增刊》

　　穆勒这本书始终那样有趣：简短、有节制、学问精深，并且富有洞见。它也激发读者继续抛出进一步的问题。

　　——皮埃尔·勒米厄（Pierre Lemieux），《监管》杂志

　　正如穆勒所说：“凡可测量和奖励的东西，都会被做手脚。”太多的人似乎忽略了生活的这个基本事实。穆勒这本出类拔萃之作简要介绍了定量测量的诸多陷阱。仔细阅读这本书，有助于人们回归正轨。

　　——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路透社《热点透视》网站

　　杰瑞·穆勒的《指标陷阱》是一部发人深省之作，它经由使用新的理论杠杆，并将其应用于原始的案例研究，从而针对量化知识的局限性再次提出了后实证主义的观点。

　　——西蒙娜·劳迪诺（Simone Raudino），《欧洲遗产》杂志

　　值得称赞的是，穆勒感兴趣的，不仅是将“指标固恋”导致非计划后果的种种方式记录下来。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一要发掘出导致这种高度功能障碍的原因，二要识别出更富有成效地使用指标的方法。

　　——斯特凡·科利尼（Stefan Collini），《伦敦书评》杂志

　　通过量化人的绩效、问责制和透明度来定义成功的普遍趋势，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针对此，本书给予了适时而切要的抨击。

　　——Paradigm Explorer杂志

　　今日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带来了“指标的暴政”，它始终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最重要机构的表现。在这本来得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本书简明易懂，列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医疗、商业和金融、政府、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的量化绩效的压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但是，指标其实可以成为好东西，只要我们是用它来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力，穆勒也列举了指标在哪些情况下发挥了有益作用。

　　书末还提供了一份何时以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核对清单。对于日益波及我们所有人，却罕有人质疑的一股趋势，《指标陷阱》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矫正。

　　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其著作包括：《另一个失败了的上帝：汉斯·弗莱尔和德国保守主义的去激进化》《亚当·斯密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设计体面的社会》《保守主义：从大卫·休谟至今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选集》，以及《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穆勒凭借《市场与大师》被历史学会授予唐纳德·卡根奖。

导读

第一部分 论点

第1章 论点简述

第2章 一再出现的缺陷

第二部分 背景

第3章 测量和按绩效付酬的起源

第4章 指标为什么大受欢迎？

第5章 委托、代理和激励

第6章 哲学性批判

第三部分 测量一切？：案例研究

第7章 大学院校

第8章 中小学

第9章 医疗

第10章 警务

第11章 军队

第12章 商业和金融

第13章 慈善事业和对外援助

补记

第14章 当透明度变成绩效的大敌：政治、外交、情报和婚姻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非计划但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第16章 何时使用指标，以及怎样使用：核对清单

致谢

导 读

　　在有些人眼里，根据两位创作者大卫·西蒙（David Simon）和埃德·伯恩斯（Ed Burns）真实经历改编的HBO系列剧集《火线》（The Wire），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档案之一。理由也很充分：剧集聚焦于美国城市巴尔的摩，深入挖掘了几项重大机制（警察、学校系统、市政政治和新闻媒体），对其运作和功能障碍问题进行了有如X光片般的深刻剖析。这一剧集吸引了多国观众，因为其主题“组织功能障碍”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引起广泛的共鸣。

　　《火线》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指标的显著性： 以“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标志的“测量绩效”（measured performance）。警长痴迷于完成数字（比方说，解决了多少桩案件，逮捕了多少名毒贩子，犯罪率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统计目标，哪怕牺牲效力也在所不惜。政客们也在索要能证明警方成功控制犯罪的数据。故此，警察部队想方设法地不让谋杀案出现在自己所在的辖区： 一伙毒贩在废弃的房屋里处置尸体，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司却阻挠手下发现此事，因为这会降低“清除率”，即罪案解决百分比的指标。剧集的大部分情节都围绕着富有奉献精神的警探展开，他们力争解决一桩某个大毒枭涉嫌参与的复杂犯罪案件。但由于这桩案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坐实，警方高层不鼓励他们这么做，高层只希望警探们多逮捕低级毒贩子，积累漂亮的指标；可是不论逮捕多少低级毒贩子，贩毒集团都能立刻换上新人。市长办公室要求在年底之前让重大犯罪率下降5％，只可惜这个目标根本做不到，除非无视实际的犯罪，或是降低罪案严重性。在这些例子中，官员们都参与了“统计数据注水”（juking the stats），通过扭曲实际结果，或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预防犯罪投入到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上，以求改善指标。

　　另一集的剧情涉及一名前警察，他在一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所在的社区，饱受贫困、滥用毒品和家庭破碎困扰。学校的学生成绩糟糕，而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提高，学校就有关门大吉的风险。为此，在准备进行标准化英语阅读和写作考试之前的6星期，校长下达指示，要老师们将所有课堂时间都集中在备考上，完全忽略其他科目（这种策略，被委婉地称为“课程调准”）。“为了考试而教学”，就跟统计数据注水一样，是机构扭曲的表现，人们的努力偏离了设立机构的真正目的（教育），以求实现其生存赖以维系的度量目标。

　　绩效指标的这种扭曲效应，大西洋对岸的大不列颠也感同身受。［1］在当地，另一部由曾经的真实从业者执笔的电视连续剧，捕捉到了相同的现象。前医院医师杰德·默丘里奥（Jed Mercurio）执笔编剧的《妇产科医生》（Bodies），发生在一座大都市医院的妇产科病房。第一集里，一位新来的高级外科医生对患有复杂并发症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患者死亡。他的竞争对手随后向新医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优秀的外科医生会根据自己的优秀判断力，避开任何有可能会检验自己优秀能力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会避免疑难病例，以维持自己的成功率。这是经典的“抹奶油”策略，也就是避免有可能对人的测量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病例。这种策略的代价是，手术失败风险较高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手术治疗，几乎肯定会死。

　　《妇产科医生》是一部医学剧集，但现实世界里充斥着它描绘的现象。举例来说，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生是按成功率来接受评级或获得报酬的，一些医生就会拒绝对病情较复杂或病情严重的患者施术。排除更困难的病例（因为它们存在结果不佳的可能性），提高了外科医生的成功率，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指标、名声和报酬。当然，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被拒做手术的患者的性命。但这些死亡并未体现在指标里。

　　我们会看到，操纵指标的现象发生在每一个领域： 警务，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医疗，非营利组织，当然还有企业。采用绩效指标作为奖惩基础，会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操纵指标只是其中之一。有些事物可以测量，有些事物值得测量。但能被测量的东西，不见得总是值得测量；得到测量的东西，跟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有可能毫无关系。测量的成本可能高于收益。被测量的东西，有可能让我们从真正在乎的事情上分散了精力。测量给我们带来的或许是扭曲的知识——看似可靠，实则具有欺骗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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