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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历史 世界史 世界通史
轮子、马镫、弓箭、火药和帆船，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每一个器物都有它值得诉说的故事，它们引发国家变革，让不同的文明之间发生碰撞，因此形成了人类的文明史，而历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于此。《历史的细节》以技术变迁这个细节为主轴，将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物质和技术，放回原来的现场，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场景，逐一复盘历史的起承转合和进程差异。作者依靠大量历史文献和*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娓娓道来，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杜君立
关中人，通识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包括：《历史的细节》（五卷本）、《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历史的慰藉》等。其中《现代的历程》曾获得2016年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卷一 轮子、战车与帝国
卷二 马镫、骑士与文明
卷三 弓箭、强弩与战争
卷四 火药、枪炮与革命
卷五 帆船、海盗与世界
前言
杜君立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说是为了沟通，不如说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
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
历史是我们共同的出处。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
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一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
世界如同草木生长，我们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今天的人们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也绝不比古人更加聪明。
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古希腊时代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以及信息的碎片化，我们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
一个盲人手提灯笼，路人感到不解。盲人说：听说天黑以后，世人跟我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点灯可以为人们照亮道路。路人赞许其德，盲人却说：我也是为自己点灯，点了灯之后，黑暗里别人才能看见我，不会撞到我。
其实写作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写给别人看，实则是写给自己。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现实的困惑。我也一样，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
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列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
历史就是这张小小的票根。
说到底，历史是一种理解和重构，是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世界的重构，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
二
正是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开始，我才读懂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相较于世界的历史，人的生命无限短暂。与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几如萤火之光，然而历史却使人类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
人会死去，但历史永恒。因为历史，文明不仅诞生了，而且得到了传承。
我们以往总是认为，历史就是讲故事。
“故事”二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在古代，读书人很少，大众的历史知识多来自评书和戏曲，历史被戏剧化。即使在新媒体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
人天生就喜欢有趣的故事，但故事只能够传递非常狭窄的历史经验。把历史简化为故事，往往会让读者失去对复杂理论和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能力。
在学术上，历史专业一般以考据为主。事实上，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旅客乘车，是为了到达目的地。
现代历史学家在做的，常常是大量的解读工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从而得到普遍的人类经验，以古鉴今，让历史服务于当下。对历史的解读，需要的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解与剖析。这需要一个人充分运用自己的思想逻辑能力，去洞察历史背后的真相。
虽然从大众层面上，人们还是喜欢历史故事，但随着读者群体的成熟，历史普及也逐渐走出了故事的俗套。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历史所蕴含的思想。
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历史正在进行一次“转场”。如果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那说明，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没有到来。
历史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思想。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构成，所谓“五经皆史也”，但这并没能避免“历史”的贫困。
在当下“历史热”中，既不缺乏“励志”的权谋史和名人传记，也不缺乏戏说恶搞的娱乐故事，但真正启迪心智、令人深思的平民史和文明史仍不够多。
三
今天，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无远弗届的全球化时代。
所谓历史，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大历史”即整个人类史。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细究起来，“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从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
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
按照现代全球史的观点，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在一个世纪之前，房龙满怀无限赞叹和悲悯，为普通大众写作了一部《人类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历史就是“人类的舞台”。
像房龙一样，韦尔斯突破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世界史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
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
从《人类的故事》《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精神。
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就是历史的神奇。早在 2500 多年前，第欧根尼就自称：“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老子、墨子和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一样，堪称早的世界公民，他们悲天悯人，超越政治和民族，着眼于人性与文明。
房龙和斯宾格勒亦然。尤其是斯宾格勒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他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写成的《西方的没落》，深刻而丰富，是历史，是文学，更是思想和哲学。
与韦尔斯他们不同，戴蒙德用一部《枪炮、病菌与钢铁》，将历史拉回到人类史的维度。他提醒我们，要去关注那些不起眼的或习以为常的事物；他忠告人们，应当从历史中学会关心人类的命运，没有哪一个人是孤岛，他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大概都读过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这是一部的畅销书。作为这本书的延续，《今日简史》《未来简史》已将历史扩展到将来。
这说明，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四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却无法选择历史。
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
从这种意义上看，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
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真实的历史，往往由无数个意想不到的细节编织而成，奇妙而又充满不确定，这让人想到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历史作为思想的一种，有其逻辑性与科学性。
历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实，历史应该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和对世界的解释。打个比方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和“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都是一种“史料”和“史实”，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叫历史。
水归器内，各现方圆。如果说历史是“水”，那么物质就是“器”。人们总是通过物质来定义历史，但历史绝不是博物馆，物质本身也不构成历史。只有将其置入一个事件中，或者复原成一个事件，历史才能生动起来。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特定的物质基础必然会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就这样被物质改变，从而人类历史终演变成为物质的历史。
在历史中，人是流动的，物质也是流动的，文明因此而形成，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碰撞。
历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于此。
如果说历史是科学的一种，那么本书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是将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物质和技术，放回原来的现场，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场景，逐一复盘历史的起承转合。
在当下的“大历史”时代，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本书以技术变迁这个细节为主轴，来解释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原因。我希望用这样一个不太长的篇幅，来讲好一段“大历史”。
轮子、马镫、弓箭、火药和船，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每一个器物都有它值得诉说的故事。
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徜徉在寂静幽暗的博物馆，看着那带着泥土和铜锈的文物，会发自内心地理解，这些貌似不经意的东西所构成的历史，正提供给我们一个醒目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的细节。
人类学家摩尔根将人类生产资料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如果套用这种三段论，我们也可以将人类政治发展过程，分为同样的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
孔子曰：“政者，正也”；治与乱（亂）原为同一字，其意相反，不乱即为治。我们可以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正义的秩序”。罗尔斯将“正义的环境”描述为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相反，如果正义或者秩序缺失，人们之间将难以自由合作，出现分崩离析。
蒙昧时代是一个自由模式下的暴力时代，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暴力来源于一种同态复仇习俗，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减少暴力的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和“大同世界”，就是一种理想的蒙昧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人类之所以发明了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
应当说，蒙昧时代是一种自然状态，存在着一种低级的秩序和低级的正义，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平衡。蒙昧时代的规则是暴力，但暴力被控制在程度，因为暴力是一种互相伤害。
《管子》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城邦，都属于政治的蒙昧时代。
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低级的秩序与正义时，野蛮时代就开始了，暴力主导一切。不仅秩序来自暴力，正义也来自暴力。
秩序与正义之间的颠覆起落，构成了这个政治时代。野蛮时代的政治就是帝国体制。
在帝国体制下，强调的是秩序而漠视正义，因此，以正义为诉求的“革命”总会周期性地爆发，使帝国走向崩溃，从而完成秩序重建。
在哲学家罗素看来，一切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都可以称为“暴力”，并说“一切战争都是暴力的行使”。
从历史来说，所有帝国都是战争和征服的结果，帝国的统治貌似建立在权力之上，而其实权力都来自暴力。当暴力变成引而不发的威胁时，就是一种权力，因此帝国是一种恐怖体制。
对帝国来说，信赖某个人或某个人的美德是非常荒诞的，但却很常见。一切服从的根源都在于恐惧。对愚昧时代的人类来说，平等合作远比恐怖和威胁更难以实行，专制权力也容易被蒙昧社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
对古代中国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法家思想则是一种有效的暴力体系，二者互为表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超稳定结构。
江河奔流到大海，人类的历史也是走向文明的历史。文明时代的基础，便是理想的政治，既实现了秩序，也实现了正义，暴力和恐怖被法律所消除，权力（power）受制于民众的权利（right），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样子。
如果说国家与帝国有什么不同，那么简单地说，帝国是权力社会，国家是权利社会；帝国依赖的是暴力，现代国家则建立在政治和法治之上。
……
就中国的历史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从氏族部落的“酋长国”进入国家阶段，然后随着六国统一，进入帝国的野蛮时代。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 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
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起点，氏族部落从那时就已经向国家阶段迈进。500 年间，中国由200 多个封建城邦后融合为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构成一个中国化的世界，即“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列国争霸，与战争的掠夺相伴随的，是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游士阶层崛起，重商主义盛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跨国财团，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
当时技术文化发展很快，依靠轮子和文字的普及，人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智慧。
从这里可以说，中国是非常早熟的。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实现了17 世纪欧洲才有的现代国家制度；七个诸侯国也可以说是七个现代“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迟到秦汉时代，中国就具备现代国家的特征。中世纪晚期欧洲国家的许多特征，在中国战国七雄身上似乎已经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如果放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同样显得极其贴切。
在儒家弟子看来，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已经高度世俗化，“天道远，人道迩”（子产），三代以来的天道信仰体系和封建制已经崩溃，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终结一样，整个社会走向自由化和世俗化；政治的重商主义和社会的个人主义相辅相成，见利忘义的功利主义和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大行其道。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
但有一样不同，即后的结果却截然相反，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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