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全世界的阅读研究都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上升的阶级是永远在读书的，下降的阶级是不读书的。会读书的阶级，基本上是对自己生活不满意，显示出要改变的欲望，所以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无论是知识、人生的道理，甚至于包括休闲，所以这种人的阶级地位是永远在上升的。

台湾郝明义先生把2000年至2007年前后访谈台湾文 化人的记录稿演变成《他们说——有关书与人生的一些访 谈》，授权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并“仅限中国大陆地 区”发行。

书中承载了九个人物：日本平面设计家杉浦康平、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台湾出版人詹宏志、台湾意识形态广告公司董事长郑松茂、台湾设计师AKibo（李明道）、台湾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创办人之一许舜英、历史学家黄仁宇、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从这份名单和受访内容看，显得比较驳杂，因为不是同一群体，譬如全是出版人、全是学者或者都是设计家，所以，现在带给读者的阅读也呈现着一种多元，由着这些功成名就或行家里手的口述，使我等读者的眼界得以开扩一些、从容一些。

有些理、有些事，透过本书的传达，应该是值得读书人留恋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由着南方朔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

全世界的阅读研究都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上升的阶级是永远在读书的，下降的阶级是不读书的。会读书的阶级，基本上是对自己生活不满意，显示出要改变的欲望，所以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无论是知识、人生的道理，甚至于包括休闲，所以这种人的阶级地位是永远在上升的。最经典的研究就是，大约十六世纪，西方古腾堡革命开始以后，西方是什么人读书：工匠读书，政府公务员读书，律师读书；谁不读书：神职人员不读书。那个时代是神权时代呀！拥有权力的神父们都不读书，这一定要引发宗教革命的嘛！所以读书的阶级是上升的阶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詹宏志先生的阅读习惯是晨读，他提供的经验：

晚上读书是“渐入困境”，早上读书则是“渐入佳境”。当看完书要出门时，会精神饱满，早上读书不那么时髦，但效率比较好。早上也是比晚上好的写稿时间。我现在觉得，晚上需要咖啡、克补，需要一些搏斗，早上就不需要，是在慢慢打开的状态。早上的时间最完整充实，一出门，时间就支离破碎，连回家的时间都不可预测。

郝先生追忆黄仁宇先生时，有一段写着：

本来，我见面总是称他“黄先生”。但是他非常坚持，只能称他的英文名字Ray。经过他几次态度激烈的要求，以及交往日久，我们最后妥协的结果，大致是见面彼此以英文名字相称，书信则中英文有别。如果他以中文给我写信的时候，不免以“明义总经理均鉴”开始，我的中文信也当然只能以“仁宇先生赐鉴”为起首。

从中，读者看见的是文人之间的雅致和谦让之趣。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卫浩世经历的一件事也别有滋味：

他说，过去在冷战时代，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出版社，为了输人不输阵，每年都由苏联政府大力资助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是柏林围墙倒掉，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人资助，一大票前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出版社都没法来参加了。如何对待这个情势，有两派主张。一派是就让市场机制自行运作，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参加，这样形同暂时放弃这个市场。卫浩世则主张更积极地看待这个市场。他认为英美及其它西欧国家势必要进入这些地区，法兰克福书展应该扮演更积极的媒介角色。于是他除了提供一些补助，更派遣许多专业人士到俄罗斯及东欧地区去主办各种出版研讨会，帮助当地的出版人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经营。

张隆溪先生更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温馨而令人感念的故事：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从山村被调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了五年修理工。我喜欢艺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我和朱成在工厂认识后，他知道我懂英文，就问我有没有见过原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我说，当然从来没有见过。他说：“那我可以替你找一本。”

我本来以为他是在吹牛或者开玩笑，可是第二天，他真的拿来一本精装书，是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有十四行诗的一本。我大吃一惊，朱成告诉我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父亲的藏书。老先生不相信现在还有年轻人能读这样的书，所以借给他这本书的条件是，要看书的人翻译一首诗。如果真能译得出来，他就可以再借其它的书。我喜出望外，立即选译了一首，交给朱成去复命。老先生看了，立刻要我去他家里。这首译诗就像《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个故事里开门的咒语，为我打开了一个书籍的宝藏。

那位老先生是欧阳子隽先生。他曾在旧《中央日报》当过记者，喜欢读古书，也喜欢英文，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为人谦和，“文革”期间不知怎的就居然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

他的住处，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是一间极简陋的房子。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一排木板做成书架，密密层层放满了各种旧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们一见面，欧阳先生就慷慨地对我说：“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那年头，书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封存，结果在一间旧房子里，竟保存那么多英国文学和历史的经典，简直是奇迹。

在欧阳先生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当时我读得最勤，可能获益也最大的是帕尔格雷夫(F．T．Palgrave)所编《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这部诗选初版于一八六一年，后来不断补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从这部选集里翻译了大概三百首诗，这在我是很好的练习，因为读诗是获得敏锐语感最佳的途径。英语和汉语在语句组织、节奏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读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才可能最好地获得英语的语感，增强自己的信心，能够把英语运用自如。

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想到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日后有助于我得以进北大，并且得以受教于朱光潜、钱锺书等先生。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纯粹的兴趣，文风的形成靠的不是实用，而是对知识文化本身的追求。

……

读书，各人因着境遇的不同也就积累着不同的感受。当我们有缘因着郝明义先生而品味他人的经验时，实在也是一种乐趣。

（本文编辑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