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眉睫（梅杰）专栏】从以上论述来看，刘先生并未否定以西顿等为代表的动物文学是小说，只是指出这些作品具有纪实性，属于纪实文学里的纪实小说。既然是小说，那么肯定具有虚构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在别的一些动物文学里，又有是以散文、随笔面目出现的，比如郭风的一些作品，甚至法布尔的某些作品也有这种味道，它们当然更具有写实性。纪实文学并不等同于今天出版市场上所打出的“非虚构文学”标签。

1月28日，《文学报》发表了刘绪源先生的《西顿、沈石溪、袁博、黑鹤——从这四位作家看什么是动物文学》一文。紧接着，文中所论及的袁博发出回应，写出《动物文学不等于关于动物生活的纪实文学》。

袁博第一句就说：“刘绪源老师的评论，立足于动物文学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但我认为，动物文学主要是指动物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动物文学不等于动物生活的纪实文学。”并以此为出发点，针对刘先生在文中对他的评价，予以全盘驳回。其实，这里存在误读刘绪源先生的论述。且看刘先生在文中如何论述动物文学的：

他们（指西顿、黎达、亚当森、椋鸠十等经典动物文学家）所写的动物文学，其实是一种‘纪实小说’，是严格写实的，是必须合乎动物生存规律的，是能够让人在这样的阅读中了解真实的自然界的。

动物文学是一种纪实文学，它必须是从实际观察中来，必须有第一手的材料——生动的，狂野的，真实的，非人类的，能对人类的观察、理解、想象等等做出切实的突破和弥补的——正像西顿的作品所源源不断提供的那样。……有一些文学类型，是必须真实才有价值的。

从以上论述来看，刘先生并未否定以西顿等为代表的动物文学是小说，只是指出这些作品具有纪实性，属于纪实文学里的纪实小说。既然是小说，那么肯定具有虚构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在别的一些动物文学里，又有是以散文、随笔面目出现的，比如郭风的一些作品，甚至法布尔的某些作品也有这种味道，它们当然更具有写实性。纪实文学并不等同于今天出版市场上所打出的“非虚构文学”标签。

而袁博则说：“虚构是小说的根本特质，这点把小说和纪实文学区别开。动物小说毕竟是小说的一种，这种文学题材的文学价值不在于是否描述真实事件。事实上，所有动物小说都是虚构的，并且作为小说，理应是虚构的。”作者如此反复强调小说就是虚构的，好像是在给读者普及这点儿文学常识，恰恰暴露出了作者误读了刘先生的本意，更暴露出了作者将虚构与写实二元对立的创作倾向（这也是今天不少年轻作者的通病）。其实，任何虚构类文学，都有一些写实的成分，因为任何虚构脱离不了作者的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以及通过阅读间接获得的所见所闻所感）。毕竟“文学是人学”，任何文学不可能脱离“人”的影子（包括纯虚构的奇幻、魔幻也罢，没有出现一个人的作品也罢），否则这样的作品注定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没法立得住！虚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书写真实服务的。虚构是手段，写实（人的思想、情感等）才是目的。虚构不是胡编乱造，不是圆谎，而是将各种不同的“真实”进行有意思的、巧妙的拼接，“虚构”出一个真实的艺术世界来。

刘先生认为“动物文学”应该要反映“自然的母题”，他对动物文学持有着这一较严苛的标准，就注定了他把对自然进行写实当做动物文学无上的法则。在这一观念架构下，再来衡量沈石溪、袁博、黑鹤的作品，其中艺术起点的高下也就一目了然。

袁博的误读，还不止是误认为纪实文学就是非虚构文学，更直接的是对刘先生关于动物文学概念的建构以及文学创作手法上的一次反弹。或许是刘先生这一段对于他的直接论述，引起了他的反弹。刘先生说：

这是科幻吗？这是科普吗？到今天为止，谁也没见过恐龙，也没见过始祖鸟。所以，作家不可能有实际的观察。没有观察，没有细节，没有细节所带来的文学描写的“质感”，我们就难以从作品中看到活生生的真实的自然。这样一来，像袁博的作品，就显得空，不像真正的动物文学，而更像幻想文学了，更接近于科幻或科普作品了。……袁博是一位很勤奋很努力的作家，但我觉得，如按照这个路子写下去，他也可以有自己的成就，可以有自己的读者群。但肯定不是我所认为的动物文学。

对此，袁博回应道：“没有人目睹过的历史事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历史小说的真实价值。所以，‘没亲眼见过’不等于没有现实书写意义。书写自然史中的动物，也可以持以同样的认知角度。人类有人类的历史，可以进行溯源，自然也有自然的历史，关于已灭绝的动物的生活状态，可以通过化石证据被考证，和人类历史中的史料具有相似作用。”

在这里，袁博认为“没亲眼见过”照样可以写好作品，而刘先生则认为这样会“显得空”。袁博更以历史小说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史料来写历史小说，达到真实书写的目的，同样地，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科学考古达到对灭绝物种的准确认知，以此写好动物小说。其实，历史小说跟动物文学没有可比性。这是因为历史小说要书写人性，人类之间的认识、评价、情感可以通过文字来传递，人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史料来保存，即使作者不在历史现场，照样可以通过史料来书写上等的历史小说。而动物文学，势必要写人类对动物的认知、观察，而在恐龙时代，并没有人类，所以古人的认知无从考察，更不可能传递下来。通过考古得出对恐龙的认识，已经不是自然真实的，更无法写出人类与灭绝动物之间的情感交流。作者的不在场与缺位，直接导致了作品难以写出真实的质感。动物文学如要取材于灭绝动物，势必难以写好，因为这已经挑战了写作上的某种不可能性。即使通过想象辅以考古知识，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是刘先生所认为的“动物文学”，却也要反问一句：“是科幻吗？还是科普呢？”

其实，刘先生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袁博的成就，他说得很清楚，“如按照这个路子写下去，他也可以有自己的成就”，只是不是他“所认为的动物文学”罢了。如果袁博好好理解刘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当不至于立即反弹，而应该好好想想刘先生关于动物文学的思考对他的创作所可能具有的纠偏意义。即使作者不能按照刘先生的理论写下去，至少可以从中获得一定启示，写出更多能够“立得住”的作品。

当然，关于什么是“动物文学”，是不是真要把“自然的母题”作为最高的标准，或许不同的文学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但刘先生对动物文学的思考，无疑是有着一定启示意义的。

由于袁博存在以上两大误读，这注定是一次没有交锋的争鸣。

（本文编辑 诺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