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出版的历史久远，唐代时期就有官刻、私刻，所谓私刻，就是民间出版。近代以来，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创建的中华书局，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民营出版企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出版业也主要是民营经济。建国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出版管理模式，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改造。到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业已形成单一的公有制形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民营经济重新获得发展。30年来，图书印刷、发行领域已逐步放开。在上游出版领域虽然没有开放，但民营书业就像小草沿着着政策与市场的空隙中不断生长壮大，如今已经撑起图书出版业的半边天。

根据时间段，我们将民营文化公司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文革后到80年代，可以算现代民营书业成长的第一阶段，民营书业重新起步。

文革期间，正常出版陷于停顿。1968年计划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用纸23.2万吨，一般书籍用纸只有2万吨。文革后，与满目疮痍的文化建设相对应的，是数之不尽嗷嗷待哺的读者群。国家出版局组织各地重印多种图书投放市场，读者如潮，人们天不亮就在新华书店前排起了长龙，这种壮观景象至今仍深深烙在不少过来人的记忆里。面对这样旺盛的市场需求，文革中几乎瘫痪的出版社根本无法满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营书商经历了自身的起动期。

1978年1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克服书刊内容重复和滥编滥印现象的报告》，其中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不得编印图书发售。” “各地印刷厂不得擅自接受非出版单位交印的图书。”由此亦可见，当时已经有非出版单位介入出版活动。

由于国有图书发行网点远远满足不了广大读者的需求，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允许民营进入图书零售领域，方便读者购书，民营书店从此获得飞速发展。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提出“三放一联”，民营企业获得二级图书批发权。图书发行业的开放，为民营资本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提供了便利。同时，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确定，和协作出版、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客观上给民营资本进入上游图书策划环节带来空隙。

在卖方市场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商品短缺而需求旺盛的年代，许多学术类图书都可以销售数万册，一般图书印数达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事情。据起步较早的书商回忆，当时印书就像印钞票，谁生产的产品多、推到市场上的产品多，谁就能获得更好的效益，而且基本没有退货，回款不存在任何问题，挣钱全不费功夫，一批个体书商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原始积累。

恢复高考后，教辅也应运而生。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海淀”教辅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它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学习热潮骤然兴起，学生学习辅导资料严重匮乏的背景下推出的，迎合了广大师生的需求，并从此掀开了题海题库式教辅泛滥的帷幕。

这一阶段，民营出版人的主体是个体书商。他们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图书策划含量不高。只受过四年正规教育的海岩，当初的创作就是受到地摊儿文学的启发。他发现很滥的东西印出来都能卖，有些句子都不通，于是动笔开始写《便衣警察》，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印就是30万册。在那个有书不愁卖的年代里，经营方式也比较简单。书商与出版社的合作，主要是买书号。

当然，80年代的民营策划也有不凡之作。1983年，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炜等人策划出版的《人：中国与世界》及四川人民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为当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事件。

在当时出版社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营书商的参与，对满足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一些书商为了追求利润，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策划出版了一些粗制滥造甚至含有淫秽、迷信内容的图书，违法乱纪时有发生，给早期的民营书业涂上污点。

很明显，这一时期政策对民营资本涉入出版环节是严厉打击的。虽然部分肯定协作出版，但同时三令五申严击“卖书号、卖牌子”，较大的政策性风险使个体书商始终处于地下状态。

第二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公司制的民营文化公司纷纷诞生，一些优秀的民营文化公司开始将商业运作与文化理想结合起来。

民营力量介入批发环节后，规模实力进一步壮大，全国形成了以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北京金台路为核心的四大书刊批发市场。随着批发商的兴起，挂历、年画、年历、畅销书、教辅的发行渠道逐渐从新华书店系统中分流。民营发行业从国有新华书店的“补充”，成了它的重要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民营文化公司的主体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队伍。三大力量——一是北大、人大、北师大出来的学院派（如欧阳旭、罗锐韧等），二是从出版社出来的实力派（如辛继平、蒋一谈等），三是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如任志鸿、薛金星等）的加盟，使民营书业的素质有了较大改观。

这一时期，一些民营书业的有识之士开始摆脱散兵游勇的状态，不需注册的文化工作室和经过注册的民营文化公司纷纷成立。惠乔饭店成了民营书商的聚集地，民营从业者称之为“中国民营书刊的延安”。就是在这样一个还不断受到检查、清理的地方，民营书业茁壮成长起来。

民营文化公司的商业运作更为成熟，并显示了较好的机制优势。据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徐晓在《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中叙述：1994年，出版社决定出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五卷本作品集，大江是纯文学作家，市场风险很大。而五本书的引进出版需要投资几十万元，出版社无力承担风险，只好与民营文化公司合作。结果，这套纯文学丛书，几个月之内销售达十几万套，成为1995年书业的神话之一。与此同时，出版社体制内运作了另一套七本的丛书，有文化公司愿出30万元收购。徐晓认为，如果出版社自己发行成功，利润更大，而且可以带动社内其他图书的销售。于是选择了后者。然而，几年过去了，这套丛书一直亏损，数千册书躺在库房里蒙尘。多年后，文化公司仅用几千元租下了这套书的版型，新版上市证明了选题的生命力，也证明了民营书业的活力与效率。

随着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他们除了利润诉求，同时心存文化理想。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民营人文书店，如风入松、万圣书园、西西弗等。民营文化公司的选题质量也大大提升，贺雄飞的“草原部落”丛书风靡校园，《中国可以说“不”》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格调》成为小资的入门宝典，《黑镜头》带人们走进了读图时代。

这一时期，民营文化公司向商业运作迈进了一大步。科利华公司运作的《学习的革命》是否真的掀起一场学习的革命还有人质疑，但它确实引爆了一场图书营销的革命。科利华的介入，使一本原本销售平平的书，通过广告、展览、营销网络等大手笔营销的跟进，销售冲上800多万册。

由于教辅图书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回报，大批的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蜂拥而至这一领域，品牌竞争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陕师大的《黄冈兵法》、龙门书局的《三点一测》等，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与此同时，民营文化公司所策划的品牌也崭露头角，金星书业的《教材全解》、志鸿教育的《优化设计》等便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文化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优化设计》等品牌教辅图书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由于教辅图书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回报，一些民营文化公司迅速成长起来，为以后更大规模和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民营文化公司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也更加多样，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不一而足。有时一家民营文化公司也通过多种方式与出版社合作。以D公司为例，与A、B、C三家出版社的合作方式各不相同：

与A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公司在出版社成立了一个编辑部，独立核算；出版社提供出版条件、办理出版手续并进行审稿，编辑部每年向出版社交纳一定的费用。

与B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由D公司负责选题策划，出版社负责编校、审稿和制作，双方共同分担投资（平摊版权费、稿费、翻译费、印刷费），由出版社发行新华书店渠道，D公司发行民营书店渠道，或按协议规定的其他方式发行。

与C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从组稿、处理版权事宜到印刷全部由D公司投资，出版社出具相关手续并审稿，但出版社三审流于形式。出版社如果发行主渠道，则从D公司“倒进货”，文化公司以35%的较低折扣批发给出版社（即折抵书号费）。

90年代中，新闻出版署也多次发出通知，规定出版社不得与集体和个人进行协作出版；对出版社的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控制；未经批准不得私自设立的所谓“编辑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购买书号、刊号、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活动。但通常情况下，只要不出版违禁图书，政策对于民营文化公司策划的一般出版物保持了沉默。

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民营书业在政策上获得更大的鼓励和支持。随着市场的成熟和竞争的激烈，民营文化公司进入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一批优秀的民营文化公司开始品牌化、集团化经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据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首先要对内资开放的原则，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修订《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赋予民营发行企业总发行权。虽然由于新华书店有物业、教材、税收优势，民营远不能实现与其公平竞争，但在发行环节取消所有制的限制，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央也连续出台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

经过多年的积累，民营文化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主流的文化公司一般都有1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在大众出版领域，较大的文化公司的销售规模达亿元以上。在教辅出版领域，销售码洋过亿的民营文化公司超过50家，多家销售码洋已达十多亿元。民营文化公司在一些图书领域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额。

在教辅图书领域，民营文化公司已经占有很大优势，国有出版社除有龙门书局的部分品牌，其余知名教辅品牌几乎都是民营的产品。如志鸿教育集团的“优化设计”、金星教育的“教材全解”、星火教育的“星火英语”、荣德兴业的“点拨”系列、曲一线的“五三”系列、天利公司的“38套卷”、开心公司的“开心作文”等。在市场化销售的教辅中，约80%以上是民营文化公司策划的。

在大众出版领域，有行业人士估计，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中约有50%（前些年更高）是由民营机构策划的。紫图、读图时代的图文书，北斗的地图类图书，榕树下（今更名为万榕）、磨铁的畅销书，被业界广泛认知。华文天下（弘文馆）、共和联动、博集天卷等，都是比较优秀的原创图书策划公司。在文史生活类图书领域，日知、唐码等在商超等渠道也找到了很好的商业模式，不经意间引发了中国图书的平装本革命。

在经管图书领域，读书人的《富爸爸穷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华章的《执行》、《基业长青》，时代光华的《蒙牛内幕》，以及缘缘堂颇有争议的《没有任何借口》，都在市场上表现非凡。湛庐文化的引进经典图书，蓝狮子原创经管图书，也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认同。据业界人士估计，有民营参与运作的经管图书占整个经管畅销书榜的70%左右。

在少儿出版领域，民营文化公司的产品也占有60%以上的份额。海豚、同源、大苹果、小雨明天的少儿书，已经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新经典、信谊、启发的绘本，在业界也颇有口碑。还有武汉大世界众多的少儿图书公司，在低端市场较为闻名。在幼儿园教材方面，民营公司策划的产品也占强势，部分地区甚至达到90%以上的份额。科迪奕阳的阅读教材、洪恩的点读英语、亿童的蒙氏数学，已经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同时不可否认，民营文化公司在教材出版与专业出版领域非常弱小。这两个领域不但利润稳定，而且容易积累资源，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相信不久的将来，民营文化公司在这两个领域会有更好的表现。

注册合资公司成为近年来民营与国有兴起的一种深度合作。按规定，国有出版社不能与非国有资本合资注册出版机构。早在199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就与（美国）万国集团公司合资注册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这在当时是一个打擦边球的例子，由于没有引起政策风险，等于政府默许了这种方式。目前，国有出版社与民营注册合资公司的已经不算新闻。一家出版社与多家民营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或一家民营公司与多家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已经比比皆是。如长江出版集团与海豚卡通的合资的海豚卡通，人民邮电社与新华信合资成立普华文化，北京出版社与新经典合资的十月传媒，路金波以资源入股加盟辽宁万卷。据一位民营公司老总讲，就他所知周围朋友与出版社合作的合资公司就有八十多家。

各地出版集团成立后，很倾向与民营公司合资合作。相比之下，出版集团有丰厚的教材利润和书号资源，民营公司有更敏感的选题触觉和娴熟的运作经验——这与各自的资源有关，出版集团的利润来源有多种，除了部分市场图书的策划，更大的来头有教材，有系统教辅，有经费出版，最差也可以卖书号；而民营文化公司只有一条，走市场，自身能力必须过硬。在时间不能倒退、政策不能突破的今天，合资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失为一种务实的优势互补的选择。长江出版集团下属的海豚传媒与其北京图书公司，两公司2008年的利润超过了集团下属出版社利润总和，让集团负责人更加强了与民营合作的信念。对于许多大众社科领域的民营文化公司，也比较倾向于这种合作。但对于一些规模实力较大的教育类出版公司，则十分排斥这种合资，他们认为，如果出版社既无创新能力、还要拥有公司的控股权，是让人不可接受的。

随着整个图书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整个产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部分公司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壮大，出现了一批销售达数十亿元的公司，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公司已经走上集团化经营的道路，如志鸿、金星、星火、可一、春雨、金太阳等。同时，许多定位不明、资金紧缺、经营不善的小公司不断萎缩，产品规模缩小，基本上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一些公司开始退出或转型。

同时，出版社的两极分化也十分明显，一部分体制创新、锐意进取的出版社迅速成长为行业的主导力量（他们多有教材利润支撑）。同时，大量出版社机制僵化，缺乏选题能力，空壳化日益严重。

双方在合作中围绕书号资源也展开了博弈。某边远卖号大社多年来以卖号为生，并在书号经营上形成了一套经验。2004年政策氛围紧张时，该社乘机对部分合作的中等规模的民营文化公司提高书号费，清理部分因长期合作书号价格较低的老客户，发展一些能出更高价格的新客户。另一家出版社也想趁此对与其合作的民营文化公司提高书号费，但与其合作的民营公司实力较大，当年抽走了与其合作的1/3的书号，后来，该社不但没再提价，反而将价格又降了一层。

历经三十年大浪淘沙，民营文化公司从人员素质，还是规模实力上，早已今非昔比，民营文化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十七大后，出版业改革力度加大。2009年初，民营文化公司大规模进驻北京图书订货会，成为一道夺目的风景，许多人心中又升起希望的曙光。如何赋予体制外的出版力量以合法通道，已经成为摆在政府主管案头的重要课题。

几点争议

伴随着民营文化公司的成长，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

1．民营公司出身不正当，经营不规范，存在“原罪”——

民营文化公司的产生，是并未被法律所认可的，至今没有明确的政策界定。而且许多公司在经营中存在偷税漏税、盗版盗印、拖欠稿费，甚至诈骗等缺乏诚信的行为。尤其是后者，多为人们所诟病。

客观来说，民营文化公司的出身，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以前相当一段时间，我国所有民营经济都是不合法的，直到1982年，个体经济才获得合法地位。我国实行的是渐进主义改革，对于许多新事物不急于表态，而是视其发展决定走向。同样，民营企业（包括民营文化公司）也在承受着因渐进主义改革所导致的制度和法律时滞所带来的压力。

不可否认，部分民营文化公司经营不够规范，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盗版盗印、拖欠作者稿费等问题，但这不是“原罪”，而是犯罪，任何性质的企业有非法和对社会危害的活动都应该打击，无论是谁犯罪都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民营文化公司数量众多，良莠不齐，难以管理——

民营文化公司数量众多，仅北京地区就有几千家，良莠不齐，有人担心，会不会像俄罗斯出版放开之后，一夜之间出现了数万家出版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我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民营文化公司如同当初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政策承认之前事实上已经存在多年，只是需要一个名份而已。而且，在数字出版蒸蒸日上的今天，传统出版已经没有那么可观的利润诱惑。

数量也不构成难以监管的充分理由。美国有28000家出版社，法国有6000多家出版社，我国台湾也有6000多家出版社，我国其他IT、服装等产业领域，均有数万家公司，人家怎么管了？而且，民营文化公司已经是既成事实，不正式承认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事实上，它们在灰色地带中运行，才更难以监控和管理。

3．民营不能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极端仇视，国内外敌对势力比较强大，从文化领域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必要的。随着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大，这一矛盾已不再那么尖锐。尤其是民营经济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无冲突。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法人。近代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创建的中华书局，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民营出版企业，它们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界的贡献是不容辩驳的。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也指出：出版自由是人作为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权利，管制出版并不能制止邪恶风俗的传播，因为：

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

回想20世纪80年代，谁能说喇叭裤、迪斯科的影响比一本书的影响更小呢？

事实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任何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并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管手段，这些好的经验我们都可以拿来借鉴。而且，积极的发展壮大远比消极地严防死守更能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4．放开民营会导致国有出版震荡，妨碍社会稳定——

这是许多国有人员和研究人员的担心。放开民营，民营公司不需要向出版社买书号，一批没有自己选题能力、靠卖书号生存的出版社面临破产。问题是，这些靠卖书号活着的出版社价值何在？

如果说放开民营会造成国有单位人员失业，危害社会稳定，我们不妨看看，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多少，民营公司从业人员又有多少，据统计，民营从业者至少是国有的5倍以上。怎样对于社会的稳定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要以压抑更多人的创造活力、危害社会公平竞争、损害行业发展的代价去维护极少数不劳而获者的利益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放开民营是否一定损害国有？

民营要向整个国有出版单位买书号，而且竞争能力受压制，国有整体是受益者。但双轨制和混乱竞争对行业造成的内耗和危害远远大于给国有的这点益处，它损害了我们这个行业公平竞争、团结做大的机会。

国有单位的人员学历总体比民营要高，谁说这些优秀的人力资源做不过民营？关键在于体制，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结构组成决定它是碳还是金刚石。对于国有单位的人也是如此，一些在旧机制里碌碌无为的人，变一种机制就可能带来很高的效率。

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在于发展和壮大这个行业。而不是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增加内耗。

一点建议

政策的导向是社会行为的指挥棒，其对社会的影响之巨大，没有人能够忽视，没有人可以逃避。

邓小平曾经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评价出版业政策的标准是什么？一、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健康的文化需求；二、是否有利于出版生产力的提高；三、是否有利于我国文化软国力的提升和整个民族的进步发展。

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政策就应该鼓励和支持；凡是违背三个“有利于”的，政策就应该限制和打击。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操作可以根据情况一步一步的来，但方向和宗旨不能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

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产业内讲，图书出版弱，就会有其他媒体冲击甚至取代它；从产业间讲，文化产业弱，在与其他行业的竞争中就不利于吸引资金和人才；从国内外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弱，就抵制不了国外强势文化的侵蚀。只有产业发展了，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行业的每个从业者和主管部门才有地位、尊严和话语权。

目前我国的出版业，面临很严峻的现实。外部面临互联网与多媒体的强势冲击，内部因为自身体制约束致使市场混乱内耗加大。在此，引用科迪奕阳董事长张守礼的一句话所结：

我们应该团结在发展的旗帜下，超越官民对立，超越国有民营对立，群策群力，开展良性互动：政府创新与转型优化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企业家创新→提升企业能力和产业格局，达到一种规范业态。

一个创新繁荣、公平有序的书业符合出版业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家战略和民族根本利益。我们愿为此努力，并乐观其成。

(本文原载于：鲍红新浪博客 清 音 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