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读着这类文字，总使人有一种温馨，有一种幸福。过去的中华、商务等因为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对于同人的关照也是始终如一的。

2011年，中华书局百年大庆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 套四册《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2012年3 月），承忠良兄厚爱送了我一套，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里，这套书放在家里的显要地位，有空就翻，一直不厌。

书的卷首有一篇以中华书局编辑部署名的《百年岁月一脉书香》文章：

这部系列文集分为四集，所选文章大体以人物和事件的时代为序，以开创基业、建国之初、“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四个历史阶段划分。选文的标准，侧重内容的可读性，增广见闻，以备故实，涉及书局变迁、转型等重大事件，以及那些跟书局休戚与共的作者、编辑，那些图书、刊物背后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北京疏璃厂买过《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对老辈出版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踏实从业的经历有了不少了解，感觉那时的人那时的事还是很有趣的。之后的很多年，中华书局似乎对于局庆缺乏积极性，不如商务印书馆那般专注，也许这就是排位“二”与“第一”之间的差距。《回忆中华书局》的一些文章现在也被收入《岁月书香》，又使我重新开读，依然有所感悟。

吴铁声先生在《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中描写舒新城时写道：

解放后，舒先生提出修订《辞海》和影印全份《申报》的两大计划。1958年5月，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时舒先生已退休，被任为主任，继续为《辞海》的编辑工作努力。1960年，他患癌症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我和金兆梓先生去探望他，舒先生对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还是很关心。他不幸于1960年11月28日逝世，终年67岁。他不及亲见修订的新《辞海》正式出版和《申报》影印计划的实现，这是遗憾的事。

中华书局出版《辞海》，现在知道详情的人已经不多了；最早的《辞海》是由舒先生主编的，现在也少有人知晓了。新版《辞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再版，《申报》也在1982年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全套400册1987年出齐。近年又重印了一次。舒先生的两个愿望获得了实现，可惜，《舒新城日记》虽有人摘录刊出多次，但迄今没有完整整理，早年著作《狂顾录》也未见再印。这等事，不知中华书局或上海辞书出版社是否会有所作为？

吴铁声先生介绍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汇释》经金兆梓、朱文叔、张润之三先生校订，排版待印。解放初期，对这部稿件出版的销路问题，是有过争论的，认为太专门，需要的读者不会多。曾一度拆版，后来还是由叶圣陶、金兆梓二先生的建议，才重新排版付印。1953年时，我负责出版科工作，上海新华书店对此书只订货500部，为了印数问题，我和书店发生争执，结果是新华书店说多了不要，最好不印。我们只好勉强照印。一部有学术质量的著作，读者自然会赏识的，《汇释》发行不到半个月，新华书店又要再版500部，我不同意。结果第二次印刷是1000部，以后陆续重印，到现在已印了15次，累计印数15万部。从500部到15万部，可见读者是有好评的。

上海新华书店（当时应为华东新华书店）被吴先生揭出来说了一番，从1987年收入《回忆中华书局》到这次集入《岁月书香》。其实，我对这段话一直有着不解，当时我还请教过新华书店的老同志，总体感觉新华书店不大会“说多了不要，最好不印。”“新华书店又要再版500部，我不同意。”以当时的语境，双方都不会这样说这样做的。当时的中华已明显弱势，新华又很强势，人家说再版500部，中华敢不同意？也许会商量、会探讨……由此读来，新华书店太不懂业务了，而且态度又如此蛮横。

中华书局在陆费伯鸿先生领导下，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无论走到何处，只要有中华书局的地方，就一定可以获得照顾。我在赴欧途中经过新加坡，就受到当地分局经理们的热烈欢迎。抗战期中，我妻独自一人由海外回国，经过人地生疏而又正遭敌机轰炸的桂林，陷入困境，幸找到中华书局，就一切都顺利了。我至今还以曾经忝属中华同人，而感到骄傲。

这是钱歌川先生《回顾五十年》中的一段文字。读着这类文字，总使人有一种温馨，有一种幸福。过去的中华、商务等因为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对于同人的关照也是始终如一的，这种传统现在还在新华书店流传着，“全国新华是一家”的共识现在虽然有些淡薄，但依然被承继着，我也期望这种人情、这种让人骄傲的友情能延续。

俞筱尧先生在《金灿然和中华书局》中介绍了1958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领导下的编辑阵容：

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人数并不多，以北京总公司为例，当时从事编辑出版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干部总共不过七八十人，直接从事编辑业务的约占四分之三，力量有限。但有老出版家和老编辑，还有国内有数的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傅彬然、章锡琛、徐调孚、张静庐、卢文迪、潘达人、陆高谊、陈乃乾、曾次亮、童第德、周云青、朱彦 頫等同志当时都在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担任着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书稿的编著和审读。在那几年，灿然同志还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文史系物色了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紧接着又从各地调来了宋云彬、杨伯峻、孙人和、马非百、马宗霍、傅振伦、陈驰和巩绍英等同志。丁树奇、萧项平、梁涛然同志也来到中华书局担任副总编辑或副总经理，协助灿然同志处理经营管理的编辑业务。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些上海创天下曾经执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并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投入新政府怀抱的出版老人经历了最初变革的十年之后，进入中华书局得以终老，虽然也有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也有革职者，但终也在这里得以平安若干年。

几年后，“文革”了，金先生被审查被批斗被投入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俞先生继续写道：

1971年2月，他的爱人张苑香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之后不久，他被送回北京，住在西郊林业大学家属宿舍。由于无人照料，次年冬季的一天，他一个人出去，竟没有回来。这天傍晚，在百万庄大街上，人们发现一个老人摔倒在那里，当民警询问时，老人只能含糊不清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出版总署”四个字，民警辗转访查，通知了灿然同志的工作单位，答复是他的编制在干校，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最后由国务院出版口王敏同志作主，派车把老人送进了医院。老人当时已昏迷不醒，三天以后，1972年12月12日，老人便凄然地离开了人间。

中华书局的历史，因为有着陆费伯鸿、舒新城，也有金灿然等出版人的书写。现在的出版人，不知还能比肩否？

（本文编辑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