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民国出版的“先进事迹”
作者:俞晓群时间:2011年11月21日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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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书《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出版,只有五万字。拿在手上翻看,心中涌出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不是因为书太薄,写的人物太少,而是当我们把这些人物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有趣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自然地浮现出来。
本书在写作之初,是要写“新中国六十年”出版家的。可是在我落笔的过程中,无意之间,把他们的故事都拉长到“一百年”,也就是将“民国四十年”包括进来。我这样做,最直接的原因是我选择的十一位出版家,都是所谓“跨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从事出版工作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后来做得更好。有人问,为什么这样选?我面上的解释是,新中国也培育了许多优秀人物,但他们的“先进事迹”尚未盖棺定论,尚需时间检验。心中却认为,与四十年比较,六十年已经不短,只是环境和许多事情,占用人们太多精力,使近六十年产生的出版人物,在理念上、情操上和业绩上,远未超越那些跨时代的“前辈”。在这一层意义上,我的“百年选择”,还是有意而为之。
写十一位出版家,有两个观念在我心中涌动。一是关于“文化修补”问题。按照政治划分,以一九四九年为界,“新旧社会两重天”;按照文化划分,我们是否需要放开思想禁锢,把我们的传承推向更远处。近些年,人们讨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的问题,众说纷纭。我很赞成陈平原先生的观点,他说许多年后回头看,人们可能会发现,那时我们还处在“五四时代”。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把这“一百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些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裂痕,亟待修补。二是关于“政治妥协”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的力量,好像它无所不能。其实政治的稳定,非常需要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政治不能与它们对立,不能凌驾于它们之上。邓小平看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的强势,证实现行政治的合理性;今天我们提出“文化强国”,提升文化的力量,也是希望给现行政治更大的生存空间。对于政治家而言,它可能是一种妥协,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所以我们在构造“先进文化”的内容时,对于历史,尤其是文化史,需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指导,而是学习;不是批判,而是传承。
写十一位出版家,我的耳边经常会响起岳南先生《南渡北归》的包封上,那句令人震撼的广告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在中国出版界,我认为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只有张元济先生。他的成就,启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上世纪初以降,他以进入商务印书馆为发端,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的新纪元。此后的王云五、叶圣陶、巴金、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书写了那个时代的华章。再后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出版业重新定位,张元济先生垂垂老矣;王云五先生带着他的《万有文库》、《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惶然离去;巴金先生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社会的巨变中早早落幕;胡愈之先生早年的精灵之气与出版天赋,被后来终日忙碌的国家大事淹没;周振甫先生将文革中的放牧生活与《管锥编》等孕育的“钱周情谊”集于一身,形成离奇的人生辉映;陈翰伯先生重振商务印书馆的勇气和作为,与“文革检讨书”中的悲愤之情一脉相承;陈原先生时而心如死水,时而为时光荒废而叹息,时而在词语的密林中调侃行走……就这样,旧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东西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举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邹韬奋先生。可是,在生命的意义上,他并不属于我们的时代,只有伟大的“韬奋精神”,跨过新旧中国的界河,经过完善,经过修正,至今发扬光大。
写十一位出版家,在我的心底,再一次印证了文化“向后看”的重要性。许多时候,我们会被市场经济的“创新精神”搞乱思想,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其实不然,起码文化不然。文化最讲求传承精神,没有传统的依托,所谓创新思想或产品,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创造许多优秀的出版观念和案例。比如:1.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常识性的。像张元济先生提出的“把只想赚钱的人,从出版队伍中开除出去”;邹韬奋先生提出的“作家出版家团结起来,反对奴隶主义”;陈原先生提出的“编辑首先是一个书迷而已”等等,都是出版职业的常识。对于常识,无知是可怕的,怀疑也是可怕的,而更可怕的是陷入“反常识”的泥坑中,不能自拔。2.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创新性的。像张元济先生将商务印书馆的产品结构,定位为教材、翻译与辞书各占一定的比例;王云五先生通过对西方考察,为商务印书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巴金先生运用作家身份,建立一整套成功的“编创关系”;还有张中行、叶圣陶、吕叔湘等先生,建立的编辑工作程序,尤其是在现当代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都是里程碑式的。今天,我们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随意更改前辈们建立的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像现在一些出版社打着创新的旗号,取消选题策划,取消校对,取消出版实体经营,与书商建立书号买卖关系等,这样做既违背常识,又违背传统,不走上邪路才是怪事。3.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充满文化理想主义的。比如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制定“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宗旨;巴金先生的人生信条是“平等、互助、自我牺牲”;吕叔湘先生把“字迷”称为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等等。我们做出版的人,只要还有良心和理智,都会称赞他们的真知灼见和高尚情操。4.前辈的业绩,有些是很会经营、很会出好书赚钱的。比如张元济先生的教材建设,王云五先生降低图书成本的一系列办法,邹韬奋先生将《生活》杂志由几千本发行到二十几万本,巴金先生从不出坏书,也从不做亏本买卖的奥妙等等。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跳出六个大字:一百年,四六开。在年代的划分上,前短后长;在文化的意义上,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原文标题:一百年,四六开
(本文原载于: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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