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书《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出版，只有五万字。拿在手上翻看，心中涌出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不是因为书太薄，写的人物太少，而是当我们把这些人物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有趣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自然地浮现出来。

本书在写作之初，是要写“新中国六十年”出版家的。可是在我落笔的过程中，无意之间，把他们的故事都拉长到“一百年”，也就是将“民国四十年”包括进来。我这样做，最直接的原因是我选择的十一位出版家，都是所谓“跨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从事出版工作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后来做得更好。有人问，为什么这样选？我面上的解释是，新中国也培育了许多优秀人物，但他们的“先进事迹”尚未盖棺定论，尚需时间检验。心中却认为，与四十年比较，六十年已经不短，只是环境和许多事情，占用人们太多精力，使近六十年产生的出版人物，在理念上、情操上和业绩上，远未超越那些跨时代的“前辈”。在这一层意义上，我的“百年选择”，还是有意而为之。

写十一位出版家，有两个观念在我心中涌动。一是关于“文化修补”问题。按照政治划分，以一九四九年为界，“新旧社会两重天”；按照文化划分，我们是否需要放开思想禁锢，把我们的传承推向更远处。近些年，人们讨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的问题，众说纷纭。我很赞成陈平原先生的观点，他说许多年后回头看，人们可能会发现，那时我们还处在“五四时代”。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把这“一百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些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裂痕，亟待修补。二是关于“政治妥协”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的力量，好像它无所不能。其实政治的稳定，非常需要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政治不能与它们对立，不能凌驾于它们之上。邓小平看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的强势，证实现行政治的合理性；今天我们提出“文化强国”，提升文化的力量，也是希望给现行政治更大的生存空间。对于政治家而言，它可能是一种妥协，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所以我们在构造“先进文化”的内容时，对于历史，尤其是文化史，需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指导，而是学习；不是批判，而是传承。

写十一位出版家，我的耳边经常会响起岳南先生《南渡北归》的包封上，那句令人震撼的广告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在中国出版界，我认为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只有张元济先生。他的成就，启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上世纪初以降，他以进入商务印书馆为发端，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的新纪元。此后的王云五、叶圣陶、巴金、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书写了那个时代的华章。再后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出版业重新定位，张元济先生垂垂老矣；王云五先生带着他的《万有文库》、《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惶然离去；巴金先生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社会的巨变中早早落幕；胡愈之先生早年的精灵之气与出版天赋，被后来终日忙碌的国家大事淹没；周振甫先生将文革中的放牧生活与《管锥编》等孕育的“钱周情谊”集于一身，形成离奇的人生辉映；陈翰伯先生重振商务印书馆的勇气和作为，与“文革检讨书”中的悲愤之情一脉相承；陈原先生时而心如死水，时而为时光荒废而叹息，时而在词语的密林中调侃行走……就这样，旧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东西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举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邹韬奋先生。可是，在生命的意义上，他并不属于我们的时代，只有伟大的“韬奋精神”，跨过新旧中国的界河，经过完善，经过修正，至今发扬光大。

写十一位出版家，在我的心底，再一次印证了文化“向后看”的重要性。许多时候，我们会被市场经济的“创新精神”搞乱思想，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其实不然，起码文化不然。文化最讲求传承精神，没有传统的依托，所谓创新思想或产品，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创造许多优秀的出版观念和案例。比如：1.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常识性的。像张元济先生提出的“把只想赚钱的人，从出版队伍中开除出去”；邹韬奋先生提出的“作家出版家团结起来，反对奴隶主义”；陈原先生提出的“编辑首先是一个书迷而已”等等，都是出版职业的常识。对于常识，无知是可怕的，怀疑也是可怕的，而更可怕的是陷入“反常识”的泥坑中，不能自拔。2.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创新性的。像张元济先生将商务印书馆的产品结构，定位为教材、翻译与辞书各占一定的比例；王云五先生通过对西方考察，为商务印书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巴金先生运用作家身份，建立一整套成功的“编创关系”；还有张中行、叶圣陶、吕叔湘等先生，建立的编辑工作程序，尤其是在现当代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都是里程碑式的。今天，我们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随意更改前辈们建立的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像现在一些出版社打着创新的旗号，取消选题策划，取消校对，取消出版实体经营，与书商建立书号买卖关系等，这样做既违背常识，又违背传统，不走上邪路才是怪事。3.前辈们的业绩，有些是充满文化理想主义的。比如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制定“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宗旨；巴金先生的人生信条是“平等、互助、自我牺牲”；吕叔湘先生把“字迷”称为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等等。我们做出版的人，只要还有良心和理智，都会称赞他们的真知灼见和高尚情操。4.前辈的业绩，有些是很会经营、很会出好书赚钱的。比如张元济先生的教材建设，王云五先生降低图书成本的一系列办法，邹韬奋先生将《生活》杂志由几千本发行到二十几万本，巴金先生从不出坏书，也从不做亏本买卖的奥妙等等。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跳出六个大字：一百年，四六开。在年代的划分上，前短后长；在文化的意义上，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原文标题：一百年，四六开

作者：俞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