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中国近代出版史稿》（以下简称“本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发现其中的“硬伤”几乎已经到了伤筋断骨的地步。

先举几例：

第191页，在介绍亚东图书馆时，有这样一段“其时，赵南公与陈独秀、胡适关系密切，二人的重要著作均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笔者注：书中将此标注《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27页）。介绍亚东，为何提起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即使杨寿清有笔误，本书的作者怎么也糊涂了？明明是汪孟邹与陈独秀、胡适关系密切……

第193页，在介绍《新青年》时，一段“从创刊号起，直至第7卷第6期止，均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脱离了群益书社而独立出版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本书作者应该没有看过《新青年》从创刊号到第7卷6号为止的任何一期甚至还没有看到过其中的封面（而这些封面只要在旧书网就能看到），明明是群益书社印行，印行与发行的确差异太大。

第195页，“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全部由中共中央局宣传部主任李达亲自负责，社址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确切地说，地址应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或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职务应是中央局宣传主任。

第196页，“1923年11月1日，上海书店正式对外营业。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由毛泽民负责，为了不暴露系共产党创办的性质，决定书店由原浙江某女子师范学校的徐白民负责。”上海书店是1923年开张的，毛泽民是1925年以后负责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的。上海书店开业之初，中共是由瞿秋白等同志负责上海的文化宣传的。

第204~205页，出现了三次“夏丐尊”：“立达学会的教师有夏丐尊”、“长期由夏丐尊”、“夏丐尊译的《爱的教育》”。把夏丏尊改写为夏丐尊了。

第214页，“1920年2月，北洋政府曾一次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先后迫迁往上海和广州，最后也被查封”。《新青年》为何由北京迁往上海？“先后（本书漏了一个‘被’）迫迁往上海和广州，最后也被查封”？事实是，《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后在第8卷第6号付排时被巡捕房发现，罚洋五十元，禁止在上海印刷邮寄后才在1921年移到广州去的。

第224页，“1931年9月，中共地下党又在保定、北京等地成立了北方人民出版社。该社由王辛民、王光潜负责。它对党的早期出版机构，如上海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和上海书店等所出版的书籍，加以重新校订编排而出版。

“……”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镇压保定师范学生，通缉人民出版社负责人，该社在保定的出版活动被停止。”本书先是把人民出版社改写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是把北方人民出版社省略为人民出版社。

本书不仅仅是这几页有明显的失误。笔者只怕后学者不知真情，往后也作为“主要参考文献”而以讹传讹。

本书“序言”之首写道：“上限为19世纪初叶、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出版史，经历了大约一百三十余年的曲折历程。”这个划分，也属少见。如此，中国现代出版史就没有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划分早已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本书的划分，令人少见多怪。

本书的表述也不够严谨，在论述上海出版业的主要特点（第208~209页）时，出现了上海的民营书业、图书出版商、出版业、出版商们、各书局、出版社等同义表达，不知是抄来的未统一还是随意所致？

第211页，“笔者认为上海”，怎么出现了“笔者”？

第222页，“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文化围剿”，联系上下文，似乎应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第248页，“在抗战初的出版热潮中”似乎也该是“在抗战初期的出版热潮中”。

本书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列入第八章“抗战胜利后的出版业”论述，笔者认为应把生活书店等这三家书店列入第七章“抗战时期的出版活动”展开。

第九章“近代出版文化人研究”介绍了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章锡琛、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本书用两页介绍了王云五“重返商务、老骥伏枥”的故事，明明是近代出版史，不知为什么要写1964年7月之后的事情。其他如张元济、章锡琛、胡愈之、叶圣陶等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都没有涉及。

以上只是笔者抽读其中若干而已。倘若中国近代出版史真如本书主编、作者所言，那真是可怕。也不知责任编辑知晓多少出版史？“序言”称“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许，本书是集体失误的结晶？建议这本书收回重修，笔者为南开大学出版社难过。

严守质量生命线

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线！本文反映了一本图书差错较多、出版质量差的问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部分图书粗制滥造的背后，是相关出版工作者责任心缺失的表现。

由于对质量问题掉以轻心、漠然处之，导致某些图书在很短时间内即随意地推向市场，结果破绽百出，贻笑大方。

图书质量直接关系到出版企业的声誉，编辑是质量的责任人，出版社一定要强化编辑责任意识，像珍惜生命一样注重图书质量。

社会浮躁风行，出版亦难置身其外，但出版行业一定是一个甘作嫁衣、耐得住寂寞的行业。本报近期也接连刊发了一些注重编辑质量的报道：如2011年12月30日《精益求精“磨”精品》，介绍了《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编纂出版中出版社“对编校质量提出了零容忍的态度”；1月30日，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要更加重视编辑工作》中指出，“编辑的地位、责任和作用，现在和将来都要加强”。

对于提高图书质量的话题，本报将会继续给予关注，希望出版单位特别是图书编辑能少几分浮躁，多一些踏实，将提高图书质量作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潜心笃志，精雕细琢，打造精品。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