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

    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剑桥镇的花园街上，到哈佛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只需步行15分钟。王石在哈佛读书期间拒绝了公司配车，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铁。

    哈佛“现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语学校补习英语，下午去哈佛听各类讲座；到了9月的第二学期，他选了三门大课：分别是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史”，以及“城市规划”。因为大课的时间是上午，所以王石将英语学校的课程改为下午。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中午，穿过哈佛广场，步行去对面的英语学校。如今，王石已在学习Advance级课程，这是该校的最高级课程。广场里有几棵大树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尔会找一间咖啡屋坐下来，吃个三明治，更多时候则是边走边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闲的就是游客，学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说，他唯一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发现了赏心悦目的落叶，或者在雪地里觅食的灰松鼠，这时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拍两张照，传到微博上。”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

    2011年夏季“艾琳”飓风来袭，王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收到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的短讯，知趣取消约会。返剑桥公寓已晚。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场，祛除浮躁，心静读书。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工农兵大学，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王石说，他生平第一次感觉脑袋累，是脑壳里那种累，半夜两三点很疲劳，但睡不着。“有点像某种病态，一度担心别哈佛没学到东西，变神经了，想放弃。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大中国区总裁吴昌华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美国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

    “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与宗教有关课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谈到西方文明，就无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学的日子里，王石无时无刻不在用房地产开发商视角观察哈佛，观察波士顿，观察美国。

    在设计学院的“城市规划课”上，王石不忘观察身处的这栋建筑：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凉，可容纳400人。独具匠心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室与教室间没有视觉上的阻碍，“梯田”状从一楼一直到达五楼，五楼高高挑空，将空间串联成一体，更像开放式的三角形阶梯图书馆。低年级学生在顶层，便于观摩下层学长的设计活动，学生们随着年级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毕业。

    在设计学院，王石了解到美国人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他拿波士顿举例，波士顿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没想到，交通是顺畅了，却一下子把城市一分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财力，把波士顿重新规划。“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避免高速、地铁的劣势？纽约和芝加哥是怎么过来的，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顿，从其他城市获取灵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部。该环保组织总部的屋顶绿化引入蜜蜂的设计，让他印象深刻。他当即他电话万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总部的绿化中引进蜜蜂。4个月后，万科总部引进的两箱中华蜜蜂开始产蜜，每次可割蜜15斤。万科的员工对自己的办公室屋顶能产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员工告诉《外滩画报》：“虽然蜂蜜的产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兰蜂蜜还要好吃，蕴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刚刚1个月，便接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在哈佛做了一场名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讲。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

    他对比了“登山”和“游学”的差别。“你问我那个难？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王石说，但是最难的，是管理企业。毕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创办和管理万科，从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万科深圳总部的王石办公室里，王石的办公椅背后有一辆精致的奔驰模型车。王石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万科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汽车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图案，车门可以打开。“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艺品。它代表着万科的一段历史。”王石把玩着模型车好一阵，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纪90年代，王石的公司业务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K金链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他决心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原本计划五年完成，后来足足花费十一年。但这场转型无疑是成功的。2007年，万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其实去美国游学，一是自我修为，二是为了想清楚，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王石说。

    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内部沟通会上，他从美国发回视频。视频是在哈佛大学JFK政府学院外的草坪拍摄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闲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讲中，王石透露了些许对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不难，但相对粗放。”王石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全美前三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量相加还没有万科大。但是从市场规模看，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量占美国总量的6%，但是万科在2010年的销售量为1千亿，只占到中国的2%。“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王石作为万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读书，接班人话题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王石用了一个比喻：“我对万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个作品，而不是我的儿子。”王石解释，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个团队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个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传志分别辞职，由郁亮和杨元庆接任。三年前，柳传志重新出山，力挽狂澜，效果不错，如果你问我万科遇到类似情况，我会不会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会。”

    王石告诉《外滩画报》，在哈佛他希望学习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维。“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看的第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图书馆看两本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浅。”

    60岁的新生

    在美国，王石每天会抽出至少40分钟发微博，他说，一来是方便与国内联系交流，二是训练文字简洁表达，三是接受各方批评与谴责。

    他的微博跟国内其他几位房地产大亨相比，显得十分“另类”，既没有任志强那样的“火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那样爱凑热闹。

    在微博上，他两次提出“人生抛物线”理论。他说，人生就像一颗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我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处在下滑处，应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了。

    他的微博头像是一张坐在电脑前面的照片，带着眼镜，嘴角微微下垂，脸庞清瘦，法令纹很深。一位网友指出，这张照片“显老”，建议他换一张。他回复说：变老是规律，下次换头像会显得更老才对。

    “60岁是上老年大学的年纪，却跟16岁的人一块儿混，这是另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种更不动声色的咄咄逼人的表达。”王石说，“哈佛的这一年，我感觉获得了新生。”

    他调侃自己，刚到哈佛时，“我已经是半残废了”。他指的是创办万科后，有司机、有秘书，到哪里都有人接送，自己在不知不觉退化成“城市废人”。

    而在哈佛，王石伴随着各种笑话开始了他的“新生”。

    去银行办信用卡，因为在国内没有办卡的经验，足足跑了五次银行，花了一个月，才办成；

    去超市买东西，搭地铁，乘公交，经常搭错车，搭错方向；

    每天晚上一边温习功课一边烧水泡咖啡，结果那只烧水壶被烧红了三次，塑料壶盖都烧化了……

    王石告诉记者，他的“三年游学”计划可能会延长，哈佛大学的一年延长到两年，接着去欧洲继续游学三年。未来10年，他的身影也会更多出现在国内外高校。去哈佛之前，他已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出任客座教授。此次回国，他已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基本谈妥，今年秋季就开始在光华管理学院上课。

    一位曾在万科工作多年的员工评价说，王石让她联想到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呆在光明之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王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前面有一束光，指引着他永远向前。”

    B=《外滩画报》

    W=王石

    “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B：你去哈佛读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选“企业伦理”作为研究方向？

    W: 那是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我当时就回答“有兴趣，一年”。到了2010年秋天开会了，我却犹豫了，当时就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人家来催，我听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一咬牙，我就去了。

    你要说冲着什么，当然是圆留学梦。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接近30，想出去的想法强烈。1983年，32岁，我在深圳创业，想着过渡两年就出去。当初想去伯克利，觉得它是很活跃的学校，没想过学什么专业，只是想去了解西方文化。留学的想法，到50岁才打消。

    这次去哈佛想学什么？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学工商管理。1983年到深圳，我既搞经营，又搞管理，自学能力相当强。我花了3个月读了经济学原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每次到香港，我都是买书，买台湾的繁体版。比如说会计学、记账方法，我都是自学的。

    B：为什么选择哈佛？

    W：正好因为哈佛发邀请。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台北大学……我都会去。

    B：哈佛的学习氛围究竟有多浓？

    W：哈佛是研究型的学校，讲座交流特别多，各个系、各个学院都有。比如说，我在亚洲中心，牵涉到亚洲专题。日本海啸发生，一个月之后，日本中央银行来了一个副行长，讲海啸之后日本金融政策；比如一个有关2012年台湾大选的讲座，一看主讲人：蔡英文。再比如说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调查总检查人、麻省理工的教授的一个讲座。再比如说，我上一门课叫做“资本主义思想史”，上课的老师就是《货币战争》里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斯查尔德的后裔。你会发现，哈佛的讲座，牵扯到整个世界热点事件主要的当事人、事后主要的负责人、核心人物。每个礼拜，我都觉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B：听说你在国外只吃西餐。为什么?

    W：就吃饭来讲，出国吃西餐，不是说这次去哈佛，20多年都这样。改革开放80年代，我跟大家一样，一定要吃中餐。但很快，我就决定，只要出国，不吃中餐。饮食文化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思想接受西方西方，饮食却不接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我们万科流传着一个笑话：想惩罚谁，就让他出国跟着董事长。咱中国人三天不吃中餐，难受死了。

    B：在美国游学一年，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

    W：昨晚我还跟一些企业家朋友吃饭，他们说感觉王石变得更随和，更包容，仅此而已。

    B：你曾经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宗教，你会选基督教。这跟你这学期学习的课程有关吗？

    W：这句话直接拿过来讲，肯定引起误会。对于宗教，我的态度是你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那些信的人，接受一神论背后的价值框架、价值体系，它到底对这个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

    B：你在哈佛这一年，是瘦了还是胖了？

    W：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瘦了15公斤，下来的时候是57公斤。2011年初到美国，差不多恢复到70公斤。在哈佛头两个月，又掉到67公斤，这个体重，比我1983年刚到深圳创业时，还瘦4斤。很有趣的是，一回到城市里（回到中国），体重很快就涨了，我现在是73公斤。

    “我无意当意见领袖”

    B：你在微博上说你佩服意见领袖，任志强，茅于轼，赵晓，韩寒，“在各自领域有独到见解，敢于发出不同声音。”你觉得自己是意见领袖吗？他们需要怎样的智慧？

    W：我当然不是意见领袖。首先，意见领袖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比较独立，二是以公共利益着眼未来，第三是有独到的见解和影响力，在学术上有一定修为。

    我是企业家，本身就有利益冲突。你知道任志强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很简单，即便很关心这行的记者也很少能说上来，这说明他更多影响力来自个人，他的言论不会对他的公司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任何时候大家提到王石，就会联想到万科。意见领袖显然不适合我，我也无意成为意见领袖。但我是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

    B：你曾在微博上写道：人们很介意自己的归宿，但其实从宇宙看，每个人只是一颗粒子，在哪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去了美国之后，你开始更多以宇宙的眼光看待世界了么？

    W：哈哈，我没有这么大的视角。我去美国有两点感觉。第一，每个人的主流看法：美国标准即世界标准。去美国之前，我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美国建筑标准有LEED，英国的标准比LEED更严。但美国人觉得，LEED就是最好的。到了美国，我反而不认可这个了。第二，在美国的环境下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比如说，从全球眼光看，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改革开放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就像骑自行车，你速度慢了，就倒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西方经济萧条，如果中国把速度降下来，全球都成问题。

    “人生舞台的终点是隐退”

    B：你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吗？如果离开末日还有三天，你会做什么？

    W：那是无稽之谈。西方宗教本身就有“末日说”，以前有，今后还会有。地球有诞生就有结束，但那个末日是无限的，对我们来说，可望不可及。但你的末日是什么？你的末日，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可能就是明天，最多再有30年，肯定会到来。

    你说离末日还有三天最想做什么？很简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因为这是你的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别人仍在正常的生活。我想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不要对世界造成影响。

    B：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W：作为一个人生舞台，年纪大了，就要隐退。在哈佛的经历，我要是愿意到处公开去讲道，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像郎咸平一样跟电视台签约，我相信我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电视台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选择更多的方式去学校，跟学生交流，而不是做一个公众人物。

    B:我看到你转了一条微博，说的是乔布斯晚年住在一个中产阶级街区，行人从他家走过还能看到他在灯下工作。你的晚年生活，愿意过有好邻居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住深宅大院，与世隔绝的生活？

    W：我想是后者吧。这跟个人习惯有关。我本身不大善于交际，也不喜欢热闹的交际场所。所以我登山，和大自然打交道。现在不登山了，我更喜欢和植物、动物打交道。

    B：你有没有想过像乔布斯一样，把传奇的人生经历，写一本自传？

    W：我怎么能和他比呢？我觉得乔布斯是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级人物。他属于英年早逝，留下那么多财富，让别人怀念他。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享受生活，没有必要到最后写这样的东西。你是要给别人看呢，还是要总结自己？我觉得乔布斯更多是要让别人看，他本人非常低调，做到现在，真正出名就是这五年时间，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找人写自传，更多的是做为一种财富，让别人了解他，而不是产品本身。

    B：这是四个苹果的世界。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牛顿，第三个握在乔布斯手里。第四个在哪里？

    W：不知道啊，一定会有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