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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研究] 大众生活中的那些技术产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到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里的一些创新也开始向大众应用渗透,以往泾渭分明的市场区隔正变得模糊。这也许是一个趋势。
今年年初,苹果公司介绍说各个学校正飞快地启用iPad作为学习设备,派送给学生们的iPad总计已超过150万台。此时距iPad第一代问世仅两年之久。平板电脑在教育界的高调挺进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
我们姑且将这个趋势称之为“教育技术的消费运动”(the consumerization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在iPad迅速侵入课堂的现实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用来阻碍教学中的新技术应用的那堵围墙正渐渐倒塌,被这些墙围堵在内的东西会从多个方向中的任何一处突然涌出。
十年前,标准化的教学技术采纳周期是非常明确的。酷炫的技术产品在传统意义上只会在大众消费者市场中找到生长的土壤。只有当技术能给教学带来足够的帮助,其才有可能在高等教育领域被采用,其中,年长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些技术产品的第一批消费者。而后,在经过全面地核实和确认之后,这项技术才有可能向下推广至K-12(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总称)课堂中,由学校和地区政府来负责购买这项技术。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可能要耗上十年之久——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因的。
首先,相比于今天,那时的技术产品是非常昂贵的——2002年,一台内存为512MB,硬盘容量为30GB,带15寸显示屏,支持微软的XP系统或者Mac操作系统,运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快的802.11b Wi-Fi连接和调制解调器的笔记本电脑,售价为3000美元。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这些笨重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并没有那么智能的手机之外,移动技术工具在教学领域还是相对少见的。
互联网基础设施同样也是学校面临的一大挑战。就算是某个校园里有极为普遍的网络连接,也很少会是无线的网络连接。1996年至2001年期间,”网络日”(NetDay)组织里的一批草根志愿者让全美40多个州的75,000间教室都实现了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接入了互联网。那个时候距离现在还并不算太远。
尽管不尽完善,旧式的评估周期仍在发挥着作用。在经过投入到K-12教育市场中试用、筛选之后,网上课程和远程教学方式才开始在高等教学实践中被采用。数字教材的状况亦是如此。
可有些时候,一项技术也可能会被延迟采用或者是很快就会失去使用价值了。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媒体CD-ROM已经用于家庭教学了,但学校仍旧在为图书馆投资购买镭射影碟(LaserDisc)。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传统的采纳周期已经缩短了——如果说尚且未被完全颠覆的话。
iPad仅仅是例子中的一个。它由大众消费市场向高等教育和K-12教育市场的转移并不是缓缓过渡的。今年3月,美国市场调查公司哈里斯互动(Harris Interactive)和培生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5%的大学学生拥有自己的平板电脑(其中63%是iPad),仅在一年时间内就比原先的7%增长了三倍。与此同时,有17%的高中高年级学生拥有平板电脑,这一数值比之前的4%涨了四倍。
另一个例子:在线学习已由高等教育市场返回到社会消费者市场。MITx是麻省理工学院唯一的在线课程计划,它面向实体校园之外的学习者们开放,今年春天它就吸引了12万学生加入到其推出的首个在线课程中。学习完这个课程的学生们可以获得正式授予的结业证书。再来看看K-12校园,那里的技术也在转移,曾经是学校课堂上标志性设备的互动电子白板,如今已经大举进入各类高等学府中,38%的大学学生们近期在美国书业研究集团的调查中表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使用到这些技术工具。
十年之久的跨度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我们可以周全而深入的分析、计划和观察技术工具的应用到底能否发挥作用,或者仅仅是为了追求时尚。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教育机构中的技术应用状况显得与学生们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状况有些不搭调。如今,这样的时间间隔已经很明显地缩短了,只要二至三年,甚至更短。
促成这一改变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首先,今天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当年买个笔记本电脑要3000美元,如今仅需500~700美元,而且其性能较之前更为强大。你也可以以同样的价格选择购买带有可选键盘的上网本或者平板电脑。当初需要提前购买和配置的教学软件,如今已由各种独特的App应用、数字订阅或“免费”的开放教学资源来补充,甚至是完全取代。
其次,教育所需的基础设施也由有线接入终端变成了无线上网覆盖,基于云端,以及靠电池来支持运行。想想当初“网络日”所做的努力,这可谓是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另外,对于教育领域加速转变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在技术工具的帮助下来完成一项任务是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不仅仅是身为“数字原住民”一代的学生,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没有网络浏览器这样的技术工具相伴是不可想象的,更别说没有个人电脑了。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学生,老师、行政管理人员,甚至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都同他们的学生们一样,对技术产品有着同样的期待。
最终,在这三股外部力量之上还有一层力量,在这个“消费者/K-12/高等教育”的异花传粉活动中扮演了蜜蜂的角色,那就是K-12领域的“核心公共课国家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在风险投资家们看来,一方面,这个标准有望降低竞争者们达成“结盟标准”时耗费的成本,从而有效地平衡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这也能让一种产品可以同时适用于50个州的市场,避免了因各个州自己的标准彼此不同而必须开发不同的产品。基金会认为技术是推动教育变革的一个有效手段。
所有的这些来自外部的力量所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无须考虑不同类型的教育市场之间所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区隔。它所带来的结果通常就会是出现各种点子混搭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同时适用于一个或者多个K-12、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终生教育等等多种市场,它们之间的壁垒不复存在。
去年的“阐述国家研究项目”(Speak Up 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报告概述了这场变革的关键点:“现在的学生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都算是一个‘数字先锋队’(Digital Advance Team),他们搜寻各种新的技术产品,并将这些技术工具应用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而后又有效地让这些工具适用于教学中…..”
如今,这些数字情报员也可以用来指那些将新设备或者App应用引入学校或大学中的人们。
最终的结果呢?一些不一样的、灵活多变东西开始出现,它让不同领域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总而言之,这或许代表着基础教育(K-12)市场、高等教育市场和消费型技术市场之间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交集,抑或是相互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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