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生涯而言，80年代前后是我在出版界的活跃期，其中两年和《新书月刊》结下一段良缘。

《新书月刊》的生与死和我难脱关系，趁此机会还原真貌。

如前所述，我接下编务纯属偶然（参阅第010则的＜按语＞）。

1983年9月中旬，在仓促中展开《新书月刊》创刊任务时，整个杂志社只我一人，办公室设在信义路黎明大厦靠墙搭建的违建传达室内，约4坪大小（相当于13平方公尺），放了两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几乎没留下太多空间，拉一条电话线，就开工了。虽然室内装了一台小型旧式冷气机，出大太阳的日子，仍挥汗如雨。我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才移到金山南路（宝宫戏院对面），有了象样的办公室。

为了赶在十月一日（最后出版期限）准时出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粗略「定型」 ^＊注1，然后发动熟识的作家共襄盛举，几乎所有能够运用的人脉全用上了。有的朋友把手边的稿件先寄来应急，有的连夜赶写，稿子一到，立刻找来熟悉的印刷厂发送检排。

创刊号封面委由初识的陈耀程相助。他毕业于师大美术系，在广告界是响叮当的高手。他利用摄影技巧，把整迭书籍在灯光投射下所形成的反差，拍摄出极具现代感的构图，非常前卫。可惜他身属的广告公司工作繁重，只能义务性救急，而无法替《新书月刊》规划系列设计，建立独特风格。内文完稿则动用了知名的美术设计家刘开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利用假日相聚在刘开家通宵达旦赶工，天亮即送厂付印，半刻都不容耽搁。

创刊半年之后，杂志渐渐上了轨道，增聘了编辑张雪萤，我们「两人组」合作过一段时间（版权页上洋洋洒洒一大串，出版顾问12人、正〔副〕社长各1、编辑顾问8人、总经理等等，那是老板的公关以及壮声势用的）。当时，我既已兑现诺言，便恳求师父（刘绍唐，1921～2000，《传记文学》创办人，《新书月刊》的老板，「师父」是他在台湾文化界的尊称）安排接替人手，他始终顾左右而言它，从无下文。我像被绑票似的，难以脱身。直到母亲病重，家里开支陡增，而我在《新书月刊》领取的薪资只有我上个工作的一半，扣除租屋、生活费、交际费、交通费后，所剩无几。所以当「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张武顺以三倍薪资约聘时，再也无力拒绝。师父看透我有难舍之心，再三警告「你走，我关」，希望我「迷途知返」，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不得不表明心迹，师父决定「停刊」，要求我亲手结束存活两年的杂志。后来，有很多传言穿凿附会，都太离谱了。 ^＊注2

由于《新书月刊》是每期约二十家不同的出版社共同以广告方式（以6或12月为一期，每月5.000元）支持，两年来的收支接近打平，算是一个奇迹。如今很难在出版界找到像师父那样受人尊崇、信赖、有号召力的理想家了。

那段时光，工作机会围绕四周，诱惑不断，可以一提的有：师父老友卜少夫，曾邀我去香港《新闻天地》帮忙、「联经」的刘国老（刘国瑞）则希望我携带《新书月刊》加入他们的阵营、《文星杂志》萧孟能曾有接触、陈晓林刚成立「风云时代出版社」，探询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受宠若惊。

在主编《新书月刊》这段日子里，我又积累了一些经验。

策划《新书月刊》的内容时，第一时间考虑的问题是：过去的读书杂志那种编辑方式应该持续吗？若有不同考虑，怎么区隔？为什么？

我曾在知名的《书评书目》（1972～1981）工作过 ^＊注3，在总编辑隐地的指导下，开启了我杂志编辑生涯。《书评书目》在文化界已经有了定评，隐地离职以后，更替了不少位主编，却再也唤不回隐地时代的荣耀。此时此刻，筹划一本新的、关于书与出版的杂志，若想追随隐地的风格，重建他的辉煌，显然不是智慧的抉择；而且，快速变化的社会也回不去那个时代的立足点了。很明显，隐地和《书评书目》是一种不容被替代和超越的「时代象征」。

既然理顺其中道理，接下来《新书月刊》该怎么编？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首在避开「可比较性」。意思是说，尽可能不让《新书月刊》去和《书评书目》相提并论。它们虽然都跟书与出版相关，但时空均异，怀抱不同，自应各有各的编辑方针。

《书评书目》初创的那个年代（1972），唯文学是尚，出版核心是散文、小说与诗，其它范畴的出版物都非常边缘；《新书月刊》创刊时（1983），书市板块有了变化，所谓「纯文学」在意识上仍占有主流地位，但已经一天比一天削弱，通俗化与各类学科的应用知识范畴蓬勃发展，开始步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越来越显热闹。

在当时，对于文学之外的读物，我和周边大多数人一样，甚少涉猎，要是早些学习到类似管理学家麦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所提出如何拥有竞争优势的观念，就可少走很多冤枉路（他说，良好的经营策略「必得自产业着手：你无法只专注在自己做什么，而不关心你竞争所在的整个产业」。要想达成愿望，需要拥有能够孕生一个独特的竞争策略的能力） ^＊注4。可惜我太浅薄，认知不足，只做了非常初级的变革。

第一个改变，决定从杂志形式下手，走16开本，平版印刷（《书评书目》是25开本，活版印刷）。早年，通行的活版印刷是将一个个铅字组成一块块标准版面付印，版面变化有限，添加任何图案，就得做成锌版，不但麻烦，也加重了成本；平版则是将铅字排版后，先打清样，再由美编剪拼出版面，可自由设计各种变化，更重要的是灵活调配稿件，而于最终落版时，多了内容组合的弹性。

其次，是定位问题。《新书月刊》既然有那么多赞助单位，它的存在当以「服务」为接口，调和业界、读者和编者理念三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在委婉、曲折中坚定走向，做出杂志风格。

三是稿源设计，采取宽松、开放、自由、包容的原则。《新书月刊》必须是公共论坛，不是老板的、不是出资人的、更不是主编的。

四是强化新闻性，掌握出版脉动。虽然是月刊，仍应适时反应读者与业界关心的事。同时，也有扮演业界喉舌的功能。

五是纳入更多企划稿件，创制话题。

六是增强可读性，扩大利基。

最后，是设法在上述基础上，让人发现《新书月刊》的被利用价值。

在一期接一期出刊中，我约略学到如何运用杂志的独特性，站上业界的制高点，扩大影响力，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即在不增多开销的前提下，创造它的「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可以有很多诠释，最容易见效的是办活动。譬如说，第四期举办的＜年度十大新闻＞暨＜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遴选活动，就让《新书月刊》培育超出实质的潜在力量，并且成为出版界的新传统，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偏废。

萌生这样的观念，有个源头。年轻的时候，曾读《拿破仑传》，书里有一段描述让我念念难忘。

有次，拿破仑拿起一枚勋章跟身边的亲信说：

「它原本只是一块废铁，打造成勋章之后，价值立刻难以估算。多少法国子民为了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因为它已化身为『荣誉』。」

因此，我们能不能运用「正面的力量」 ^＊注5创制「荣誉」──同时创制可提升自己位阶的角色身份，当是一项重大使命。这也属于经营「影响力」与「注意力」的策略能力之一。

举最近一个有关新加坡的例子，就可了解附加价值中，「正面的力量」无远弗届。

城市国家新加坡虽只有弹丸之地，但她从不低估自己，努力提升在世界上的能见度。犹如她创设两年一度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今年将「城市改造奖」颁给了纽约市。3月22日，纽约市长彭博亲赴新加坡，代表纽约市领奖 ^＊注6。这一则新闻和彭博市长的演讲立即传遍世界，也因此替新加坡搏得更高的声誉，真是一次漂亮的国家形象出击。

由此可知，生命诚可贵，荣誉价更高──如何善用「正面的力量」，使我们成为「分配者」。请别小看区区一枚奖牌，其中蕴藏着极为可观的能量。台湾杂志界都非常熟练这类操作，类似主题终年不断，彼此抄袭，已少有创意，可惜了。
但有头脑的编者，能从中发明新意吗？

我在《新书月刊》时期，和「金石堂书店」副总陈斌往来密切，也因此和这家书店建立非常独特的关系。每月月初的「新书发表会」，就是借用他们书店的场所举办。《新书月刊》停刊后，＜年度十大新闻＞暨＜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活动移至「金石堂书店」，另又增添了「年度风云人物」、「最佳封面设计」……等项目，继续发扬光大。

「金石堂书店」是台湾最早、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连锁书店，分店遍布全省，高峰时，达二十多家。领导人周正刚非常开明，喜欢接受挑战，他们举办这项年度遴选活动，创新了书店的价值──书店不再仅仅是贩卖书籍、赚取价差的场所了。

《新书月刊》出刊期间，资源匮乏，常处于一人编辑状态，全靠朋友不计酬劳相助，才能准时出刊，因此需要感谢的人甚多。

在美编方面，除了刘开夫妇，还有黄清在、王玉静，他们的名字从未在版权页出现过；采编方面，陈铭磻、董云霞和郑林钟贡献极大。其它如李南衡的专栏「马儿集」与「胡言胡语」，既博学又幽默，赢得所有人的心，皇冠还将「马儿集」结集成书；麦高的「美国出版拾零」也深受欢迎；何伟杰的「译林信步」，把杂志水平提高到专业高阶；赖明珠引荐了「村上春树的世界」，台湾第一次品味到村上春树的奇异风格；林训民的「杂志经营奥秘」令人惊喜；隐地时常毫不吝啬他的鼓励，当「龙应台专栏」出现时，立刻预约她的评论集……。其它以稿件相助的知名作家与学者，包括了刘绍铭、马森、周质平、葛浩文、黄明坚、吴潜诚、亮轩、王岫、陈晓林、张大春、季红、徐进夫、张错、庄永明、东年、思果、尉天骢、罗珞珈、席慕蓉、曹永洋、刘兆佑、刘克襄、许芗君、李乔、应凤凰、关关、陈豫、黄美序、沙永玲、林景渊、钟丽慧、袁则难、简宛、陈明顺、苏拾平、张典婉、沈怡、蔡珠儿……等，太多太多了。

为了贴近社会脉动，在詹宏志协助下，特别企划的「激荡」专栏，先后做了罗大佑的专访、新电影的检讨以及新兴剧场介绍，第19期的封面故事＜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引起很大回响。

《新书月刊》从第三期起，「封面」以「人物」为主诉。后期发展出「自己访问自己」的模式，非常成功。龙应台曾化名「胡美丽」，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辟专栏，一般读者当然不知此中微妙，让胡美丽访问龙应台，果然与众不同；施淑端访问李昂，也读来过瘾。
长篇连载的《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的创作形式，使《新书月刊》发表园地有了更多元的尝试。刘春城的文笔好，又是面对面亲访，故事性极强，既叫好，又叫座，得此佳作，我们深感与有荣焉。

这期间也发生过意想不到的事，《新书月刊》居然做了一次小小的国民外交。老友王寿来（现为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局长」）派驻南非大使馆期间，曾将南非短篇小说大师海曼．查理士．柏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 ^＊注7的作品迻译成中文，我知道以后立刻争取到两篇小说＜山楂树下＞与＜归于尘土＞刊出，还商请陈耀程精心配图，果然一如所料，广获好评。

不久，南非Universiteit van Pretoria大学副校长来台访问，安排到中兴大学参观，餐叙时内人与他同桌，向他展示柏斯曼作品译成中文的成果（陈耀程的插图增色不少）。副校长开心极了，立刻索取那两期《新书月刊》留作纪念。

隔了一个多月，他透过外交部送了一部非常厚重、由他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柏斯曼作品集》，这本书迄今仍在书架上。

长期读《新书月刊》的读者，必定会感觉到我们对「可读性」的追求，不遗余力。「俗」与「雅」那两只兔子，一只也不能放弃。

杂志界曾有人戏谑地把编辑粗分两类：一是「高」人一等的编辑，他们读书破万卷，常怀千岁忧，想以文字引渡众生；一是「低」人一等的编辑，了解自己的细弱，唯销售量为尊，从不做反市场的操作。那么，像我们这类不高不低的普通编辑，怎么存活？我以为《新书月刊》就是在夹缝中的尝试，虽算不上成功，但毕竟努力过了。此、彼两难之间，确有取舍的困境，择此或择彼，都会带来不同的负荷，成败与荣辱之间，全赖于个人的机遇与慧根了。

不久前，《天下杂志》报导了一则有趣的轶事：

「在亚马逊，贝佐斯有个外号『空椅子』（empty chair）。
因为开会时，他一定会留一张空椅子给『顾客』，
并且不厌其烦地提醒出席者：
这空椅子上坐的『他』，是会议室中最重要的人。」 ^＊注8

书、刊的「读者」算不算是「顾客」？能不能或该不该把商业经营理论与模式置入文化事业思考？这种看法，常被认作纯净的文化园地被商业思维污染的肇因；显然的，两端不同的声音，很难形成交集，归根究柢，不如各拥信念，坚持到底吧！

三十多年如云烟一般，散去了。

现在再看那时候的环境，顿生不堪回首之叹！

如今的出版/杂志界，早已远离襁褓，飘上了云端。记录这些不成熟的泛泛之见，犹似走在历史的灰暗隧道，内心充满无力感，正因为一事无成，恳请大家以宽容的胸襟，看待这些叙述吧。

（写于20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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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关于「型」，我写了＜型的打造＞，收为《实作编辑心法练习簿》第16信，请参考。
＊注2：离开《新书月刊》的决定，并不容易下达，我在那儿毕竟从无到有，灌溉了两年心血。有些朋友力劝我收起不羁之心，以此为家，认真经营，似是安身立命的最佳归宿，但我再三细思，还是认同师父「结束」的决定。以我现在的思维来看，当时的我不懂营销和杂志经营，只是用纯文人观点办它，只要它的聚资方式稍有变更，绝无机会生存。这些道理，直到我在远流工作后期才真正想通，我把领悟所得，写在《编辑力初探1.0》了。有兴趣的读友，请看第21信＜出版界需不需要一本读书杂志？／《iREAD．读册1周报》发想＞、第22信＜我们需要怎样的读书杂志？／《iREAD》说帖示意＞、第36信＜寻找「新通路」：《读书杂志》的机会来了！＞。不同时空，形成的观念落差竟然如此之大。我认为，我现在的观点更切合网络时代的复杂性，而且时机仍在，可以一搏。
＊注3：我和《书评书目》曾经有一段不足与外人道的往事。很少人知道我2进2出，担任过它的总编──只短短1天半。
整个事件的过程，颇富戏剧性。
1980年，隐地那时已离开《书评书目》多年，他的「尔雅出版社」经营的非常成功。有天我接到他电话，他代为《书评书目》负责人简静惠女士询问，有无意愿接掌杂志编务。后来，我才知是简女士对隐地离开后的《书评书目》编务并不满意，亟思改革，换了几任编者，都难有突破，她找到隐地商量，最后在隐地推荐下，简女士同意邀我回去掌舵。我们三人曾相约在台北市博爱路某家咖啡店详谈细节。
正式上班那一天，是某月一日，刚好是星期五，傍晚下班前，简女士交代秘书通知，周六上午九时编辑部召开干部会议。
第二天开会，简女士说明会议的目的，想重组《书评书目》编辑部，希望采用「轮编方式」共同承担编辑责任，愿意听听大家的意见。当时在座的与会人员，除了简和我，还有张伯权、王鸿仁及杨添源三人。
一时之间，没人出声。这突来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诺。
我内心深感愤怒。然而，从后续事态的发展中，我终于了解，其它与会人员事先都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我明白此地已不宜久留，遂压下怒火，只花了几秒钟就做出决定，欣然同意这「明智的」建议，我起身鞠躬，诚恳致歉，表明自己并没做好准备，所以，轮编是最佳的良性竞争模式，让大家都有机会一展长才。
在座的人，没料到预期中的反弹居然没有出现，会议气氛立即热络起来。
我热心地参与「轮编制度」的全程讨论，达成的结论，可说皆大欢喜，连「轮值表」都排定好了（我是最后一棒），只花了一个小时，会就开完了。
在80年代，周六仍需上半天班，到中午下班时，我一如往常，礼貌地向大家道别。
翌日，我在台中家里，拨打电话跟隐地说明原委，并请他转告简女士，谢谢她给我这样好的机会，但我自忖才疏学浅，让她失望，所以从下星期一起，我不会出现在《书评书目》办公室了。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因她刚得到全国性的重要殊荣，有人提醒她若是随便找人主持编务，只怕搞砸了杂志，也拖累了名声。
经过30多年后再来看这段往事，我相信是我的错，我应当反省为什么无法让人肯定自己的能力；不过，我也还挺佩服自己能急流勇退，也恰好避开一次尴尬──若编不出众人期待中收支有盈余的《书评书目》，到那时再被扫地出门，可就糗大了。《书评书目》虽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全力支持，仍不敌市场律则，亏损继续扩大，一年以后宣布停刊，留给文坛无限怀念。
＊注4：请参阅《实作编辑心法练习簿》第14信＜策略力/「编辑2.0世代」必备的企划能力之七＞。
＊注5：我深受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影响，认为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理解了「正面的力量」，请参阅《实作编辑心法练习簿》第8信＜关于「学习」＞
＊注6：引自《天下杂志》（第494期/2012/4/4出刊）＜纽约市长彭博：城市要用什么吸引人才？＞吴怡静整理，p.22-24）
＊注7：王寿来说，柏斯曼是南非近代最有才华、最令人怀念的小说家，他的《马非金之路》已公认为南非文学的经典。
＊注8：引自《天下杂志》（第495期/2012/4/18出刊）＜「性价比」最高的CEO＞/辜树仁，p.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