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恩是台湾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谈台湾的出版，若漏掉了他，出版史就不能完整。他站立的位置，是无法忽视的。

他的一生成就，可截然两分。前半生，以“不可一世”来形容，当不为过。

1974年，他和邓维祯、王荣文三人合组“远景出版社”，初试啼声，即不同凡响，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书，既叫好又叫座，一夕之间，誉满天下，圈子里外，从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沈登恩”的大名了。

我俩相识很早，但真正密切往来、并成为事业伙伴，那是发生在1977年的事了。

1.我们因志趣相投而结缘。

谈到沈登恩和我之间的情谊，得先追溯到林秉钦_①。

林秉钦近影（右第一人，原刊于2015/4/6《印尼星洲日报》）

在七〇年代，林秉钦（印尼侨生，台大土木系毕业）是出版界非常活跃的人士，曾在李敖主持《文星杂志》时，出任“文星书店”门市经理。离开文星之后，先后创办过“仙人掌”和“金字塔”出版社，气魄极大。我在网上搜寻他的资料里，读到李敖曾暗助他创业的轶事_②。

我认识他时，他的《仙人掌杂志》结合了以王健壮为首的新生代，以犀利的文字月旦时政，点燃“乡土文学论战”之火，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林秉钦近影（右第一人，原刊于2015/4/6《印尼星洲日报》）

有一天跟他偶遇，闲聊中谈到文学性杂志生存不易的艰难处境。他不信邪，认为应该归结到经营的人会不会“卖”（营销）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不懂何谓“营销”，坦白说，我连“营销”这两个字都没听过。

他是业务出身，又把《仙人掌杂志》做到风风火火，我打从心底佩服他。

那天，他越讲越起劲，突然之间中断话题，问我：

“你刚才不是说假如有机会，很想办一本小说杂志吗？”

“想”归“想”，我哪有能力？我摇摇头，苦笑。

“老弟，”他足足大我六岁，不免倚老卖老：“你来编，我来支持。”

我吓一大跳，连忙拒绝：

“不行！没钱没人，哪能？”

他拍拍我肩膀，鼓励我说：

“钱的事，归我；内容的事，归你。”

《小说新潮》杂志居然在三言两语中成案了。我找了张恒豪、曹又方、罗珞珈、詹宏志、许素兰等人，合组成编委会。

后续的发展，有点儿曲折。当时我不明白，四十年后，内情浮上台面，都清清楚楚了。显然林秉钦被情治单位盯上，发了一张兵役单给他，分发到外岛服役去了。他一走，包括《仙人掌杂志》等全部结束。

我接到他的电话告知，计划中止。

可是，约来的稿件全发排了，箭在弦上，怎么处理？

那时候，我已退出新竹的“枫城出版社”，准备另起炉灶。沈登恩邀我和他筹组新公司，取名为“长鲸出版社”（“长鲸”两字，来自杜甫＜饮中八仙歌＞里的诗句“饮如长鲸吸百川”）

他听到传闻，找我商量，说：

“假如我能支持白先勇的《现代文学》和吴浊流的《台湾文艺》复刊，它们代表的：一是“现代”、一是“本土”；再加上跟年轻一代结合的《小说新潮》，恰好织成一张网，远景可以把文学这座花园做得有声有色。”

他的提议充满企图心和诱惑，我没法拒绝。

这三本杂志的未来，象征着远景出版事业的颠峰。

2.沈登恩曾是我的亲密合作伙伴，帮助我在出版界站稳脚步，而我以《世界文学全集》企划案回报。

有件事，借此一角，先做个交代。

曾有不太熟识的年轻小友，从网上读了多篇“人生毕旅”之后，很坦率而友善地问我：

“为什么你的工作机会如此之多？你常换工作，而总有新的机会在等着，你真那么与众不同？还是自我膨风？”

我了解他没恶意，也明了他压在心底、没说出的疑惑：一个在他眼里平平庸庸的人，凭什么能占尽先机？

我向他转述当年同样困惑我、让我硬起头皮问林秉钦的问题：

——为什么愿意支持藉藉无名、还在学习的人？

我仍然记得他的回答：

“我一直在观察你。老弟，是你的‘勤劳’让我愿意信任你。基本上，人与人的资质都很接近，但勤能补拙，古人不是说‘天道酬勤’吗？而且，我在你身上看到自己，我们都不是聪明家伙，除了勤奋，还剩什么？所以，支持你也等于在肯定自己。”

我想，沈登恩或许基于相似的理由，和我携手合作。

当时的远景，旗下同时拥有多本文学杂志，气势如虹，暴露出一统文学版图的野心。然而，现实是惨酷的。以《小说新潮》为例，每期销售量从未超过五百册；所有杂志加总起来，虽可破千，但远远达不到自给自足的目标。这本双月刊，勉强撑了五期，终于宣告结束。

沈登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适时伸出援手，不但投入资金，还无偿提供办公场所。对于他雪中送炭的义举，我点滴在心头，时时刻刻，思图回报。

终于我有了机会。

和沈登恩相处久了，慢慢多了些了解。他有很神祕的部份，例如他的财务情况和某些社交圈子，除非他主动说出，否则我无从知道。但，有些事怪怪的，看在眼中就是不懂。

有一次出版新书，远景一口气推出近二十部（我才三本），什么类型都有，甚至有一本是报纸二版政治专论的结集，竟然厚达四、五百页。我从广告预约回收中，判断他有麻烦了，因为预约数量前三名，全是长鲸出版的书，远景新书的预约数少到吓人，更甭提广告费的回收了。若长期如此，怎么活？但，为什么他依然手头阔绰、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天生的直觉提醒我，长此下去，肯定有事。我在心里略略思索一下，准备把一个放了很久、长鲸还没力量推动的企划案，向沈登恩提出。这案子若由远景来做，或许正是时候，说不定可以帮上忙。

“我有一个案子，放在心里很久了，不知道你有没兴趣听听？”我丢出问题。

“好啊！什么案子？”

“是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的构想。”

“哎，满街都是翻印三十年代翻译的世界名著，‘杀’进去好吗？”他质疑。

“不一样，想法完全不同，”我进一步分析：“他们像在打游击，赚一票就跑，我们若是要做，象是打正规战，锁定目标，彻底占领。他们随意出书，背后欠缺积极的动机和组织能力，我们是以一个完整的概念来带动。”

我这么一说，他就懂了。马上问我：

“你希望我怎么做？”

“一开始就要旗帜鲜明，把阵容摆出来。不推个别的书，必须强调《世界文学名著全集》这个概念。我们经营的是概念，不纯是书。我们插旗占地，抢个先机，一旦建立滩头堡，别人就难以下箸了。”

“周先生（我比他年长太多，他都这般称呼），既然是个好构想——请原谅我会这样问——为什么长鲸自己不做？”

只有好朋友才会单刀直入、问得如此坦率吧。

“答案很简单，长鲸没资格、也没能力做。”

“为什么？”他追问。

“长鲸成立还不到一年，太年轻，没知名度，对广大读者来说，毫无吸引力。远景不一样，已经是台湾最具代表性和进步性的出版社。由它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全集》是当仁不让，也是实至名归。进一步说，这片领域目前犹如一盘散沙，还没人认清它的潜在价值；第一个进入整合的出版社，江山就归其所有了。我能看出机会，迟早也有人会想到。时机到了，你不拿，别人会拿，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那么，不如由远景和长鲸一起做。”沈登恩提出建议。

“不，你帮助我太多，无以回报，再加上这案子仍有风险，就由远景承担这个使命吧。”

我主动请缨，规划第一波十本，其中一部《茶花女》由我整理。同时，他找来萧锦绵接手全案。最初，对于“全集”究竟该容纳多少部作品，讨论过很多次。第一案是封闭式的全集，预计在三十种上下，做成套书；第二案是半开放式的全集，以百册封顶；第三案是全开放式的全集，做多少算多少。沈登恩选了第二案。

不久，可能出自沈登恩的善意、或是会计部门给我的暗示，总之，长鲸自立门户，成为独资的公司，各奔前程去了。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渐渐发展成远景出版的主线之一，销售畅旺。

据闻，沈登恩想扩大战果，筹划野心更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却遇上另一家出版社推出完全相同的企划案，结果两败俱伤，留下难以弥补的财务裂痕。

3.他象是一个徘徊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忧伤灵魂。

1983年末季，我刚接下《新书月刊》编务，传来远景经营不稳的消息，我立刻打电话给他，要求做个专访。他很高兴，因为多年前的一次误会，彼此之间有了芥蒂_③，两人已很久没见面了。

我们相约在他最常去、位于新生南路的大树咖啡店，两人客客气气寒喧一番，默默喝着咖啡，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这位“从不认输”的勇者。

临别时，他终于问了：

“访问我，都没问，行吗？”

“不需要了。我们相处这么久，聊过太多的事，够我反刍了。”

专访在1983年11月出版的《新书月刊》刊出_④，在专访的“编按”，我约略交代了背景：

“曾经有一阵子，远景出版社陷于一片谣言之中，一时颇令人担忧。但没隔多久，发行人沈登恩终于掸开四周尘雾，把问题一一解决，他一如往昔，踏着健爽的步子，投入工作，他变得更趋成熟，更无愧于被誉为出版界‘小巨人’的封号。

他，沈登恩，人瘦瘦小小的，要是站在那儿没人介绍的话，一般人很难将他和‘远景’联想在一起。一个高中毕业、没有任何资源的青年，竟在出版界闯出一大片天地，结合了海内外第一流作家与作品，以‘中国的远景，世界的远景’自勉自许。──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怎样建立起‘远景出版王国’的？

在这篇访问里，沈登恩坦率地剖析了自己。”

沈登恩拨来电话，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

以后，关于他的传闻始终不断，有些消息，闻之神伤。

有一次在香港书展相遇，他瘦削的身躯和略带病容的气色，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的健康。他自己倒是挺乐观的，仍和从前一样，嘴角带着微微笑意，默默工作。

他在2004年走了，年纪太轻，才享年55。

回忆他的一生，我勉强用一个“敢”字，来描述他的人格特质。我忍住悲痛，在札记簿上写下一些话：

“若有人问道：‘七〇年代，台湾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出版社是哪家？’我想，远景应当之无愧。而且，出版界再也不可能出现像远景经营者沈登恩这类人，有能力影响当时号称拥有百万报份销量的《中时》、《联合》两大报副刊内容走向──因为他握有金庸武侠小说在台发表和出版的授权。

七〇年代，金庸作品仍被视为禁书，除了小说租书店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私下偷偷排印流传的小本书外，一般书店内是看不到的。

沈登恩利用赴香港洽商之便，不知他以何种理由，说服金庸和他签下出版授权。这份授权足足让他放了三年，直到感觉台湾政治气氛起了微妙变化，逐渐倾向解冻，他立即运用两大报之间的竞争心态，抛出授权副刊连载金庸武侠小说之饵，诱使两报运用政治影响力，突破情治单位的阻挠，使金庸作品正式向台湾读者报到。

这就是沈登恩的本领，当时还不足三十岁。

他可被赞颂的事迹颇多，我们今天之能够拥有整片天空任意翱翔，是因为出版界有少数先驱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勇敢地向威权及不合理的制度法规挑战，打开条条道路，沈登恩即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他在关键时刻拓展出版领域，刮起一阵狂飙，使‘远景’成为真正、少数指标型出版社。

回顾这段往事，玆在彰显这位渐渐被淡忘的“出版达人”，他的传奇不该这么快褪色。在严竣的年代，他不但冲破许多藩篱，也建立不少规范。留下的足迹中，有些仍清晰地烙印在台湾出版史上：

──从他出版黄春明的《锣》、《莎扬娜拉．再见》开始，出版界终于认知本土作家的市场充满前瞻性与不可忽视的发展潜力；

──他使书市32开本、彩色封面成为领导风尚的主流；

──他走在时代尖端，精准地掌握具爆炸性话题的书籍和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例如最早随夫婿回归祖国的陈若曦女士记录文革血泪的《尹县长》、《未央歌》作者鹿桥新着《人子》、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孽子》、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山河岁月》……等，都脍炙人口，使“远景丛刊”声名大着；

──他不计盈亏，无条件支持大型文学杂志；

──他很早即推出机关刊物《出版与读书》。这份以新书介绍、序跋、推荐文章、各种书讯广告和划拨预约等为主，侧重营销的DM，已初具数据库营销的概念；

──大胆刊登报纸整页广告，启发出版人无限想象空间和勇气，了解到出版也可以这样玩；

──他“说大人则邈之”的个性，大大提升了出版人的社会地位。

──他创出很多出版史上的“第一次”。如国内第一次出版100巨册《世界文学全集》、《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林语堂作品集》、《七等生作品集》、李敖作品、倪匡的科幻小说……等个人作品集，形成巨大影响力。

到了八〇年代，远景往企业规模转型，采取急速扩张策略，而误判社经环境成熟度，导致财务调度吃紧，经营陷入疲态，有些谣言如影随形地紧跟着他。然，命运弄人，虽经多年努力，仍难挽狂澜之来，逐渐减低他在出版界的影响力。

不认识他的年轻朋友，或许会问：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冒险家？革命家？颠覆者？开拓者？不屈服于命运的人？赌徒？市场创新者？大梦想家？

如今，似乎仍不觉他已离去。尤其是当我们踏进书店，身处满坑满谷的书海，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当年远景版的书，只是换了出版社的名字，仍生气勃勃活着呢！”

4.他，成也一个“敢”字，败也一个“敢”字。

他已经走完自己的人生，走入了历史。

在台湾出版史上，“远景”两字，一度是出版品的荣耀和高水平的表征。

他的“敢”，回报给他财富、荣誉与社会地位（影响力），他曾经能够住豪宅、吃大餐，周旋于官、贾之间，面不改色；另一端的“敢”，让他尝尽人间冷暖，理解了背弃与被背弃的滋味。

他刚出道时，为了争取一位作家作品，展现出来的“敢给”，印象深刻。

他叙述自己夺得这位“大家”作品，一点都不侥幸。这位作家远居美国，他的文章在高信疆主编的副刊上连载经年，每一篇他都细心阅读，保存；关于作家的新闻、评论，分门别类，搜集完整。平时更是嘘寒问暖、写信问候，礼数周全。

有了上述的铺陈，最后的杀手锏一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语）想知道沈登恩做了什么吗？

他不动声色，悄悄安排和作家同城的赴美留学生，带着预付一万本版税的美金支票当面呈交。

假如我们是那位作家，会不会感动？

那本书的出版合约，立刻签了。

大陆刚开放的时候，他亲自携带一万美金到北京，签下一位武侠名家的作品。可惜时不我予，一切都迟了。

5.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回想他的一生，起起伏伏，曲曲又折折，内心生出无限感慨。常常不由自主地默唸起杨慎（明‧1488-1559）_⑤的词句，词中漾起一股淡淡的哀戚，流露出人生的沧桑与无奈，却又带着一份洒脱与豁达──似乎和沈登恩的运命奇特地叠印起来。唸着唸着，居然眼眶微湿，远望出去，这个世界已变得处处迷迷蒙蒙了：

（2016/12/23）

① 林秉钦，1935年出生于印尼，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投入台湾出版界。回到印尼仍投身文化事业，在当地深具影响力。

② 参阅“李敖．林秉钦．仙人掌——关于台湾出版史的几个小考据”（见《李敖著作》http://leeao.com.cn/studyleo/jarvisdd/jarvisdd38.htm）。

③ 到了今天，这“芥蒂之谜”，可以解开了。那是发生在八○年代前后的事，长鲸已独立在外。有一天深夜，我接到沈登恩一位老友的电话。

“浩正，沈登恩是你的好朋友，这件事看来也只有你可以出面劝一劝了。”

我一下子摸不清状况。经对方耐着性子慢慢解释，事情才明朗起来。原来他和另一位在出版界颇具清望的大老，在沈登恩请求下，陪同他一整天，去抽换各家到期支票。依当年的法律，支票若跳了票，是要坐牢的。

听完他的说明，我知道我曾担忧的事终于“爆”了。这位朋友说：

“陪他跑了一整天，在我们背书下，大家都很给面子，总算把所有到期支票抽换了。但是我左想右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了今天，明天呢？所以，想到了你。是不是请你以老朋友的立场，建议他宣布破产重整，重新出发。沈的朋友很多，所有人一定乐于帮忙，这才能一劳永逸。”

我听了，觉得有理，也没深思，第二天大清早就坐出租车赶到他办公室（也是他住处）。他见我匆忙赶来，以为有什么紧急要事。进屋坐定下来，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没料到他太好面子，为之勃然大怒，大声斥责道：

“你还是不是朋友？居然去听信外面的谣言。我的财务健全得很，快告诉我，是谁在制造谣言？这人是谁？太可恶了！”

我当然不说“这人是谁”，他的火气更大了：

“你不说，就不是我的朋友，你走！离开我的家！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我是被他轰出门的。直到《新书月刊》专访前，两人再也没见面。

④ 参阅“筑梦成真．沈登恩和他的“远景”/孙秀玲”（刊于《新书月刊》第2期,1983年11月）。我用了化名。

⑤ 关于明朝状元杨慎的生平和《二十一史弹词》中的＜临江仙＞这首千古绝唱，请参阅维基百科“杨慎”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6%85%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