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和积极民主彼此增强，能创造一个更有活力的城市景观。民主把自由奉为至上——为那些尚未实现民主的人民圆一个梦。自由能点燃个人成就感，但若不加限制，疏远、自私以及不负责任也会出现。生态学解释了我们与各种生物体甚至是最低等物种之间的内在关联，让我们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跳出狭隘的局限。』

在过去的50年中，社区建筑的进程迷失在了城市建筑的进程中。城区和城郊设计让社区中的我们彼此分离，破坏了自然的生境，也无法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令人愉悦的环境。在《生态民主设计》这本书中，伦道夫·赫斯特为城市的这种混乱状态提出了一种治疗方法。他概述了城市设计的新原则，遵守这些原则可以使我们与各位同胞以及我们的自然环境建立联系。他通过大量配图的案例论证了这些原则——来自40年的设计和规划实践——展示了我们能够如何设计城市，让它具有生态恢复能力，增进社区关系，并带给我们快乐。例如，位于市中心邮局的一把简单的长凳就提供了一个连接和分享经验的机会。城市应该是具有生态恢复能力的，而不应具有生态破坏性；应该适应于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不是依赖于技术修复。举例来说，具有弹性的形式能够把不断增长的城市密度转变为一种优势。《生态民主设计》对于设计师、规划师、环保人士、社区活动家，以及其他任何想要改进当地社区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备的读物。

伦道夫·T·赫斯特（Randolph T. Heste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风景园林与环境规划系的教授与前系主任，同时也是“通过设计促进社区发展”公司的委托人。他著有《邻里空间》（Neighborhood Space）、《与人们一起规划邻里空间》（Planning Neighborhood Space）和《社区设计初探》（Community Desige Primer）。

【精彩书摘】

生态民主

缺乏安全感，没有根基的的无数个体，形成了同样没有安全感、没有根基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中再产生出更多没有安全感、没有根基的个人，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形成中的一代人，也是无所作为的一代人。寻求转变，打破这种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至关重要。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论是应用生态还是直接民主，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但一旦把二者结合起来，却能给人以希望。民主生态，是解救我们自身及居住环境现状的一剂良方。更重要的是，生态民主展现的是我们有望达到的最佳生活状态。它不是速效灵丹，而是任重而道远。

民主，是指由人民掌管政府。其权力行使方式，包括在一个地区直接的积极参与和间接的选举。选举依据平等原则，照顾到公众个人的需求，以及更广泛的社区利益。生态学，是一门有机体之间关系的科学，包括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自然进程、生态系统、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人与其他物种的交流互动，以及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它包括社会与自然的运行功能及相互关联。它同样也是一种复杂、长效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那么生态民主，则是强调人民政府，直接并亲自参与治理。理解我们所处地区，甚至更大环境背景下的的自然变化过程、社会关系，以这种理解为行动指导。创造性地重估个人需求，个人幸福，以及我们居住地区的长久利益。生态民主会改变我们的城市形态，创造新的都市生态。而反过来，我们的城市形态，大到地区分水岭，小到邮局里的一条长椅，均有利于生态民主建设。

生、死与生态民主的重生

生态民主，很像美国结婚时礼服中所需要的，“一点旧的，一点新的，一点重现的，一点真实的。”我们的国父曾明确有力地提出了一个田园版本的生态民主，强调自由和宪法。托马斯?杰斐逊曾设想过这样一个自耕农，他的生活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协调，以至于当地的降水量、星罗棋布的河流模式、森林土壤、农作物，都为他的每一个决定提供了信息，都影响了他于公于私的一举一动。同样，农民看管的民主，靠的是与生俱来的智慧以及草根的直接参与。这种设想，尽管在当时还有缺陷，同时在现时代也浪漫主义化了，但它是一种不断出现的美国理想模式。它是我们潜意识中的身份认定，它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扎根于土地看管关系的公民身份和和直接民主几乎消失殆尽。农业社会变得越来越都市化，移动化，专门化。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从美国内战到民权运动，我们的政府越来越由专业人士操持管理，而鲜有普通公民参与。代理政府解除了我们参与地区事务的义务。城市专门化，让我们不再依赖地区生态。

几近消失的生态学和直接民主在20世纪后半叶重新苏醒。它们各自被重新发现，并以更颠覆更复杂的形式呈现，远远超出杰斐逊当年的设想。“那一点旧的”，变成了完全新的。崭新并强大到足以被认为是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发现，应用生态科学与参与民主是影响后现代世界观念转变最强大的两股力量。1962年，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敲响警钟之后，一些生态学原理，逐渐地回到人们的意识中。越来越清晰的是，既建的环境必须以应用生态学的原理来构建。起初，这种生态学的思考仅仅关注于哪些野生环境需要建成保护区，哪些不用。但是，城市生态设计，逐渐演变成为对无论是自然还是政治领域的各种生物体、栖息地、事件集的一种综合考虑。当然民主的内涵也在扩大! 现在的民主国家是25年前的两倍，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有66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发生了转变。世界范围内，对自由的渴求、对直接参与制定城市设计决策的公民期望，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呈现出爆发趋势。但是这些社会运动的发起，只是单独源于地区治理中生态思想，或单独源于民主居住的设计。

生态和民主是两个强大但分离的独立体。

功用与幸福的结合

无论是在政治学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细节里，应用生态与直接民主，二者在现代生活中极少携手同行。在我自己的风景园林与环境规划的职业生涯中，应用生态与参与民主都是分别形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景观生态，虽然注重整体的全局观，其本身却基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研究，这种研究是理论的、客观的，抽象的、对人类情感和神奇事物保有警惕性，同时又可能随时被各种民主推动力搅乱。最先把应用生态学用于城市设计的先驱们觉察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解决办法只有自上而下执行的最低限度的公民参与。因为生态学家们对不懂专业的普通民众抱有怀疑态度，所以他们同意律法主义者们的一些言论，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韩非子就曾说过“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韩非子·显学第五十》）。他认为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仰仗的。在美国，市民直接参与城市设计这一做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才逐渐成熟，并且在当时人们也只是出于对宗教而非对科学的热情。而追求自由，渴望平等，蔑视自上而下的权威，是草根阶层的成功秘诀。美国有句俗话“别相信专家”，这表明参与民主运动的草根阶层同样也对国家政府及企业科研也抱有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权力机构通常对无权无势者持有偏见，而无权无势者就包括了我们大多数人。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生态科学以及参与民主，二者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各自分开发展，也有其背后合理的缘由。

然而，对于应用民主和参与民主各自分开发展的状况，无论具有何种合理的解释，二者都必须结合，否则人类的居住现状及生活本身不会持久宜人。即使二者相结合，生态和民主在争夺城市设计的中心位置时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生态民主与无法估量的更大经济实体的争夺中，开发压榨，全球文化控制，以及我们自身的位置定位，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与民主二者结合所产生的力量。

城市生态和积极民主彼此增强，能创造一个更有活力的城市景观。民主把自由奉为至上——为那些尚未实现民主的人民圆一个梦。自由能点燃个人成就感，但若不加限制，疏远、自私以及不负责任也会出现。生态学解释了我们与各种生物体甚至是最低等物种之间的内在关联，让我们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跳出狭隘的局限。由此，生态所激发的是一种具有责任感的自由。在一种民主政治中，生态是未来的选民。在政治学术语“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中，生态学所提供的是“正确理解”这一部分。在各自为阵的利益集团中，生态学研究能凝聚一个基底，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中，真正为公共利益考虑。生态过程同时也激励着人类的居住方式朝着效率高、造价低、具有当地特色，以及最低消耗的模式发展。

而反过来，直接民主通过本地智慧让生态焕发光彩，在这样一个有着重重局限的世界中，克服种种隔阂、失范、萧索与迷茫。直接参与让生态学看到，如何在荒芜的社区上重现耕作，如何管理改善环境。亲力亲为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诗意的遐想，激发市民的创造力。用生态学知识武装自己并积极参与能有助于我们发现自然本身的乐趣。除去对待生物的小心谨慎，民主能满足人类对安全、新体验、赏识、感官反应的需求。直接民主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生态思考开始成为日常生活、决策制定中的一部分。只有二者一起，合二为一，生态与民主才能够形成坚实的根基，以便于我们制定信息充足且富有远见的选择、建造更优良的城市、发现更精彩的生活。生态与民主的结合，对建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提供给我们更幸福的生活都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