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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言。本文中,作者从三个不同领域简单介绍了后世对尼采这本著作的接受情况:心理学、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化人类学。本文摘自《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为书中第4章“接受与影响”的一个小节 “《悲剧的诞生》的‘来世’:几个例子”。经重庆大学出版社拜德雅授权发布。
《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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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道格拉斯·伯纳姆,马丁·杰辛豪森 著,丁岩 译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悲剧的诞生》的“来世”:几个例子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安全地断言,《悲剧的诞生》是19世纪下半叶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有趣的一本书之一。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比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94),还有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创作的《梦的解析》。
当然,尼采的作品被20世纪法西斯政治利用,使他声名狼藉。这场运动急迫地需要理论支撑,所以他们不管适用与否,断章取义地利用了所有他们能利用的理论,包括康德、歌德和荷尔德林。尼采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错误的人出于错误的原因利用到这场运动中。尼采的作品被滥用到如此程度,尼采本人也难辞其咎:尼采策略性地使用夸张手法,偶尔使用带有成见的民族和种族分类,以及总体上天真的政治观都为滥用敞开了大门。瓦格纳是一个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尼采与他的亲密关系也使人浮想联翩。然而,我们明确地知道,尼采总体上是不信任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但他晚期确实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1]。
这本书引领了后来在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方面的发展,为了阐释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三个不同领域对此书的接受情况:心理学、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化人类学。我们这本书本身已经讨论了它具体的影响,尤其是对文献学方面的影响。
心理学
《悲剧的诞生》与20世纪心理学理论有直接的联系。“尼采和弗洛伊德就像面对面的两个语篇”,保罗-劳伦·阿苏(Paul-Laurent Assoun)在他的《弗洛伊德与尼采》中这样总结到[2]。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发表了第一本主要著作《梦的解析》,它与《悲剧的诞生》的相似性一目了然: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对梦的解读;还有本能与意识之间的冲突;二者都包含个体发育(某物的生长阶段)和物种发展(某物种的进化阶段)因素之间关系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兴趣都是探索梦的调解力量。尼采更侧重文化心理学,研究直觉,认为直觉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而弗洛伊德侧重于个体心理结构,强调性驱力是个体同一性的隐藏着的决定因素。跟尼采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意识会毁灭我们的梦境世界,并将我们与隐藏的那部分自己分离开来。两本书的假设都是——如弗洛伊德所说——梦境是“通向了解精神无意识活动的阳关大道”[3]。在《自我批评的尝试》中,尼采指出,他是从精神健康的角度讨论文化。谈的都是“症状”、“恶化”、“神经症”等;有一次,他将自己的结论摆在了一个医疗顾问面前:“这个问题要问精神科医生”(p.7),好像他真的非常关心这个领域未来的实践/理论。在正文第1节,尼采提到一个心理—病理学现象,即对梦境表象和实物表象混淆不清。他在其他地方还使用了别的术语,比如“升华”、“抑制”、“客体化”等。这些术语都是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理论反复引用的重要术语。
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都包括一个假想出来的完美的生存状态,这个状态与精神健康和心理卫生方面相关:个人健康或者文化系统的健康取决于意识和潜意识力量的健康关系,梦境就是现实和幻想的中间状态。因此,可以说,《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其后个体和集体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大部分基础。尼采去世之后,这本书立即开花结果,获得了尼采有生之年被否认的地位:一本意义深远的、划时代的著作。
现代主义
《悲剧的诞生》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学哲学和欧洲现代主义风格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4]。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1924)这一标题就出自《悲剧的诞生》(参见第20节);法国作曲家弗洛朗·施密特将他的一首曲子称为“致酒神”(Dionysiaques,1911)。在哲学领域,1930年代末期,马丁·海德格尔作了一系列关于尼采的讲座;第一场讲座标题为“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其中包括对尼采第一本著作的详细讨论[5]。
从现代时期快结束的视角回看“现代性”开始之前的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艺术、文学和政治领域惯用的思维手法。《悲剧的诞生》的意义在于,它为现代主义者重新宣扬古代神话提供了理论依据。T.S.艾略特了解尼采,主要是通过弗雷泽(Frazer)的《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in Magic and Religion,1890—1915)[6]。除了在诗的第五部分提到查拉图斯特拉的登山之旅,《荒原》还引用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可见《悲剧的诞生》对这部剧的评价之高。总体来讲,艾略特在《荒原》中表达的文化理论暗示大众文化的衰落,这似乎效仿了《悲剧的诞生》。艾略特的戏剧《大教堂里的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就是对尼采悲剧理论的阐释。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一些诗歌,就是受尼采宣扬的悲剧颂神诗(比如,在第8节)的启发,致力于振兴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时代前意识的艺术文化:1917年的《诗章》第一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7]。还有大量的作品,尝试构建新的艺术表达的整体形式,这种表达建立在限制意志的抑制力量之上。因此,也许有些牵强,但认为“意识流”或者“自由写作”(écriture automatique)[8]与《悲剧的诞生》之中描述的直觉艺术创造之间有关联,也不是不可能。
作曲家居斯塔夫·马勒证明,《悲剧的诞生》直接影响了音乐的现代主义之新语言的创建。可以认为,他的第一至第四号交响曲,还有第六号交响曲,直接尝试应用了《悲剧的诞生》中发展的音乐美学理论。完全遵循尼采的音乐混合理论,马勒远离了“无标题音乐”的观念。其目标是从尼采的意义[9]上,扩展音乐的可能性,做法就是在不同的音乐节点添加诗歌,大部分诗歌都来自《悲剧的诞生》中提到的民歌(第6节):《少年魔号》。然而,据阿多诺所说[10],马勒所有的交响乐,即使是那些没有添加诗歌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因为“纯音乐性的”乐章也是以发展可辨认的形象这种新的音乐语言为目标。还有一大批作曲家可以证明尼采对新音乐的巨大影响,比如理查·施特劳斯,或马勒的学生阿诺德·勋伯格。后者直接将《悲剧的诞生》之中的术语题名为他的一部重要作品:交响诗《升华之夜》,这对尼采的传承甚至超过了马勒。勋伯格以作曲为实验材料,试图扩展调性本身的疆域[11]。
在20世纪戏剧领域,也有一些发展是直接与《悲剧的诞生》相关的[12]。这里要特别提到安东尼·阿尔托。他的《残酷戏剧》可以找到尼采的悲剧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思想[13]。然而,阿尔托并不像尼采那样痴迷于将悲剧看作是酒神生存体验的日神转变。阿尔托并不关心“形而上学式慰藉”。在《戏剧及其重影》,尤其是《戏剧与瘟疫》这篇论文中[14],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悲剧理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酒神版本。他的兴趣在于将戏剧看作一个载体,自舞台上,在愤怒的酒神令人沉醉的魔法之下,个体和社会行为的文明标准分崩离析。这也许是对尼采文本的极端解读,但很明显是受了尼采的启发。通过阿尔托,尼采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被传播到戏剧之中,影响了格洛托夫斯基、伯奥(Boal)等人。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戏剧改革(1964年他在伦敦召开“残酷戏剧”研讨会),为戏剧创新开辟了道路,《悲剧的诞生》的传奇影响从此进入了英国戏剧理论和实践之中。
文化人类学
《悲剧的诞生》终结了对希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历史主义看法。他们将希腊看作丢失的乐园,想努力恢复乐园,旨在对抗或减轻在现代性条件下生存的痛苦。相反,尼采是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对待希腊,因为他接受现代性。他提出,这些正在工作的力量,在希腊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从希腊铁器时代到阿提卡悲剧时代,参见第4节)如何在总体文化历史中体现自己?他还提出,在他们自己的当代文化环境中,他们存在于哪些方面?结果就是对希腊文化和神话的“科学观”,这个科学观预示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领域在20世纪的位置。该书也预示了研究文化的心理学方法,这个方法体现在文化衰落保守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之中,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C.G.荣格(C.G.Jung),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荣格的术语,比如“集体无意识”(参见,比如第8节)和“原型”(archetype;参见,比如第15节),好像都是直接从《悲剧的诞生》中衍生出来的[15]。在英语国家里,有一个项目与它的关系最为直接:前面提到的弗雷泽的比较神话学的鸿篇巨制《金枝》,就与《悲剧的诞生》一脉相承[16]。颇具影响力的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v Malinowski)[17]以及,比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都可以认为是受了《悲剧的诞生》的成就的影响[18]。但他也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比如本雅明的、阿多诺的[19],以及可以泛称为“后现代”文化概念,比如福柯的理论中留下了痕迹[20]。
《悲剧的诞生》创作于旧式、甚至古老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交替时期,是一个过渡性的、着眼于未来的文本。它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展示古代历史在哪些方面能够刺激现代,而促进了古代与现代的分离。这本书从近现代的角度,协助对文化历史进行划时代的重新评估。有大量证据证明它对20世纪思想主题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仍在继续。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传播它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详细地解释《悲剧的诞生》所促成的智力成果,至少它可以当作一个介绍。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尼采关于悲剧的观点,是正确的吗?著名的瑞士古典文献学家,约阿希姆·鲁塔克斯(Joachim Lutacz)最近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方向,为《悲剧的诞生》在希腊文献学领域正名,最开始《悲剧的诞生》被认为是文献学领域的一个败笔。从大概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人开始逐渐承认,《悲剧的诞生》不仅正确地总结了关于悲剧起源的当代研究(这是自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几代文献学家都很熟悉的观点,尼采并没有添加新的论点:所有观点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令人震惊的是,鲁塔克斯指出,甚至连尼采提出的悲剧源自音乐的想法也不是新的!),而且它也提出了悲剧对于文化和文献学的重要性,及悲剧产生的环境等新问题;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学派的传统实证主义希腊文献学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因此无法承认它们的有效性。因此,鲁塔克斯认为,历史总是带点讽刺意味,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最初极力反对《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文献学视角,并葬送了尼采生前作为文献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声[21],而恰恰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的学生们首次肯定了尼采对文献学领域的实际贡献。
注释 :
[1]大部分的损害都是由他妹妹及其领导下的魏玛尼采协会造成的,他们利用了尼采的夸张手法等,操纵了尼采放弃的大部分片段思想,甚至偶尔还对作品造假。
[2]见Paul-Laurent Assoun,Freudand Nietzsche,London:Continuum,2006,where the link is investigated in fullest detail,here p.189.
[3]参见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Standard Edi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orks,vols.4 and 5,London:Hogarth,1975,here vol.5,p.608.
[4]参见Leon Surette,The Birth of Modernism.Pound,Eliot,Yeats,and the Occult,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这里讨论了尼采对几个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并考察了他们的英文作品中尼采的痕迹。尼采与当代文学及批评的关系,参见Douglas Burnham and Melanie Ebdon,‘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in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Continental Philosophy,ed.John Mullarkey and Beth Lord,London:Continuum,2009.
[5]四卷合成两卷,收集在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trans.David Farrell Krell,San Francisco,CA:Harper & Row,1991.See Paul Gordon,Tragedy after Nietzsche,Rapturous Superabundance,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海德格尔传统,以及对尼采总体的艺术理论和悲剧理论的讨论,参见Denis Schmidt,On Germans and Other Greeks:Tragedy and Ethical Life,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David Farrell Krell,TheTragic Absolute.German Idealism and the Languishing of God,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and John Sallis, Crossings:Nietzscheand the Space of Traged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6]这本最初在1890年发表时只有两卷,到1915年第三版扩展到十二卷。1915年版又重印成十五卷(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弗雷泽本人在1922年编辑了一个只有一卷的简版;这个简版现在有简装版本:London:Penguin,1996。对于像艾略特和叶芝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悲剧的诞生》与《金枝》构成了影响来源的一部分。
[7]参见Kathryn Lindberg,ReadingPound,Reading Nietzsche.Modernismafter Nietzsch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8]有一大批法国学者研究各个领域对尼采的接受情况,当然也包括现代主义领域。参见Jacques Rider,Nietzsche en Franc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9.
[9] Alma Mahler,GustavMahler,Memories and Letters,London:Cardinal,1990,作者在这里汇报了马勒总体上反对尼采的美学哲学立场,并且尼采后来的反-瓦格纳立场他也不喜欢。最近学界更正了这个观点,认为太过简化了。不管在个人层面还是音乐层面上,都有大量证据显示,马勒的艺术观与尼采早期的立场越来越相似。参见William J.McGrath,Dionysian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i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关于马勒的一节,这里探讨了马勒和尼采早期的一些接触。
[10] TheodorWiesengrund-Adorno,Mahler.AMusical Physiognom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尤其是第一、三、六章。
[11]全面的解释,参见Georges Liébert,Nietzsche and Music,trans.David Pellauer and Graham Parke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12]参见T.John L.Styan,Modern Drama in Theory andPractice,particularly vol 2:Symbolism,Surrealism and the Absu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3]参见‘The Own and the Foreign Orient.Schlegel,Nietzsche,Artaud,Brecht.Notes on the Process of a Reception’in Erika Fischer-Lichte etal.(eds),TheDramatic Touch of Difference,Tübingen:Narr,1990.
[14]参见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London:Calder,1970.
[15]参见 Paul Bishop,‘Jung and Nietzsche’,in Jung inContexts.A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9.
[16]参见《酒神》第XIII节,‘Dionysus’,Penguin edition,pp.464-71.
[17]马林诺夫斯基明确表示《悲剧的诞生》作为一个基础文本,启发了他自己早期论文中的原创性方法,参见‘Observations on Nietzsche’s “The Birth of Tragedy”’ 1904/05,in Robert J.Thornton,Peter Skalnik,(eds),TheEarly Writings of Bronislaw Malinowsk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8]Tracy B.Strong,Nietzsche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figura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这里讲解尼采的人类学概念,并勾勒出卢梭,尼采和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方法上的异同。
[19]Adorno/Horkheimer’s Dialecticof Enlightenment(1947),San Francisc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这本书将“原始”希腊与启蒙运动并置,尤其受了尼采的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20]全面探讨尼采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参见Clayton Koelb(ed.),Nietzsche as Postmodernist.Essays Pro andContr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近代严肃对待《悲剧的诞生》的哲学家中,参见Giles Deleuze,Nietzsche and Philosophy,trans.Hugh Tomlinson,London:Continuum,2006.第一章。
[21]参见‘FruchtbaresÄrgernis’: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 und die gräzistische Tragödienforschung’,in Nietzsche und die Schweiz,Zürich:Strauhof,1994,pp.30-46,cf.particularly pp.41-44.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伯纳姆,英国斯坦福郡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康德的判断力哲学》(2004)、《阅读尼采》(2007)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2007)。
马丁·杰辛豪森,英国斯坦福郡大学英语系高级讲师,他出版过文化和艺术史、批判和文学理论,以及电影等领域的书籍。
译者丁岩,奥克兰大学翻译学博士,好与文字为伍,喜欢哲学和科技,译作包括《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导读尼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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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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