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7年10月8日下午，“一带一路”出版高峰论坛暨献礼党的十九大万安伦教授学术专著《中外出版史》首发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

(嘉宾合影)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式致辞；高等教育出版社林金安副总编代表出版单位致辞《中外出版史》首发式，介绍了该书出版及上报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献礼党的十九大情况。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党组书记翟惠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与陈光巨副校长、林金安副总编共同为新书首发揭幕。

(会场一角)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武汉大学出版史研究专家吴永贵等学者高度评价《中外出版史》。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党组书记翟惠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包云鸠、龙源数字传媒集团董事长汤潮、中国科技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周荣庭发表关于“一带一路”与出版的精彩演讲。

郝振省：《中外出版史》新视角

郝振省对《中外出版史》出版的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万安伦教授的《中外出版史》的写作具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按照载体的不同将整个人类出版历史划分成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这三个大的阶段，不同于其他学者从朝代的更替来撰写和研究出版史的传统路径，而是以出版载体的生产标准来划分，形成了“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三个篇章，将整个我们认为复杂的出版活动和极其漫长的历史进行了简洁明了的概括。

第二，将出版研究对象确立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四个板块，基于与出版生产力的标准相衔接，又与生产运动轨迹相一致，与更多的关注出版的社会历史背景、环境及出版活动的成就相比较，也是一种创新。

第三，将中外出版史完全打通，有利于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出版历史研究的高度寻求出版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也有利于我们在对外开放和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差异。更从容的求同存异或者一同并举。以往的《中外出版史》是分开来构架的，而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惯例，将出版的历史放置于全人类的历史中，体现出全人类的出版史观。

吴永贵：《中外出版史》纵评

吴永贵在论坛上阐述了《中外出版史》的四个价值。第一，这本书的载体材料给作者的文本提供一种互动的、友善的形式。第二，《中外出版史》基于出版材料形成的硬质、软质和虚拟三分式的架构。第三，《中外出版史》建立了中外并置的结构。把多元化的区域，不同的文明形态同时呈现出来，使读者对出版有了更开阔、宏观的认识。第四，以文学化的语言阐述学术观点。比如说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讲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通过这样文学化的定义，提高了阅读的观赏性。

另外，他认为在出版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上，还有更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于世界的影响研究，以及它们的传播方式与手段。

聂震宁：“一带一路”与中国出版国际化的新阶段

聂震宁在论坛上就“一带一路”与中国出版国际化的新阶段这一话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提出，中国新时期出版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的出版物走出去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后的出版产业走出去阶段和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新阶段。

他说，出版业国际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具有几个明显的标志：一是我国出版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总量在大幅度提升。四年内有一千多种图书、四十多个语种的图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进行的版权贸易。二是我们国家出版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规模大幅度扩大。2016年国家正在实施或者将实施的本土化这样的境外投资项目多达四十八项，参与企业四十多个。三是我国出版业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生产正在迅速发展。四是国家专门为出版业走出去，特别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扶持和引导。主要是为图书的工程提供大量资金，并在出版对外投资项目进行评审之后给予资金补贴。

在前两个阶段中国出版业是以欧美市场为主线，通过版权的输出和跨国并购完成的；而出版走出去向第三阶段迈进的背后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阶段多样化，图书市场前景广阔；国家政策对出版业的扶持和引导。

在中国出版的国际化进程中，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要做好有针对性的选题设计和内容组织。第二，加强有关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沿线国家涉及到五十多个语种，目前出版与“一带一路”基本靠第三方为中介，很不利于出版的深入合作。第三，应当及时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的出版交流。第四，应当组织更多出版专业走出去，开展出版业国际化与本土化。第五，国家有关机构应该尽快做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走出去方面的规划。

翟惠生：文化自信与“一带一路”出版传播

翟惠生首先在会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指出，图书出版与报纸、杂志等瞬时性的信息传播不一样，它是永恒的，是能够传承文明的。出版与“一带一路”的结合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外传的重要契机。现在对通俗文化的倡导本质是好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理解通俗是什么，而把通俗定义为毫无文化内涵的娱乐，这是一个误区。通俗是真正以受众为导向的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责，我们应该了解受众的兴趣、受众的想法和需求，并反思自身的工作，是否为受众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新闻出版工作者哉工作中不应该迎合受众，而是要引导受众，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魏玉山：未来阅读的思考与研判

魏玉山认为，尽管介质不同，未来的阅读仍将长期是纸屏共存。数字出版时代，新技术发展对于阅读的影响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一是从纸张到屏幕，阅读介质发生了变化；二是提高了内容生产的速度和出版物的数量。当出版物的技术处在刀刻手抄阶段，阅读的人群是狭隘的，复制技术进入机器化时代以后，出版物的增长可以说是几何级的，阅读人群从精英普及到了大众。所以研究阅读未来不仅要重视技术的影响，还要重视其他的社会因素。随后他提出，阅读的未来实际上是出版的未来，因此，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研判未来阅读的变化，还不足以反映阅读的全面。

他对于未来的阅读提出了几点设想：一是未来的阅读场所是去中心化的。由于移动阅读终端的普及，图书馆等出版物集中场所的使用效率或者使用率进一步下降，回归到仓储功能。二是未来的阅读介质更加屏幕化，但是不同类型的图书所偏好的介质有所不同，例如面向儿童的出版物更倾向于制作成纸质图书，而信息检索类图书更适合以数据库的方式呈现，因此纸质载体依旧是阅读的主要介质。三是未来的阅读内容将更加精准化。知识服务的发展，例如知识型数据库的使用和出现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更加精准、便捷的服务。四是未来的阅读是更加幸福化的阅读。主要体现在阅读内容生产的极大丰富，知识文化信息的全球共享进一步加深，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五是未来的阅读是更加重要的。

于殿利：出版科学与文化在“一带一路”上的历史与未来

关于“一带一路”与出版的问题，于殿利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被大大的低估了。“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首先提出来了，但它绝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而要从世界的角度、人类的角度去谈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整个沿线国家和民族所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文明一直被现代社会所响应，即便是代表高科技物质文明的西方文明也是来源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确切地说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在这类表意文字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才开始出现希腊字母这种表音文字。另外，现代很多知识文化，诸如天文学观测等科学研究、法律制度等社会管理规范，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都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古文明发源地。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它应该为全世界所关注。

第二个观点是文字诞生之初就出现了出版活动，但中国在传播文化的方面缺乏主动意识，相对比较被动。在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下，未来出版应该进入到新阶段。具体表现为中国双向出版和交流应着眼于反映和呈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带一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通过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面向未来的出版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平衡：一个是引进和输出重要的平衡；一个是引进西方现代文明和呈现人类文化多样性也要达到平衡。

贺耀敏：“一带一路”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策略与路径

贺耀敏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出版活动为例，介绍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可行性方法与路径。他首先总结了人大出版社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24个国家和53家出版机构签定了510项版权协议，成为中国出版界参与“一带一路”学术出版合作和交流成果相对丰富的出版机构。他认为，在进行国际间的出版交流与合作过程中，版权贸易是基础，学术交流是主体，出版的精品是重点，文化融通是根本。

在版权方面，由于学术出版合作与交流是构筑“一带一路”倡议坚实的基础，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人大社在版权贸易方面十分积极。在学术出版合作与交流方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社会精英之间交流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与西方国家专业出版人进行沟通，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社会精英（包括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和学者）发挥的作用超乎寻常。在出版精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共同和相似的历史遭遇，曾经长期遭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有共同和相似的发展任务，即摆脱经济依附，发展本国经济等，因此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方法和策略十分感兴趣，学术出版企业例如人大社是以优秀突出为接口，不断突出共同关注的学术焦点和热点。在文化融通方面，出版业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着发展本民族文化强烈的愿望和要求，承担着探索本国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人大出版社在国新办的指导下，作为牵头单位在今年8月24日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出版联盟，致力于推动整个出版界参与“一带一路”的活动。成立之初吸引了42个出版机构和一些出版人的参与，现在已经扩大到一百多家了。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地出版单位与人大社共同努力做好“一带一路”出版工作。

包云鸠：出版创新与文化品牌走出去

包云鸠对安徽出版集团出版走出去的成果进行了分享，近年来安徽出版社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大力开展走出去工作，创新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文化内容输出和文化产品，实现了从产品走出去到产业走出去，从产业项目化到资本国际化，从出版走出去到文化走出去发展的过程。从策略上来讲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提升了走出去的层次。出版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突显中国精神、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主题精品图书，并成功向印度、尼泊尔、波兰、埃及、黎巴嫩、德国、英国等国家输出了版权，提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安徽出版社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第二，以融合发展为驱动，创新了走出去模式。安徽出版集团一直坚持走出去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积极关注数字技术跨界、创新等信息传播方式和知识服务模式的升级和转型，将电子书、网络动漫、数字期刊等数字产品成功的输送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构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双轮驱动的文化输出新格局。

第三，以产业升级为核心，深化走出去内涵。安徽出版集团在探索中实现了由单纯的产品贸易到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由文化输出到文化智能输出的三大转变。目前安徽出版集团与全球三十多家致命文化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开展业务往来，构建了产品、项目、产业、文化输出全产业链。

他最后提出，安徽出版集团在“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东南亚、西亚、南美等国家的战略合作布局，不断创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着力实施资本合作项目，深入宣传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

王关义：媒介融合与出版思维转变

王关义主要强调了在传统出版和现代出版的融合中，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些思维观念。在融合过程中，不仅要有“内容为王”的意识，还要有“技术为王”，“服务为王”的意识。他认为，数字出版的出现绝不会取代传统的出版，它们应该是此涨彼涨的关系。因此出版企业应该注重共融的概念，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另外，出版人要有大印刷、大出版的观念，要有多元化思维。例如哈利波特的出版与畅销使得它成为一个价值巨大的IP，并且延伸到主题公园等新的产品开发，另外，《战狼2》的出现和流行也延伸了相关的产业链。出版企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要积极转变思维进行融合发展。

周荣庭：虚拟现实技术下提升出版物传播效果

周荣庭认为未来的出版物将会更多地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起来，并且未来的阅读趋势一定是增强现实。他提出了一个产业链模型，能够更好地将增强现实和图书结合起来（如下图）。

另外，他简要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数字出版方面的一些创新成果，例如他们正在开发有关汉字内容的出版物，以一个正方体形状的盒子为载体，结合了中国的剪纸艺术，将汉字与增强现实（AR）技术相结合呈现出来，读者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扫描进行学习。这一阅读形式使得读者能够通过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学习汉字，与剪纸艺术的结合将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他提出，通过将这样的主题做成网站或者一个云服务平台，把中国所有的汉字集合起来，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制作，便能向不同国家的民众进行传播。这样的产品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例如“一带一路”的出版与传播环境，做出更多层次的开发。

汤潮：构建一带一路的数字文化城市，让阅读连接城市的一切

汤潮提出“数字文化城市”的新概念，数字文化实际是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相融合，即传统出版和新媒体技术和服务的融合，也是知识服务和政府服务、商业服务、生活服务的融合。其核心是版权和资源的整合。数字文化城市是一个阅读城市，它将传统媒体内容进行整合，吸收了互联网时代下优秀的内容形式，吸收了丰富的版权资源，大规模地纳入专家学者进行知识分享。

数字文化城市的建设对于一带一路的推动将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涵是“文化”，它关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通过提供阅读、出版等一系列文化服务，不仅能够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更为立体，也是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

（本文编辑：J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