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李景端专栏】作为《译林》杂志的创始人、译林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出版家李景端在新作《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中，回望出版人生和译林的创业史。

“译林，是我读外国文学书首选的出版社，从经典名著到当代文学，都来自名作家和名译者之手。久而久之，我阅读外国文学所养成独特的欣赏口味和爱好，显然同译林社这种精选严译的风格分不开。”这是一名读者在译林社微信公众号上对一篇名为《你可能不了解的译林》的文章所写的留言。这篇文章评介该社创社社长李景端当时出版的新书《风疾偏爱逆风行》，书中回顾了《译林》杂志和后来的译林出版社发展的历程。也许40年的故事太丰富了，一本书还容不下，所以今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景端的新作《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以更多感人的故事，多方位展现了译林伴随着对外开放前进的步伐而迅速发展的风貌。

《译林》从一本翻译杂志起家，又发展为知名的译林出版社，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也是对外开放在文化出版领域取得巨大成果的见证。《译林》创办人李景端所开创的出版风格，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他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多本散文集和回忆录，字里行间都倾注了他对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浓厚感情。熟悉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人都知道，李景端和《译林》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李景端创造了被媒体称为“出版界译林现象”的出版奇迹，还是“译林”成就了出版翻译家李景端？适逢译林出版社建社30周年，在《我与译林》中，作者用自己亲历的历史进程和感人故事，如何走入出版业，如何“歪打正着”创办《译林》，如何“如履薄冰”挖掘作品题材，又如何“独辟蹊径”建设和壮大译林出版社……展现出他的回答和思考。

《译林》创刊时，国内已有几本影响很大的外国文学翻译刊物，如何设定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李景端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认为文学杂志要有新鲜感，故事要吸引人，耐看才有生命力。《译林》便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并以外国健康流行的通俗文学开路。创刊号首发的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炮打响，热销全国，印了3次60万册还不够卖。随后陆续引进了反映西方大国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界、翻译界、乃至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巨大的促作用。也许有人会说，《译林》异军突起的成功，是得益于当时的形势和“运气”，这不能否认，但今天看来，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创办人及其同僚，具有接地气的选材眼光，以及超前敏锐的市场意识。

从一本杂志发展为译林出版社后，全社确立了名著和通俗两头抓的出书路子。后来的市场发展证明，这个路子是对的。也许是“半路出家”的原因，大学学的又是经贸专业的李景端，在很多想法上与当时的出版人有点“格格不入”。比如，建社后，首要问题是出什么书才能打造品牌，才能在市场上热销？已经靠《译林》在出版界名声鹊起，那么就按照《译林》的路子，继续“啃老本”不就行了？但李景端却“异想天开”，说动了萧乾和文杰若夫妇翻译被称为“天书”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还有钱锺书夫妇、冯亦代、戈宝权、卞之琳等大家，他们和李景端本来素昧平生，是《译林》让李景端和这些大咖有了交往，有的甚至成了终身的挚友。在书中，李景端还有专门的篇幅，敘述在退休后，如何替老翻译家打维权官司，甚至不惜为之上法庭，以及热心翻译打假；为刊号被挪用的《出版史料》重新争取到新的刊号；为面临被拆的林纾故居，呼吁奔走得以保住这所古建筑等等，以至被人称为“古道热肠”，“爱管闲事的热心人”。

译林社1989年建社头一年，盈利4.89万元。发展到2016年，全年实现利润1亿元，2017年，仍维持盈利近9000万元，连续8年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总体经济规模首位。译林社的发展，缘于《译林》杂志带来的品牌效应。“译林”这两个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成为一种优质翻译的符号。作为开拓者的李景端，与一代代后继译林人一起，继续着译林前进的传奇故事。

（作者系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办副主任）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