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初版于1957年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部屡屡重印、畅销不衰的经典之作，已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在探求中世纪政治神学之谜方面指引了几代学人，甚至被誉为中世纪政治思想史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此书。该社在策划出版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做出了何种努力？其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百道网采访了该书译者尹景旺以及责任编辑董汉玲。

《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的作者恩斯特·H.坎托洛维奇是20世纪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他深入中世纪追溯了“国王的两个身体”——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所造成的历史悖论：国王的自然身体使国王如常人一样，不免生老病死；而国王的政治身体或灵性身体却超凡脱俗，充任国王职位的象征，享有统治的神圣大权。“两个身体”的概念让君主制就算在君主死亡后仍保有连续性，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国王死了，国王永生”这句葬仪用语。

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简称“沪社科社”）再版此书。沪社科社在策划出版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做出了何种努力？其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百道网采访了该书译者尹景旺以及责任编辑董汉玲。

慢工出细活，恒心打造第二部中译本

沪社科社出版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二部中译本。但事实上，沪社科社拿到版权的时间和译者动手翻译的时间都早于2015年。“之所以迟至2020年才出版，主要考虑到这是一部有关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社里一直把这部著作作为重点书来打造，从挑选译者、策划导读到封面设计，都是按高要求来做的。”董汉玲语重心长道。

《国王的两个身体》涉及的语言不下7种，注释中不仅有大量拉丁文、希腊文这样的古典语言，而且涉及的学科有哲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甚至还有像古币学、纹章学这样的考古艺术门类知识。因此，对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要求非常高。据董汉玲介绍，译者为了尽量做到准确流畅，前后作了十余次反复校对，期间参照了6种其他语言译本。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各语种译者的学术背景有所不同，在上述众多知识领域的翻译上也相应会各有千秋。比如，日译本译者小林公在罗马法和法哲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对注释中大量拉丁文法学内容的翻译给予了该书翻译工作很大的帮助，俄译本译者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背景，在相关内容的翻译上更为准确。

亚努斯·古迪安博士撰写的导读，也是沪社科社中译本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古迪安博士，任职于坎托洛维奇曾经执教过的法兰克福大学，2014年在德国出版过坎托洛维奇的传记，他为沪社科社译本撰写的导读基于自己最新研究项目“坎托洛维奇书信集评注”。而导读的译者揭玺，目前正从事坎托洛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接受史的研究，其研究专长和扎实的德语功底很好地保留了导读的原汁原味。

一个译者承担全书所有语言的翻译，以此来保证正文和注释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花费些心思寻找到真正的坎托洛维奇专家，为读者献上一篇具有国际前沿视野的优秀导读；邀请最美图书设计师将经典之作以最好的面目呈现出来，并以高清晰的图片和优化排版让读者在网易云阅读、多看阅读和京东电子书等平台上有更好的阅读体验。这样一些慢工打磨的想法和做法，的确让出版进度有所延迟，但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可以说，这些细活正是我们译本的特别之处。当然，所有我们美好初衷的成效，最终都应该交由读者来评判。”对于积年累月且又细腻流长的翻译工作，译者尹景旺感慨万端。

对话译者，深度剖析“国王”之政治意涵

该书名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字面上主要是与“国王”单个人有关。但为沪社科社中译本撰写导读的亚努斯·古迪安博士认为：坎托洛维奇写作《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为了共同体和人民，而不是为了单个人与日俱增的影响。

对此，尹景旺认为，古迪安博士的上述观点是基于他目前的坎托洛维奇书信集研究项目成果提出的。一般学界意见认为，坎托洛维奇在《国王的两个身体》当中很少摆出自己的立场，几乎看不出他的政治主张。存在一些对他与施密特在政治神学方面关联的过度解读，国内外这种评论文章比较多，近来，勒纳（R.Lerner）在他的坎托洛维奇传记中已驳斥了这种流俗看法，“坎托洛维奇未曾想过要与施密特对话或在观念形态上对其有所引鉴。施密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没有出现在坎托洛维奇所发表或出版的任何别的著述中，也没有出现在他上千封书信的任何一封中。一些评注者就不要再继续这种臆想的关联性了”。

坎托洛维奇在纳粹德国遭到迫害后来到美国之后，坎坷的政治经历和新的政治环境，迫使他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尝试减弱《皇帝腓特烈二世传》给人留下的帝权派印象，“国王”或“皇帝”已不再是他的关切点。如古迪安的导读所言，他在《皇帝腓特烈二世传》与《国王的两个身体》之间的大空位研究计划，是从“国王”转向“共同体和人民”的重要阶段。虽然没有明言，但他书中所关注的连续性、空位期及英美法中的拟制等问题，尤其是他的一些书信，可以逐步揭示出他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的这种政治意涵。

“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这是西方现代早期西塞罗共和传统复兴后一句影响非常大的格言，但人民的利益很容易被君主或国家的意志取代而进入国家理性传统。坎托洛维奇很清楚这一点。“国家理性”从最初意大利的“大公的利益”到法国、德国发展出来的国家主义，要么过于强调君主与共同体或国家利益的一致，要么让君主和国家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导致让社会秩序面临中断或暴毙的空位期、滥用紧急状态权力，让社会动荡，甚至陷国家于内战。因此，秩序的连续性才是重要的。从福蒂斯丘到梅特兰的英国法律思想资源中，坎托洛维奇看到了英国普通法的这个优势。1934年拒绝效忠希特勒到1950年前后抵制麦卡锡主义，正是他大空位研究计划和理念最好的实践写照。

尹景旺强调，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是靠层出不穷的新拟制来维系的。“坎托洛维奇对英国政治法律思想中的拟制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虽然这种拟制在边沁那里是作为普通法和霍布斯的附带无而被重点批判的，我们仍愿意相信，在执着于社会秩序这一点上，毋宁说他与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所推崇的休谟和斯密的理念更为接近，即以法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来推动社会繁荣，从而确保秩序的连续性。”也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为了共同体和人民，而不是为了单个人与日俱增的影响。

翻译、设计原汁原味还原中世纪风格

该书译者前后历时10年，参照了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译本。故此，这部作品涉及很多语言，且注释部分有很多拉丁文内容是15、16世纪注释法学派的，而这些著作目前在国内很难找到，更不用说他们的中译本，因此这些内容的翻译是最棘手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经常发现日译本和俄译本的翻译存在不同之处，原因既有古典语言自身的语法灵活性，也有译者各自背景知识的差异。事实上，正文里也是如此，坎托洛维奇写作此书时追求高度修辞的笔法，使得一些句子在各个译本中会有不同理解，这种情况出现时，译者通常会以译者注形式记录下来，并尽量客观地呈现出这些有争议的地方。此外，《国王的两个身体》所重点涉及的一些国内没有的文献，沪社科社也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尽量对作者引述内容不作断章取义理解。“可以说，我们译本在原作里有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的地方，几乎都加上了译者注，这对于翻译一部经典之作应该是很有必要的。”责编董汉玲说。

作为一个编辑，最幸福的莫过于你所选的一本好书遇到了一个好的译者。谈及与译者尹景旺的合作，董汉玲欣喜地表示：“我们很庆幸，因为我们这本书遇到了它‘命中注定’的译者，每每在和译者沟通交流中，这种体会便会增多一分。尹景旺老师对译作高度负责、严谨、认真的态度，常常让我感佩不已。在此，我们要真诚地跟他说一声‘谢谢！’”

该书主要讨论中世纪政治神学，沪社科社在编辑设计方面也是尽善尽美地精心制作以呈现这一背景。据董汉玲介绍，封面和扉页上选取的两幅图片均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的，封面上安布罗焦的壁画《良政》作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扉页上是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金币图，这两者之间的时代跨度差不多正好是中世纪，所以还是有一些设计意涵的。编辑团队请了著名的设计师周伟伟为其设计封面，前后历时也两年有余，几易其稿，最后周伟伟选用“国王”英文的首字母K，赋予其彩绘玻璃和镶嵌画的感觉，而这也与该书的副标题“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相当契合。

（本文编辑：锦江；编助：黄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