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日前，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的第一场沙龙“翻译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福州无用空间举行。姜鸣、唐建光、郑庆寰三位主讲嘉宾围绕“福州翻译家群体”及翻译西书带来的全新政治理念、价值观、文化思想和对西方的认识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无用空间、新京报·文化客厅、新译科技主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的第一场沙龙“翻译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福州无用空间举行。

三位主讲嘉宾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姜鸣，《看历史》杂志创刊主编和新历史合作社创始人唐建光，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他们围绕“福州翻译家群体”及翻译西书带来的全新政治理念、价值观、文化思想和对西方的认识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姜鸣在讨论时，先介绍了中国翻译西方书籍的历史。最开始中国的近代翻译，是由学了中文的西方人将西方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到了19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了比较重要的两个洋务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其中江南机器制造局有一个艺术馆，专门翻译西学的著作，著作主要以技术、军事、国际法的内容为主。

而作为华语西书出版的重要源头之一的福建船政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具有外语水平（主要是英语和法语水平）的留学归来的翻译人员，形成了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一支翻译力量。福建船政的精英们凭借自身底蕴，直接译书，他们往往集翻译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

论坛上，姜鸣还重点介绍了梁鸣谦、陈季同、严复、林纾的个人经历、译作特点。其中，梁鸣谦率先在船政编纂“技术用语和机器设备”，规范定立译文规范；陈季同则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别是法文造诣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著、译了7种法文书，是最早的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翻译成外文推介到国际上去的重要学者。

在姜鸣看来，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他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是他对中国社会需要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触动来冲击，以及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回应。

唐建光在讲座中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翻译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当时主要是传教士意欲将基督教传到中国，即中西方文化的初步接触。第二个阶段是清朝中期，即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西方日益兴起的近代外交体系发生了碰撞。而第三阶段，即清朝末期被迫面对西方势力时，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开始注重翻译的重要性，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发起洋务运动，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翻译机构，催生了《万国公法》（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天演论》（严复译），乃至《巴黎茶花女》（林纾译）这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唐建光认为，如果说严复的翻译作品带来了思想层面上的解放，那么林纾的译著则引发了中国人心智上的重大改变。从《巴黎茶花女》到后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作品的翻译，给当时竭尽全力挣脱封建制度束缚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强烈震撼，也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近代翻译的发展，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思想和文学方面的重大变革。

在沙龙中郑庆寰指出，中国社会的翻译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翻译阶段。由于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沟通都是通过翻译机构进行的。第二阶段是从东汉开始到唐宋，对佛经、佛教经典内容的翻译阶段。第三阶段是从明代中叶即航海大发现开始，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翻译西学的阶段。

郑庆寰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和“历史性”。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翻译。

（责编：肖歌；编助：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