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亚当夏娃浮沉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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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莎士比亚研究学者、作家，也是哈佛大学约翰•科根的校级教授，还是《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主编。格林布拉特曾经获得梅隆杰出人文学者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著有已由甲骨文推出的中文版《大转向》、《莎士比亚的自由》等知名作品。

全书共十四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十四章，主要讲述了达尔文提出“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并长期耐心地收集数据证实这个理论。

达尔文主义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非互不相容，但它与对亚当和夏娃的信仰肯定是互不相容的。

1859年，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中就已经公开了他的进化论学说，这本书面向的是非专业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故意把人类排除在书中所讨论的众多物种之外。他相信《物种起源》的读者终归能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并没有打算把这些结论白纸黑字地印出来。

达尔文深知其同代人的接受能力，所以尽量低调处理他在科学发现上的大胆猜测，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揭示这一发现的全部内涵。因此，很多当时的读者在阅读时，既觉得物竞天择的原理可信，同时又认为人类是得到了豁免权的，可以不受这种原理的支配和控制。

直到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这部著作的序言中才说出来，多年来他一直在记有关人类起源的笔记，却从没有过以这一主题出版的意图，相反他下定决心不出版，因为一旦出版只会导致人们对他的观点怀有更多的偏见。

所以，后来即使达尔文努力说服自己，但在将他的著作公之于世时，他仍然小心翼翼，对创世、伊甸园和人类堕落等圣经故事均只字未提，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理论已经彻底颠覆了圣经宣称的事实。

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这本书出版之后，达尔文将自己的理论和盘托出：他相信，凭着他搜集到的大量证据，可以推导出人类同样受到演化原理的支配，而且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会使人们联想到，我们这个物种有可能起源于两个堪称完美楷模、刚被创造出来不久就生活在天堂般的花园里的人类。

毫无疑问，达尔文的追随者们跟他一样，已经从他耐心收集的大量数据，以及他用以说明这些数据所代表意义的总体理论中得出了结论：人类并没有得到什么豁免权。

乐园不是消失了，而是从未存在过。人类并非起源于什么和平王国，我们的祖先从未拥有过完美的健康与富足，那种远离竞争、痛苦和死亡的生活也从未真实存在过。人们也有过丰衣足食的好年景，但是好景不长，何况我们最遥远的祖先又总是不得不与其他物种共同争夺这些上天的恩赐。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被一次性创造出来的。在长成为现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灵长类动物之前，我们其实是经历过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从某种已经灭绝的早期人类进化而来。现代的人类具有鲜明的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语言、道德意识和推理能力。但达尔文坚持认为，这些特征只是在程度上与那些跟我们关系密切的生物的特征有所区别，而不是在性质上。

即便亚当和夏娃的名字没有在书中的任何一个章节中出现，他的进化论还是给《创世记》中关于人类起源的描述带来了严重冲击，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例如人类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必须痛苦地去辛勤劳作以生存和繁衍后代？我们为什么要承受痛苦、遭遇死亡？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创世记》的阐释者们，尤其是奥古斯丁之后的阐释者们，解释说是罪有应得，是人类祖先的原罪使然，是我们失去伊甸园的恶果。

例如，按照圣经所说，从早期人类翻掘泥土寻找植物块茎作为食物，到后来农业革命之后开始培养、种植和收获粮食，为了温饱无休止地辛苦劳作，都是因原罪而遭遇的惩罚；又比如，《创世记》的作者们认为，人类女性分娩时所经历的痛苦是罪恶的夏娃应该遭受的诅咒之一。

可在达尔文看来，伊甸园根本就不存在。分娩之痛其实就是生物学上一场成功的交换，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人类拥有异常大的大脑，能够开发出一系列技能，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有我们人类的这些生存技能和特征，也并非因为违背上帝而遭到的惩罚，而是随机应变和长时间积累所带来的基本的、具有生命意义的天赋，是人类在数万年里成功适应世界环境变化的生活痕迹。

对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坚持信仰的人们严厉地斥责他玷污了我们的祖先，并且称乎他为“猿人”。

但是达尔文的立场非常坚定，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祖先可能是一只英勇的小猴子，他不畏强敌保护自己的主人；也可能是一只老狒狒，他下山来在一群虎视眈眈的恶犬的注视之下成功带走自己年轻的伙伴；我也可能是一个野人的后裔，他以虐待敌人为乐，为献祭屠宰生灵，残忍地杀戮婴儿，奴役自己的妻子，不知廉耻，野蛮迷信。”

他的回答大胆地坚持人类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然而，这一思想与在维多利亚时代早已根深蒂固的人类文化等级观念结合在了一起，从此成为进化论生物学家的梦魇。

因为达尔文的总体视野缺乏一个情节、一种美学形式，而人类需要故事，所以人们总是一再试图将这样或那样的情节强加给达尔文的理论。有一些人将“适者生存”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市场竞争的缩写，还有一些人在达尔文的堂兄弗朗西斯·高尔顿的带领下，认为通过除掉不满足条件的个体来完善人类的优生学是合理的，而且这种罪恶阴险的优生学在纳粹主义者身上有过恶魔般的体现。

所有这些，以及与达尔文主义主题相关的每一种变体，都被证实是对达尔文的背叛，是对大量科学证据的致命扭曲。事实上，“适者生存”不需要与竞争发生任何联系，更不会与特定的经济体系或战争发生什么关联，遗传学并没有强调把“种族”观念作为进化的原则，而恰恰相反，它弱化了这种观念。

然而，在达尔文年老之后，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也是非常疑虑。尽管他的想象力可能是由《失乐园》和《亨利四世》塑造的，也可能是由他所喜爱的绘画和音乐塑造的，但当那个惊人的进化理论在他的大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之后，他便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工作，不断地积累证据并评估其重要性。他说：“我的大脑似乎变成了一台机器，把大量的事实打磨成一般规律，可是为什么这竟然会引起主管高端品位的那部分大脑的萎缩，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对于这个困扰达尔文的问题，作者也觉得无法回答。或者，这个问题又会引发我们对亚当和夏娃这个故事进行重新思考。或者说，它们仍然以一种强大甚至不可或缺的方式，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纯真、诱惑和道德选择，思考怎样才是对心爱伴侣的忠诚，思考应如何对待工作、性和死亡。实际上，它们同样也是人类的责任和弱点无法忘怀的体现，是一种特别的、强烈的、神奇的现实，具有文学生命。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亚当夏娃浮沉录》。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