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从1980年初以编辑的身份入职香港商务印书馆，到2013年以董事长之职退休，陈万雄先一生服务于文化事业。他强调出版人既是观察者、思考者，也是行动者，要坚守价值，创新求变。盲目随大流、没有价值的书宁可不做。

4月16日下午，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请联合出版集团前总裁、香港商务印书馆前董事长、出版家、学者陈万雄博士作了以“出版物的背后：策略与策划——由我的编辑出版经验说起”为题的在线＋线下分享会。陈先生的讲座充满激情，启人深思，为商务同事“启路求新”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讲座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毛永波先生主持。他介绍说，商务自1914年设立香港分馆，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陈万雄先生主持工作的时代，奠定了香港商务延续至今的地位、定位与愿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李家驹先生、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于克凌先生以及香港、深圳、北京、广州等地的同事集体参与，共同聆听陈万雄先生过去30余年在商务的工作心得和出版“秘诀”。

捕捉潮流，顺势勇为
——出版人要有基于科学分析的胆略

陈万雄先生从1980年初以编辑的身份入职香港商务印书馆，先后任总编辑、总经理直到2013年以董事长之职退休，一生服务于文化事业，是名副其实的“商务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商务的工作是我一生的工作，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非常值得，不枉此生。”80年代，是香港传统出版转型为现代出版业的关键时期，香港商务顺势勇为，“开拓新板块，重新出发”，成为香港出版业的最佳范例。

作为出版人，陈先生可谓硕果累累。从初期的一位编辑“升级”为出版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陈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分享了个中奥妙：编辑需要埋身于案头工作，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拥有独立处理文稿的能力，至少需要3年的锻炼。成为一名出版人，则必须要有出色的观察、思考、策划、营销能力，并能勇于决断。

陈先生强调，出版人首先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时代潮流与需求，是商务开拓出版新板块的根本灵感来源。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小企业迎来蓬勃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市场上的经管类图书大多是英文书，香港商务率先出版中文经管图书，开创先河，领先于两岸三地。同时，香港是一个以法治闻名的城市，法律的日常运用极为频繁，但英文法律图书较为艰深，受众窄。因应这种情况，商务又推出了香港法律界人士用中文撰写的法律读物，包括《香港法律十八讲》《香港日用法律大全》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时，整个世界都开始重视美术设计与装饰，香港商务亦率先在香港出版美术设计类图书。王无邪、梁巨廷、靳埭强等大师级设计师，最初都在香港商务出版自己的著作。这类图书跟随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的教育趋势，声名远扬。

80年代，世界对于中国的好奇也愈发浓厚，极为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开启了香港商务出版大型艺术、历史画册的传统。该书的出版，是改革开放之初华文世界最为轰动的出版事件之一。此后香港商务出版的《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更是闻名世界，并由世界顶尖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外文版。此三本经典，直到今日也无出其右者，生命力常在。其后推出的皇皇60卷《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及26卷《敦煌石窟全集》两套巨著，对于中国文明精华的保存与发扬，有巨大的功劳，成为香港商务的文化名片。

陈万雄先生（左一）与故宫专家商议《紫禁城宫殿》定稿

到了90年代，香港商务再次敏锐捕捉潮流，在电子出版和信息化建设上领先一步，推出了《汉语大词典》光盘版；独立开发了中文辞书数据库；建立了书店的网上平台www.cp1897.com.hk ，引入SAP系统进行现代化管理，开始使用计算机编辑、处理稿件......种种举措，不仅领先于内地、台湾和香港出版业，有的甚至领先于日本。而这些成果，香港商务延用至今。

陈万雄先生在《汉语大词典》光盘1.0版发行仪式上致辞

以上具有开拓性的出版物和开创性的做法，成本很高。商务80年代从香港专门聘请摄影师到北京工作拍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支付的工资一天即达数百元。《中国本草图录》（共12卷）收录了学者们从全国各地、历时多年拍摄的中医本草植物图片，以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类、说明，是一部史无前例、价值非凡的巨型丛书。由于内容过于专业，成本巨大。陈先生坦言，选题论证时，对于“赚钱”毫无把握，但对于“不亏钱”却有信心。时任香港商务总经理的李祖泽先生听毕，立时拍案决定：“咁伟大的书，唔使蚀钱，点解唔做？（这么伟大的书，又不用赔钱，为什么不做？）”

商务人就是这样，通过观察时代潮流，把握社会需求，经过科学分析之后，勇于决断，并积极付诸实践，才创造了香港出版史上辉煌的篇章。

坚守价值，创新求变
——出版人要有出于文化使命的担当

文化价值是出版物的生命，但出版社亦需生存。陈万雄先生以《中国本草图录》为例，向大家分享了他如何以文化价值实现图书的经济效益。

陈先生感言，李祖泽先生与他自己敢于冒险出版这套巨著，“因为我们是商务，只要这本书在文化上有价值，我们就敢尝试”。但他们绝不是出版之后就置诸高阁，而是花了相当多的心思在市场推广策略上。其中对于读者群的把握，尤其体现出其缜密的思考与独到的商业意识。

1982年，陈万雄先生为编撰《中国本草图录》进行实地考察

陈先生认为，首先愿意购买该套书的并非中医，而是西医。《中国本草图录》全套定价4700港币（几乎是当时普通人的月薪），当时的香港中医每单诊费不过二三十元，但西医已经成百上千，单从经济能力而论，西医已经超过中医。此外，虽然中西医学有别，但毕竟身处香港，西医对于中国医药传统的了解同样是需要的，诊室内摆放一套图录，亦是必要的装饰。最重要的是，西医对药品、药性的科学分析，其实与中医并无本质区别。因此，陈先生建议市场部同事对西医群体进行了重点宣传，在该书在出版前的预定期间，即售出超过1200套（香港当时人口只有约400万）！

这样的价值坚守，来自于商务自创建以来的文化使命。秉持着这样的信念，陈先生又和同事们陆续推出了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的毕生心血总结之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陈从周的《梓室余墨》等等。

追踪潮流，不是跟风，而是要跟随社会大趋势。坚守使命，不是守旧，而是要不断创新求变。陈万雄先生一直坚信，出版是一个全流程都需要创意、创新的产业。

80年代，在香港中学改制的大背景下，商务看准学生重视英文考试的需求，推出体量小、精简便利的“英语精要丛书”，广受学生欢迎。很快一些出版社也推出了类似产品。陈先生深知，要从根本上提高英文水平，阅读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功夫，因此商务又推出表面目的与“精要丛书”相反的“读名著学英语”系列，以求令学子熏习其中，获得滋养。这些产品，明显有异于当时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社的产品，长销不衰。

面对牛津、朗文等在英语出版物上的攻势，陈先生和同事们自知有先天上的不足。于是，他决定找一家在英美有总公司、又有国际知名度的语言工具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图书，“柯林斯Collins系列”就这样诞生了，一举奠定了香港商务在中、英文工具书及语言学习读物上的江湖地位。

陈先生的讲座精彩纷呈，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在问答环节，陈先生强调出版是一项需要创意、创新的工作，盲目随大流的、没有价值的书宁可不做。出版人虽不是思想家，却是文化思潮、周遭现象的深刻思考者；虽不是社会学家，却是社会趋势的密切观察者。“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对出版人品质的贴切形容。他还勉励年轻的商务同事，作为出版从业者，要清晰地了解公司的出版传统、定位、优势和条件，要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市场的操作能力，这样才能成为一本书乃至一套书的成功的“项目经理”。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李家驹先生做了总结发言。他对于陈先生百忙之中精心准备此次分享会表示由衷感谢，再次强调陈先生的出版创新精神和出版人作为观察者、思考者、行动者的角色，鼓励全体仝人再接再厉，在集团和董事会的支持下，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未来五年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启路求新，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