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本文为作者贺喜为本书所作序，道出了本书出版的过程，以及为本书付出精力、汗水的人，表达对前辈学者的致敬。

两年前，中西书局的编辑伍珺涵女士对我说，希望能出版本书的中文版。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这也是我们的期待。本书的作者都一致同意和支持这一计划。这本书经历了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世界的曲折路线。它的这一历程，说明了我们正在两个世界传递声音，我们也恰恰感受到在两个文化背景之中往来之困难。

本书每一章都在反思文字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形塑历史中的复杂角色。每一章都尽量透过有限的文字了解在文字中失势者的历史，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人类学学者的努力所在，务求通过文字以及建筑、图像、仪式等非文字的文本从水上人的观点记录他们的处境，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水上人上岸定居的长时段历史。

2016年我们在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系列丛书（“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series）中的一种，整套丛书希望将我们卓越计划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为母语的学者的研究介绍给英语学术世界的读者。因此在编写的时候，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在遥远的国度，人们如何可以明白千万里之外的疍歌渔火、水上人家。在叙述上，我们进行了许多铺垫，尽量打通时空和历史背景的区隔。

没有想到，当我们试图把英文的文章转成中文的时候，再一次经历了通过文字沟通两个世界的种种困难！珺涵提议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原本我们打算出版翻译版。珺涵也请专人翻译了初稿。翻阅译稿以后，我们发现本就浮动而漂流的社会经过多次的转述而愈加斑驳。文字的力量在于方便作者透过读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演绎某些经验与理解。写给英文世界的书籍，未必适用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译稿难以精确表达出作者们的学术思想，亦难以全然地显示出中文的优雅畅达。与中文世界的读者讨论中国历史，我们没有语文的隔膜，可以更具体地透过原来的词汇、引文甚至地方语音进行讨论，可以比用英文书写的文章更加深入。我们感谢译者的工作，这并非译者的责任；而是当我们在面对不同读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撰写不同的书。

于是我们再与珺涵商量，还是想出版中文版，而不是翻译版。这一决定同样得到珺涵的理解，也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响应。我们特意去函劳特里奇出版社，说明我们关于中文版的设想，他们表示同意并非常支持。呈现给大家的这本书，是我们面对中英文世界的试探与努力。

这本书的形成经历了多次会议、工作坊、田野调查，它不是论文集，而是我们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成果。我和科老师，与团队的成员一起，在不同的时间，走访了微山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的海岸，在深刻理解彼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与整合，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景。用回熟悉的语言，寻求读者的共情。

在英文版出版后，《澎湃新闻》委托刘诗古老师对科老师和我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访谈。诗古从读者，同时也是研究者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了提问，既针对书中观点，也包括科老师和我的研究经历。我们将这个访谈加入中文版中，作为对于英文版意犹未尽处的补充。在编辑过程中，有若干文章已经发表于其他刊物，我们再一次和作者确认，征得同意。在该文章的文末，亦会加以说明。

水上人研究团队还包括刘志伟、廖迪生、赵世瑜、曹树基、张侃、徐斌、陈瑶、李敏等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与我们分享和讨论，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研究还得到了林敬智、潘威等老师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在华南史研究领域，几代学者都在面对如何从水上看中国的议题，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提出了水上人上岸以后社会演变的问题，我也曾翻阅过华德英（Barbara Ward）老师留下的关于渔船机械化的未竟书稿。在三角洲流域以及文中涉及的所有湖区，水陆消长、沧海桑田就是日常。变化永不止息。水网将人、物与土地连接在一起，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这本小书，也是对于前辈学者的致敬。

（责编：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