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包括商周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秦汉简帛文字等，出土文献主要是指新发现的以古文字记录的文献资料，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素称难学难治，有“冷门绝学”一说。

2024年5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13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编撰而成的120万字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专业研究生教材，理念新颖、框架完备、教学相宜，它的出版填补了长期以来该领域缺少综合性、系统性教材的空白，集中体现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三代学人数十年的学术积淀及教书育人的实践经验。

教材建设是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这部教材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坚持‘有组织科研’打造的一个精品，致力成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从入门到专业的‘学习宝典’，从专业到专精的‘参考秘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随着这部教材的出版，古文字专业人才培养将登上新的台阶。

2020年1月，教育部明确古文字学被纳入“强基计划”，配合课程建设和教学需求，组织编写高质量专业教材势在必行。同年5月，中西书局编辑团队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讨会商系列教材编纂出版工作，双方决定首先启动研究生教材的编写。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复旦大学入选首批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建设单位，教材的编撰也被纳入“古文字工程”建设项目，这又为工作的顺利推进添了一把火。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在内部进一步研讨构思的基础上，迅速组织多位专家学者投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的编写。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包括古文字考释、古文字与上古音、古文字与古汉语词汇、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整理、古文字工具书与数字化资源等五大专题，这些是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者所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下编为“文选”，按书写载体和时代分类，涉及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简帛、秦汉简帛、战国秦汉金文、玺印封泥陶文及其他文字等，每一类选取若干原始材料进行读解，该部分既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对象的概览，也可视为上编所论知识和方法的运用案例。

刘钊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曾表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有两个编撰理念，一方面注重经典性、前沿性、创新性。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立足学术前沿，充分展现半个多世纪来的新材料，反映本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与时俱进，专设《古文字工具书与数字化资源》一章，并为后续修订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注重基础性、渐进性、扩展性。化繁为简、变难为易，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下编各类专设“概论”，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文选”分成有注释与无注释（白文）两种，以便读者从入门到进阶，皆有所得；选取的资料可以是有难度的，但注释分析尽量追求浅显易懂；以选读的资料或某一个知识点为中心，扩展各类相关知识和研究领域。

据了解，“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材系列”将一体规划、有序展开，面向中小学生的通识读物、“强基计划”古文字方向细化教材的编写工作等也已提上日程，最终形成“低、中、高”协同、“点、线、面”结合的编撰出版格局，为古文字专业教学、人才培养注入蓬勃动力。

学术出版，编辑应身在其中练好内功

中西书局2010年重组成立伊始，即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作为书局重要的出版方向，结合重大出版项目，例如“清华简”和“肩水金关汉简”等“简”类新出材料整理刊布和《初识清华简》《老子今研》等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版，编辑团队主动对接各学术机构和研究团队，持续跟踪学科发展，掌握分析重要学术信息，积极配合作者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学术出版，编辑首先要努力做到置身事内、身在其中，自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如此才能有所作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材系列”项目的实施也说明了这一点。当中西书局主动提出编写教材的建议时，立马得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高度认可和全力支持，正可谓不谋而合、一拍即合，项目最终在刘钊教授的统筹规划、强力推进之下，13位专家学者历经四年完成了这部上百万字的教材巨著。

在秦志华社长看来，出版社若要在学术出版领域争取更多的优质资源，更大的话语权，更深的介入度，编辑人员练好学术内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学术出版，是作者、读者和编辑共同的事业

中西书局在原百家出版社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通过持续努力，形成了全新的出版定位，成为一家具有“专、精、特”鲜明个性与特色的出版机构，先后承担国家“五年”规划项目四十余项。2023年8月9日，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2023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支持项目（第一批）名单，《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成功入选了成果资助类（第一批）新闻出版项目。

秦志华社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得到资助是对中西书局项目的肯定。之所以能够入选，首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对古文献、古文字等学科的重视。其次，这本书的规模体量和作者团队有独到之处，对于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来说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上海目前正在着力打造简牍类出土文献的出版高地。当然，出版社更希望该教材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该教材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一个月内已连续加印。一般来说，教材类图书很少会出现在新媒体平台上。但是却有很多读者购买了该教材后，在小红书等APP上“晒”出来，分享他们的拆箱、翻书心得，发表对书的评价，以及购书的体验反馈等。对此，秦志华社长也感到非常意外。“像这样的网络互动，对于专业出版社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现在不管是Z世代还是更年轻的读者，都会在新媒体平台上关注我们，还跟我们互动。这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专业内容的出圈、跨界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关于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重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总编辑张荣认为主要原因是实现了“需求、作者、作品”三者的有机统一。学术出版应坚持以作者为主体、专家为主导，出版社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协调管理和配合服务工作。当然，做好协调管理、审校加工，也需要编辑人员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 。该教材从启动到出版，历时四年多，张荣表示，“对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教材来说，四年多时间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高效率的”，但实际操作上，集体项目的过程管理对编辑人员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一本书出版，势必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出版人要切实以目标为导向，更有韧性地推动项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