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７月出版的《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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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在一般观念中，金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它把社会关系简化为冷漠疏离的金钱关系。在本书中，作者质疑这种观念，并且说明了人们如何发明自己的货币，如何以各种让经济学家困惑的方式，为金钱指定用途，又如何改变自己的消费和储蓄的过程。书中，通过研究资金的流动、礼物的赠予和慈善捐助，展现了个人、企业和政府如何为金钱赋予社会意义。

全书共７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４章的“危险的现金”，１９世纪时，美国的一些慈善协会认为，救济穷人时，发放现金是危险的。那么，当时的慈善协会，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方式？为什么认为发放现金是危险的？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１８３４年，在美国波士顿这座城市，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问题，有关各方成立了波士顿慈善协会。协会在第一年的年度报告中，特别说明，救济不会发放金钱，而是发放生活必需品。９年以后，纽约改善穷人状况联合会在第一份声明中，也同样把救济的范畴，限制为生活必需品。除非经过该协会的咨询委员会授权，否则，访问员们不能直接把钱给穷人。

一些报告表明，在１９世纪早期，现金救济的形式可能并不那么令人不安。例如，直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纽约、巴尔的摩 和波士顿，显然都在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养老金。

然而，在１８２８年，费城新的济贫法实质上废除了现金救济。１８３５年，在一所新的济贫院开办后，公共的现金救济就被该州的法律明令禁止；救济被完全限制在燃料、食品、衣物、药品和医疗服务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私人慈善机构也逐渐把救济形式转向实物，它们会分配食品、衣物或者医药服务，而不是现金。事实上，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５４年，在费城新成立的许多慈善机构，无一例外都不再救济现金。

在美国，各个城市组建的这些私人慈善机构，重新设定了１９世纪早期应对贫困的方式。他们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无差别的施舍，会使穷人原本就薄弱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恶化，最终会创造出一个懒惰的依靠救济度日的阶层，这些人通常会依赖成瘾，而且满嘴谎言。因此，救济不仅需要节俭，而且还要仔细地做到有针对性。

纽约改善穷人状况联合会组织了一批志愿访问员，他们的职责是进入穷人的家中，调查穷人的生活需求。然而，他们的新任务却是提供道德建议，而不是物质救济。这个联合会认为，最好是给予穷人最不容易被质疑会滥用的东西，也就是食物、衣服或者燃料，而不是金钱。

尽管此前的慈善机构对物质救济都这样谨慎，但是，到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早期，有的慈善机构还是采取了主要分派救济金的做法，只是这种做法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这种做法已经背弃了重建穷人道德品质的初衷。实际上，精心设计的救济方案，已经重新堕落为不负责任的施舍。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慈善协会，被有意地组建为协调与调查机构，而不是救济协会。他们的“友好访问员”会在道德重构的技巧方面得到培训；培训者会向他们展示，如何“调查贫困，并通过友好的指导和同情去消除贫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救济。提供“施舍”最终只会毁掉他们的使命。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慈善组织协会偶尔也会向穷人提供少量的现金，由此违反了他们严格的咨询角色。虽然他们的指导手册清楚明白地禁止访问员“凭一时冲动给予救济”，然而，他们仍然有权把穷人介绍到合适的救济机构。

到１９世纪末，在美国各地，公共的现金救济都变得十分少见。１８９７年，一份救济分配的报告显示，在美国６４个主要城市中，只有１４个城市提供现金津贴，而且数额非常小。

也是在１８９７年，一项关于美国济贫法的调查指出，以实物形式给予救济，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不成文的法律。一些人还建议，直接把现金救济定为非法行为。例如，１８９３年，明尼苏达州就做出了这样的法律规定。

慈善机构这样担忧现金救济，但却很少担心衣物、食品或者燃料方面的救济，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对现金的不安情绪，部分是因为１９世纪早期，美国城市中穷人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也是因为城市中隐匿真实姓名的穷人越来越多，更糟糕的是移民臭名昭著的酗酒问题。慈善工作者们怎样才能了解救济资金是如何被花出去的呢？更具体地说，当他们发现，获得救济的人通过酗酒或者赌博，大肆挥霍他们的金钱时，这些慈善工作者要如何制止他们？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依赖于现金形式的薪水，与此同时，薪水也逐渐变为按照工作时长和努力来支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迫切需要区分不劳而获的金钱与劳动所得。慈善工作者也十分担忧，穷人们会更青睐于慈善收入，而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

据估计，那些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的穷人，很快就会把救济所得，当成正当的收入。在１８９０年的全国慈善与修正大会上，一名发言者说，如果我们还记得挣一美元要付出多少辛劳。再想想同样的一美元，被多么随意地到处乱给，这样一来，答案似乎就很明显了，我们还需要问为什么那么多人经不起救济的诱惑吗？

现代意义上的现金给慈善工作者带来了另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货币在道德上是中立的，那么，它怎样才能被用来重建受助者的道德生活呢？怎样才能保证，慈善资金一旦进了穷人们的口袋里，不会变成堕落的资金，不会被用于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危险的支出呢？户外救济的反对者们宣称，那些软弱的、懒惰的人，甚至是骗子们的金钱，会被用于谋求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做法是不安全的、浪费的、不明智的。更安全的做法，是让他们远离现金。的确，一份有关失业救济的研究指出，在１８９３年至１８９７年的经济萧条期间，相比于现金，私人的社会机构更经常分发衣物、燃料和食品，因为他们担心，现金可能会被乱花。

对穷人的不信任还不止这些。实际上，慈善工作者通常认为，穷人极度贫困，是因为他们肆意挥霍，或者是经济上不加节制。在《慈善组织手册》一书中，作者汉弗莱斯·格廷坚持认为，如果穷人不能把他们每周的收入，进行有利可图的处置，那么，就没有必要给予施舍。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手册中解释说，穷人们从来都不会理解积少成多的力量。习惯上，他们普遍不会留意开销。

如果说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都是经济上的不称职的人，那么，那些靠救济度日的人，就都是腐化堕落的理财家，任何现金救济，都必然会被用来“挥霍和酗酒”。例如，１８４４年，弗吉尼亚州斯丹顿市的救济监督人员说，他们之所以很少分配现金，是为了提防靠救济度日的穷人们挥霍无度。在１９世纪的多数时间里，“酒钱”都会受到特别的质疑。似乎穷人都难以拒绝酒吧的诱惑，因此，即便拿到了救济金，他们也会挥霍，从而让自己的家庭再度陷入贫困之中。

《慈善评论》杂志上刊登的一则逸闻故事说，俄国沙皇在近期的一次出访中，为巴黎的穷人带去了１００００法郎，这些钱都提前做好了标记。据说，一周以后，这些被标记过的金钱，都出现在酒馆和卖酒的商店中。

总之，１９世纪美国城市中的穷人数量大幅度上升，慈善机构大多是采取发放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方式进行救济。他们认为，采取发放现金的方式进行救济时，获得救济的人会出现酗酒、赌博和乱花钱的情况，达不到救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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