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0月出版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实际上是一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它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想了解民国北京，需要留意那些涵盖这一时期的帝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的纪念性工程。但若要重构这段时期，就需要对中国人如何从臣民变为公民，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如何开始抓住人们的想象力，政客和官员们最初如何应付人民主权理论和现代政府等棘手问题进行还原真实细节般的观察。《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中，美国学者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

百道网专访《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译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请他介绍与本书结缘的经过，并谈谈翻译这本书的收获与启发。

关注宏大语境下的小人物群体，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功能

袁剑成为本书译者的机缘，可以说是两方面因素在某一时刻的偶然交融。在他上学的时候，课本里有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节选，他自然就对那个时代北京市井生活中的人力车夫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会去想象真正的人力车夫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世界又呈现怎样的图景。到北京读书后，袁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京城故事，也看到了如今作为旅游项目的故宫、后海附近的人力车和人力车夫。当然，这与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已经很不一样了，但在那一刻，依然能让他将两个时代的北京联系起来。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合作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有30多年了。《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是海外汉学经典、中国近代史研究扛鼎之作、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获奖作品，因此也被纳入这一系列。刘东找到袁剑，问他有没有兴趣翻译这本书。基于对北京进一步加深理解的内在期待，以及对于宏大历史中底层人物命运的共情，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启了与这本书的缘分。

“因为在高校工作，教学科研任务比较重，而且我还在主持其他的译丛和出版项目，精力有限，所以后来有幸与两位周老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上海东方读书俱乐部秘书长周书垚）一起合作，也要感谢刘东老师的巨大感召力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专业与高效。这本书最终与读者顺利见面，并得到广泛关注，我们都感到很高兴。”

《北京的人力车夫》这本书填补了北京近代历史研究的空白。袁剑指出，在北京的近代历史研究中，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政治史方面的内容，对于具体的、细节化的围绕底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虽然之前李景汉、陶孟和先生等做过关于北京人力车夫的社会学调查，但这本书却是围绕一个社会群体，并结合1920年代北京社会及其内在变革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在他看来，与其他历史作品相比，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宏大语境下小人物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功能的揭示。读者们会发现，许多众所周知的民国伟人，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北京的人力车夫》没有提及，或者只是谈及崇拜、痛斥或无视他们的群众的观点。相反，作者侧重的是那些生活在伟大建筑和伟人阴影之下无名之辈的集体或个人传记。正如作者史谦德所说，“我希望这样的视角，能让城市生活和芸芸众生的内在的自然光芒驱散一些阴影，那些遮蔽了民国作为大众和地方的创造物同时也是精英与民族的创造物的真正面貌的阴影。”

用“人力车夫”切入历史，作者选择了袖珍的而不是宏伟的一面

1920年代的北京投射出了一幅宏伟与袖珍的双重影像：宽敞的街道与狭窄的胡同、雄伟的宫殿与朴素的四合院、国家政治的舞台中心与行会及街坊的古老礼仪。为什么描述这一时代要从“人力车夫”入手呢？作为一个构想，作者选择了袖珍的而不是宏伟的一面——因为人力车这种单人乘坐的小型运输工具是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极为寻常的东西，而且它糅合了新旧、人机、中西等元素，蕴含了北京在民国时期的窘况。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中华民国被夹在了多重世界之间：中国帝制时代的过去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之间，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之间。

本书的各章节按照五四运动之后10年内政治意识和参与度提高的时间顺序来描述市民。第一章概述了本书的中心主题，即城市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折中反应。警察、政党、商会和工会等新组织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而行会、水会、民团、善会、工帮和精英调停等旧组织也得以幸存且欣欣向荣。第二、第三章，将人力车作为混乱年代的象征，并以人力车夫作为一个具体实例，考察北京作为一个区分阶级、发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种城市文化所拉动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尽管这一行业有其特殊性，人力车夫依然可以被视作城市劳苦大众中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讨论警察和商会，这可以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两个维护秩序的机构。什么样的“秩序”才可以且应该被维持？在协调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与冲突时，警察和商会都经历了大量内部纷争。第六章分析了技术革新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一套预示着进步与盈利的新电车系统，激起了围绕着“民生”观念的政治对立。

尽管有着像电车这样壮观的另类存在，北京大部分经济本质上依旧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因此大多数工人与现代机器或生产关系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第七章中讨论的罢工、斗殴和长期斗争揭示了受传统束缚的工场中的矛盾与合作是如何反过来抑制和促进现代工会主义的形成的。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出贫穷作为一种推动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动力，提高了团体和阶级意识，变革的希望和资本主义的威胁也让市民有充足理由参与政治，因群众民族主义的迅猛势头而形成的新兴公共领域也为人们提供了途径。这一章追溯了五四运动式群众政治的发展过程——从学生带头，直至成为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特殊城市现象。

虽然群众性民族主义周期性地为城市敞开政治之门，但军阀主义也以同样的频率威胁关闭和切断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战争对城市社会与政治所产生的多重影响。研究这种围城状态，是为了从中找到应对军事危机而产生全市领导权的相关证据。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轮战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组成为可能。国民党分裂成左右不可调和的两大派系，左翼党干部于1928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群众动员计划，他们同转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骜不驯的华北军阀之间貌合神离。第十章主要讨论这些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派系纠纷是如何推进城市工会运动，之后又是如何脱轨的。最终，一个始于五四运动理想主义的、与精英分子休戚与共的激情十年，却在一场几乎毁灭整个电车系统的人力车夫暴动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电车风潮中，之前章节中着重指出过的所有要素——人力车、城市贫民、警察、商人政客、电车公司、公共舆论、士兵、无产阶级和政治干部——统统登上了舞台，再加上佛教僧侣等其他角色的登场，表现了民国时期现代城市政治的复杂性与生命力。

出版意义：让人重新认识民国时代的北京社会及其内部秩序问题

《北京的人力车夫》中有一段话，概括性地描述了1920年代北京的特质，袁剑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些城市看起来像未擦干净的画布，尽管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历史旧痕仍依稀可见。与其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北京，作为居民和物质的实体，不仅完好地保存了过去，同时容纳了现在，并孕育着未来发展的若干基本要素。1920年代的中国，像北京这样古风依然而带有现代西洋都市风情的城市屈指可数。实际上，这种城市风貌的暧昧不清也表明了民国时期不平衡和不彻底的社会转型。”

作者在书中通过对人力车夫及其组织行为的叙述，为我们揭示了民国时期尤其是1920年代北京所具有的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性，以及在这一基础上所呈现的社会多层状态。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北京接续古代与当代北京的历史场景有一定的启发性，而与此同时，经由对这一时期北京内部社会组织及其相关作用的揭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某些特质。

1920年代，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袁剑认为，这个结论既是个精当的概括，又充满着诗意。“我的理解是，民国时期留存至今最多的当然是建筑了，比如说段祺瑞执政府等，这些大家现在都能亲身感受到；此外还有近代化和现代性的东西，比如说公共卫生观念、社会组织观念等等。”

史谦德是美国狄金森学院查尔斯·A.德纳（Charles A. Dana）政治学教授，本书的内容较为专业，有一定深度，在翻译过程中，袁剑首先会通读几遍原书，大致有一定感觉了才开始动笔翻译，首先做到文字与逻辑的通畅，进而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原作的文笔与风格。“翻译始终是一个遗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学术翻译更是如此。学术翻译更多地是去转达和传递一些思想观念，兼具学术与翻译的双重特质。实际上，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外在形象，能做到准确而又通俗易懂是最佳状态，但有时候会出现准确而不通俗易懂的状况，这也是学术语言与通俗语言间的差异性所致。”

对袁剑来说，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远征，一路上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些是之前预期的，有些则不期而遇，其中有很多翻译中的难题（诸如字词之类）需要解决，但同时也得以先期理解这些文本的内在价值，并将这些价值向国内读者传递，这可能也是译者最有成就感的地方。他表示，给读者和知识界介绍一本研究民国时代北京社会及其底层生活的名著，让大家形成新的关注点与兴趣，这是他最大的收获，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感。同时他也提出，现在的学术翻译处于一个比较无奈的状态，译者的角色不大受重视，当然，随着国家日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种现象一定会出现变化。

最后，袁剑谈到《北京的人力车夫》的出版意义。他表示，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认识民国时代的北京社会及其内部秩序问题。“我们对于民国时代的理解，更多地关注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内容，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在知识领域还有很多的空缺，公众也有很多的期待，所以这本书的面世，可谓适逢其时。”

（本文除专访译者袁剑外，还参考江苏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重磅 | 海外汉学经典、列文森奖获奖作品<北京的人力车夫>即将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