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国家的财政面相》意在从财税视角介绍、剖析西方现代国家的财税转型及沿革，以期借鉴。全书资料丰翔，征引广博，论述清晰，是一部较为厚实而系统的论著。本文系经济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师汪其昌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作者刘守刚的写作角度、作品带来的思考等方面剖析、解读本书，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从公元前1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发展程度几乎看不出任何差别，从公元541年左右直到15世纪，东方一直领先西方。自公元1500年左右肇始，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航海贸易使东西方出现了大分流，西方逐渐获得了远远超越东方的发展。其所以如此，西方率先演化出了市场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原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的研究发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即在人类历史中0.01%的时间内，通过市场经济制度人类创造了97%的财富。美国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相近结论。

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有如此神奇的作用？由此各类经济增长理论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储蓄等方面计量分析增长的因素，但制度经济学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财富创造的结果，不是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应该是有效率的制度耦合了各种要素，有效制度的关键是国家和产权制度。战争孕育了国家组织，但是许多人从国穷国富和国家穷富相互转化的经验观察中发现和承认诺斯悖论：国家的存在既是承认和保护产权导致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侵犯和损害产权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由此许多学者又建立了多个国家理论解决国家悖论，其中的关键就是怎么驯化国家及其权力。在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诺斯与其合作者瓦利斯和温格斯特把国家分为自然国家（自然国家分为脆弱、初级的和成熟的三类）、权利秩序限制国家和权利开放秩序国家三种类型，依次演进的主要门槛条件和逻辑是；如何控制暴力、由特权转化为权利是否非有人格化的法律制度和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精英组织（国家）是否有动态适应性效率。这三个条件都涉及财政收支问题。因此，从探讨怎样控制国家及国家职能演变的学术内在发展逻辑看，刘守刚博士新出版的《国家的财政面相》一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刘博士是从思想史角度探索解决国家悖论和国家成长演变的。他把现代国家的演变依次分为从税收国家到生产国家再到福利国家三个阶段。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源于大众的财产与收入征税，财政支出主要是战争费用，国家直接表现为由民众养活。生产国家是财政收入用于承担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职能，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福利国家是财政收入大量用于民众福利保障，用国家的力量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尊严。他称之为现代国家的三个面相。税收国家大概相当于诺斯等人讲的自然国家后期向权利限制国家转变时期，生产国家和福利国家大概对应权利秩序限制国家向权利秩序开放国家转变和形成时期。因此，阅读刘守刚博士的著作可以更好地从学术思想角度理解诺斯等人建构的国家理论。因为伴随着财政税收与支出的变化是上述三个门槛条件的变化，同时也是个人权利、自由与宪政制度、国家职能与驯化的变化。

西欧现代国家这样演变的逻辑是什么？他认为首先是时代面临所要解决问题引致国家这种组织成立与职能的变化。税收国家是因为战争引起的国家生存竞争，维护安全和内外秩序。生产国家是因为工业革命和国家竞争引起的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纠正市场和实现宏观稳定。福利国家是要解决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体风险与社会问题，如累积性贫困、民众健康状况恶化、环境保护、工业风险大增、垄断资本控制、阶级冲突等。也即是说不解决每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国家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要解决这些面临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税收与支出的财政工具。如何用财政工具解决问题？首先是在不同阶段国家的不同思想者竞相提出理论思考方案，正是存在百花齐放的思想竞争市场，才给予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的当政者和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提供了可选择、可执行和可修改的菜单。当然，税收和支出最终的实施是基于必要和谈判后的同意原则。这又涉及到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因此，作者的这本书从财政思想史角度思考怎样为驯化国家提供思想方案不仅具有殷鉴鉴意义，而且为后来的转型国家节省了思考成本。

从历史长河看，我们可以把欧洲封建制度是欧洲现代国家的演变的路径依赖起点。布洛赫、冈绍夫、梯利和伯克等人的研究表明各国的封建制度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异性的一面。侯建新等人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奠定了现代文明的诸元规则，形成了不同国家发展的分野，也形成了不同财政思想主张竞争的历史和现实土壤。因此作者在研究驯化国家的财政思想时，首先在第一、第二章研究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地国家和城市及其财政收支，今天许多文明国家的基础都是在中世纪封建领地财政衍生出来的，如代议制、预算制度、权力分立。这样的研究结构使得我们清楚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很有历史纵深感。

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特别强调基础研究，认为基础研究填补的是一口井，这口井正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是整个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在人文社科领域同样如此。好书就是美酒和维纳斯那样的，值得你品，激起你的遐思冥想。好的著作不仅是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还在于启发后人在其基础上展开，创新解释框架。他的这本书正是从财政思想角度谈驯化国家，但也为我们打开了深入思考其他问题的大门与基础，随便举例说几点。

第一，封建领地财政税收制度差异与产权制度差异的关系。诺斯等人开创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重要的，德索托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时忘记了西方资本形成的产权制度。同样进入权利开放秩序国家，普通法系国家较之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利秩序更加开放，更有弹性。其实，他们忘记了西方的产权制度是有差异的，最大的差异就是普通法系的产权制度很不同于基于罗马法的大陆法系产权制度，差异的根源就是封建领地制度下税收和支出与各利益集团博弈相匹配。根据科斯的产权制度之权利与义务的不同安排对效率有不同影响的理论，这种普通法系的财产法与物权法差异也深刻影响经济效率。在实践上，我们移植普通法系的金融法，但我们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这就造成我们金融制度实施的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和协调，就要明白制度的基因差异根源。

第二，不同封建领地国家的财政收支差异渊源与驯化国家制度差异的关系。解决财政收支赤字的手段之一就是信贷和发公债。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等与英国用同样手段解决赤字问题，但形成驯化国家的制度差异很不同，随之他们海外殖民形成的国家兴衰也很不相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多年跟“外债危机”、“银行危机”这些词连在一起的拉美、俄罗斯国家相连，恢复很慢，甚至一蹶不振。这些国家的政府负债容量就很有限，财政赤字的警戒线就低，甚至稍微有点规模的赤字或国债就能把这些国家压垮。但美国等不少发达国家的债务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这种反差是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如何认识发达经济体最近的债务负担？它们的财政赤字和高负债是否会让其崩溃，并引发下一轮金融危机？认清这些问题无疑是摸清、判断全球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民主法治跟“穷政府富社会”存在某种联系，专制跟“富政府穷社会”相对应。西方政府有了公债这项工具，当然得到了巨大便利，它们能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利用未来收入提前发展，但也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政府债务违约或者破产。与这些政府富有的传统国家相比，那时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国家政府都负债累累。其中的机理何在，特别引人深思。杨小凯说如何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发国家避免后发劣势。也就是我们要避免只注意学习技术上的制度安排，忽略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所支撑的制度安排。

第三，为何普通法系国家的财政金融制度更利于创新？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容易产能过剩。需要创新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国家才能征到税，才能偿还国债的本息。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康波周期理论，每一个时代基于一定制度框架下核心技术取得的进步迟早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进而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积极进步必然会减慢，经济再次迅猛增长需要一套核心技术的推动，要求重塑制度结构以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创新不是依靠银行信贷那种金融制度而是证券化金融制度。技术创新扩散导致分工合作细化和深化。福利国家的财政风险与经济周期是：经济好，税源丰富，福利制度稳定，反之，福利不稳定。这就涉及到现代货币理论所忽略的根本问题：如何使得工商企业创造经济增加值和自由现金流量。对此，我们结合阅读詹姆斯•麦克唐纳的《自由国家深植于债：民主制度的金融根源》，肯尼斯·戴森的《国家、债务和权力：欧洲历史和融合中的“圣人”和“罪人”》，凯尔顿的《赤字迷思：现代货币理论与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思考我们国家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国家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帮助。因为一旦开了证券市场，内在要求按其本来的正当规则运行。

【书评作者简介】

汪其昌，经济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师。有大型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多年的业务和管理经历。主要研究领域为衡平法与信托法、法律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