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致电蜃景岛》是90后上海作家栗鹿的长篇力作，是首届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2022年7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以雾岛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孩子的成长秘史，书封上写着：“新锐小说家栗鹿写给少女时代的和家乡的情书”。《致电蜃景岛》背后有哪些谜语？她的梦境背后是怎样的现实和思考？百道网专访栗鹿。

栗鹿的本名是龚怡涵，1990年生于上海崇明，曾经做过新闻记者，2014年开始写诗歌和小说，试图通过写作探索宇宙、时间与人类的关系。她说，栗鹿是《第五元素》里女主角的名字，她中学的时候用来做网名，然后沿用了下来，“有时候也觉得这个笔名是不是有点‘中二’，想换来着，后来觉得一个名字没那么重要，于是就用到现在。”2019年11月，她的短篇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也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属于其“新青年书系”。

在所有首届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家中，栗鹿是最年轻的一位。着力于幻境描摹的栗鹿，罕见地表现出一个现实描摹者的素质，让编辑和读者为她送上一个梦幻的标签：文字造梦师。《致电蜃景岛》不是栗鹿第一次写雾和岛，她的短篇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已经有所尝试，这次为写作这部长篇，她在以灯塔闻名的花鸟岛住了一段时间。栗鹿说，小说中的这个岛屿绝对不是她的家乡崇明岛本身，而是崇明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化身，她本人和《致电蜃景岛》的主人公苏夜更是一种互为镜像，互为梦境的关系。

栗鹿拍摄的花鸟岛照片

不过，和同样热爱写作的苏夜不同，栗鹿并不讨厌现实描写，相反在《致电蜃景岛》中，她对日常生活进行了近乎“沉溺”的书写。栗鹿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支撑，哪怕有再荡气回肠的情节，作品也会非常虚弱。她表示，书中很多故事都真实发生过，她从不刻意编造任何情节，而是对现实进行各种变形塑造。“苏夜、黎是维、罗徙，可能都映射着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情感，他们写作、观察自然、致力于宇宙探索，我也同样。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过这样那样的梦想，而在岁月的磨砺中，这些梦想或褪色，或变形，但不会消失。它们是随时会被唤醒的。他们身上也有我童年伙伴的影子。”

栗鹿用亦真亦幻的笔触给我们带来了瑰丽故事，但也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回归上海本土的地域人情和自然风貌，关注沪上特有的传统家庭风貌，生动描绘沪上乡土中兼具疏离感和细密联结的人情关系。在几位青少年主人公的奇幻视角下，还有诸多篇幅着墨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等元素，它们不仅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底色而存在，对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推动甚至起着关键作用，这也是小说的看点之一。

在栗鹿眼中，爱和死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她能想到的最终极的问题。《致电蜃景岛》里所写的爱有一种忽远忽近的特质，在某个时刻非常亲密，在另外的时刻又非常遥远——两个人变得很陌生，甚至存在断裂，小说中的人也和爱一样，不断改变形状。她告诉百道网，“人们常说要立住一个小说人物，需要合理化人物的行为，需要有理有据的出发点。但在我的小说中，一个人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尽可能捕捉人物的复杂性，而不是为了塑造经典的人物形象，刻意增添桥段。”

某年夏日，少年黎是维回到故乡雾岛度过暑假，这里住着他的太奶奶、两位姑姑、表兄妹，以及邻居兰婆和玩伴苏夜。在《致电蜃景岛》中，一个岛上夏夜的故事散点式展开，所有涉入者的人生如同光线般向新的角度再次折射。千禧年到来前的最后一周，黎是维九岁的表妹安彼离奇失踪。孩子们渐渐长大，生命的轨迹不断交叠又离散。多年后的一天，安彼却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仍是当年的模样。黎是维和苏夜在船上偶遇，约定再次回到雾岛，寻找这个令大人们缄默不语的、有关安彼的秘密。大雾弥漫。所有的人、所有的过去、所有的记忆，笼罩着整座岛屿。

《致电蜃景岛》背后有哪些谜语？百道网专访栗鹿。采访过程中她透露，最近她受邀为《战争与和平》写导读，在重读本书后，她意想不到地感到内心生出了不可预料的精神力量，和对生活的勇气。她表示，“我在重读这部巨著的时候更确定了这一点，当下的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如果我在这里虚伪地叹气，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从而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当一个‘无意识的活动家’。”或许，未来这位文字造梦师所造的梦中，会更有一种基于她现实活动的硬度。

栗鹿

雾岛的开端

百道网：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致电蜃景岛》？

栗鹿：这个小说是在写完《所有罕见的鸟》之后开始构思的，第一件确定的事情，是要写自然和岛屿的生活，写岛上的人情事。另一件确定的事是，这个岛屿绝对不是崇明岛本身，而是崇明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化身。一开始就写了雾岛，写了十万字都不满意。然后突然觉得，我得去找个岛采风。小说中很重要的意象就是灯塔和雾。船只靠岸时，有时候会突然起雾，这时候看不到岸的，只能看到信号塔。这个时候就安心了，知道马上到家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有灯塔的岛屿采风。网上搜索，发现花鸟岛的灯塔很有名，于是就去岛上住了一段时间。到了岛上，我才知道，原来花鸟岛以前有个名字，就是雾岛。太神奇了。它甚至还有个传说，说是岛上有个洞，不断放出雾气，笼罩住整个岛屿，我当时是很震惊的。回来以后发现了更神奇的事情，我忽然发现崇明有花鸟路、嵊山路、岱山路，而舟山有花鸟岛、嵊山岛、岱山岛，似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回来就请教我爸爸，他说以前这些群岛是崇明管辖的。

我好像一下子发现了这个小说的密码。就像我之前在采访中提到的，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有人铺开了一张地图，要我自己去一步步发现这个小说的密码。写完后不久，朋友发来一首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长久干旱之后》，其中有个句子触动了我：“听见灰白的嗓音是可能的，致电蜃景的岛屿是可能的。”后来就确定长篇的名字就叫《致电蜃景岛》。

我似乎小心翼翼地向虚空发出了一丝微弱的问候，但不可能得到回应。我们头顶的星空，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一切包含其中。但当我抬头望向美丽的星空时，它却永远保持着沉默。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爱与死相加，都不会激起它的任何回响。宇宙关心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殚精竭虑地去探究现实景象背后的，更为深刻难解的世界？也许答案不会在目力所及处显现。人类的存在不过一瞬，我们无法在星空中找到答案，但虚空将我的问候回弹，我听到了自己的回声。

百道网：您之前的短篇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特别是《雾岛往事》对《致电蜃景岛》来说意味着什么？

栗鹿：《所有罕见的鸟》《雾岛往事》和这部新的长篇小说《致电蜃景岛》都写了雾和岛，但这部长篇的起源要早得多，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发轫了。我外婆家在崇明的乡间，每到夏天的晚上，就会有很多邻居来乘凉夜聊，搬一张大方桌，切好西瓜，开始讲各种奇闻逸事，大部分都是鬼故事。所以我对鬼故事基本免疫。我喜欢躺在大方桌上听他们说话。有一次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邻居都回去了，周遭突然变得很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我睁开眼睛，只看到漫天都是密密麻麻的星星，彼此之间好像没有空隙，看得人头皮发麻，忽然天旋地转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也不知道是在大方桌上还是在梦里，忽然心里一空，感觉自己从天上掉了下去。小孩子往往没有办法很好地辨认现实，会把想象啊梦啊全都混在一起。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不可磨灭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感觉自己想创造点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想复活这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一切被混为一谈的感觉，这就是这个小说的起源。

创作灵感来源

百道网：在读《致电蜃景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苏夜之中融入了栗鹿的生命，这个角色和您的重叠度有多少？您也像她一样，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吗？也讨厌现实的描写吗？在魔幻和科幻领域，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栗鹿：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梦到自己走入一处园子，遇到了一些标志的丫鬟，直唤他“宝玉”，而贾宝玉并不认识这些丫鬟。细问之下才得知，丫鬟口中的少爷名叫“甄宝玉”，他不仅和贾宝玉重名，就连相貌和性情也如出一辙。接着贾宝玉寻向甄宝玉休憩的卧房寻去，见到了甄宝玉本尊。更神奇的是，甄宝玉方才也梦到了贾宝玉。我觉得我和书中人物“苏夜”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是互为镜像，互为梦境。

我并不讨厌现实描写，相反在《致电蜃景岛》中，对日常生活有近乎“沉溺”的书写。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支撑，哪怕有再荡气回肠的情节，也会非常虚弱。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科塔萨尔，舒尔茨，卡萨雷斯，米洛拉德·帕维奇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引发我强烈的情感激荡和思维震动。对青少年时期的我而言，追寻的就是这类带给我惊奇的作家，他们让我重新认识了现实。

事情大约发生在1993年，或者1994年。我刚上幼儿园，一个早晨，外婆送我去上幼儿园，我和她坐在一辆三轮车上（小镇独有的交通工具）。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街上的车流。突然，我的脑海没来由地闪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校服的孩子坐在他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他的腿反常地搁在母亲的自行车下管上，这导致母亲只能叉开腿骑车，动作狼狈，场景怪异。正当我纳闷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眼前突然驶过一辆自行车，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男孩穿校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的双腿就搁在自行车下管上，和我脑中的画面一模一样。

那一刻，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着急，困惑，并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肯定这种感觉正是对“真实”的怀疑。就好像进入一个漆黑的影院，当再次获得光明之时，视网膜上依然存留着上一帧的画面。这一帧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一个画面还是另一个宇宙？后来我也经历过类似的诡异时刻。这些鬼魅的“残影”让我毛骨悚然。似乎那一秒从来没有逝去，总是伺机等待再现人间。

百道网：对您的小说创作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有哪些？

栗鹿：说到影响我创作的作品，一口气可以说出一长串，如果一一列举，也不知道把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无论如何排列，都觉得不大公平，索性我只说印象最深的那一部。2006年，我读高一，和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一样，常混迹于书店消磨时间。某天，我像往常一样逛到外国文学区域，快速扫过那些熟悉的书脊，仍然是村上春树、J.K.罗琳的天下。正欲离开，却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卡尔维诺：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版《命运交叉的城堡》，其中收录了卡尔维诺的三部作品集：《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和《宇宙奇趣》。随手翻开，就翻到了命运中的小说：《月亮的距离》。小说开头引自达尔文的一个猜想：从前月亮离地球很近，是海潮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接下来的文字对我施展了魔法：“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奇大无比：望月时，夜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球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恰似风持着的一把黑伞。”

卡尔维诺根据月球和地球两者的距离变化写出了这个小说，满月之夜，月亮只差一点点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大概也就几米的距离。于是小说中的人就可以划船到月地距离最近的地方去架一个梯子，爬到月亮上去开采月乳。卡尔维诺把这个近地点称为“月亮的肚子”，还说月亮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像一条熏鲑鱼的腹部。登月也变成了一场引力的游戏。

卡尔维诺在谈到《宇宙奇趣集》的创作动机时说：“我正是意识到了现代科学、物理学、宇宙起源学说、分子生物学等，不能提供看得到的想象，而且只能从观念上抽象地理解，就写了最早的几篇故事。”卡尔维诺的月亮，让我重新看到了童年的月亮，他的文字再度使那个月亮复活。它们的轮廓重叠到一起，成为一个崭新的月亮。卡尔维诺使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握的现实不止一种。文学让那个失落的、边界不明的世界再次登场。对我来说，这和再活一次没有区别。

这些日子的阅读比较芜杂，几乎什么都读，说一个比较艰辛的阅读经历。最近受邀为上译版《战争与和平》写一个导读，所以又把这本书完完整整重读一遍，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内心竟然生出了一些不可预料的精神力量，获得了些许生活的勇气。托尔斯泰在思考时代困境的时候选择的是回溯，于是俄法战争像个怪物似的在他笔下重新生长出来。他殚精竭虑写了六年，从他晚年的出走来看，困境似乎是一个接着一个，此消彼长的。而我在重读这部巨著的时候更确定了这一点，当下的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如果我在这里虚伪地叹气，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从而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当一个“无意识的活动家”。

百道网：您是怎样开始构思一本书的？先想到人物吗，还是先会给故事安排出情节？请谈谈您个人对主人公苏夜以及黎是维、罗徙怀抱的感情。您是怎么理解这三个孩子/青年和他们的命运的？他们能否代表崇明岛的青年，代表不同的栗鹿，还是经过了您有意的变形？

栗鹿：激发创作的灵感的事物有很多，不一定非要想到具体的人物。有时候是一种情绪，有时候是一种环绕的意象，有时候是一个梦，一个生活片段，甚至是一种气味。我小时候觉得岛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没有怎么接触过外面的世界，都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比如我出生的小镇是比较小的，医院、学校、居民区、包括一些娱乐设施都是在一块儿的。我以前上学要么走路，要么就骑自行车。早上家里是能听到学校早操的声音的。然后小镇上逛街，总能遇到熟人。就去餐厅吃饭，遇到同学、亲戚的概率相当大。因为彼此的生活重叠在一起，所以也更紧密。也没有什么秘密，谁家出了什么事，很快就知道了。

苏夜、黎是维、罗徙，可能都映射着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情感，他们写作、观察自然、致力于宇宙探索，我也同样。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过这样那样的梦想，而在岁月的磨砺中，这些梦想或褪色，或变形，但不会消失。它们是随时会被唤醒的。

同样，他们身上也有我童年伙伴的影子。书中很多故事都真实发生过，我从不刻意编造任何情节，而是对现实进行各种变形塑造。比如苏夜和黎是维曾用一根麻绳牵两个铃铛作为通讯工具，这是我和儿时好友的真实经历。在记忆、梦境和对未来的探寻的共同浸染下，那些曾经亲切的人事物都发生了嬗变。可以说小说给回忆提供了一个栖身的空间，那里可以同时容纳过去、现在和未来。

之前读到《梦想的诗学》这本书，作者巴什拉说，童年是持续一生的。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在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孩子，为我们守夜。在我们重新回忆童年的时候，就会和那个孩子重逢。那个哭声，应该就来自为我守夜的孩子，在替压抑的成年的我哭泣。写作《致电蜃景岛》时，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夜晚的感觉忽然活了过来，我听到了过去的回声，也与那个孩子重逢。

我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含混不清的世界，但在写作时，童年再次被发明。一切逝去之物再次复活，这种力量促使我不断地去写，去回忆。小说中的安彼到小说最后阶段就代表着“内在小孩”。我想拨开迷雾，找到那个孩子。我使用童年视角的时候，似乎就是在动用被困在过去时空的孩子的力量。说来好像有点中二，但我觉得就是这么想的。写这部小说时，有一些东西是从她那里借来的。

元素和隐喻

百道网：小说中好像引入了许多您挑选的电影、绘画、音乐、天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元素。这些内容对《致电蜃景岛》来说为什么必要？在您看来数学和美密切相关吗？

栗鹿：这些元素不是作为点缀而存在，而是作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底色而存在。其中，自然科学、数学、天文，与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推动甚至起着关键作用。举个例子，小说中有个数学概念称为“分形”，一个几何形状，可以分成好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具有自相似性。把它引申开来，树枝的分叉是自相似的，海岸线的每一个曲折都是自相似的。朋友提出，长篇小说的结构也具有这种分形的自相似性。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其实这个理论我觉得不是秘密，读过《红楼梦》的朋友体会应该比较深。里面很多人物都是有对称性的，比如：人与人的命运好像也是互相映照的。每一个小小的疏漏，可能就是大厦将倾的前兆，预言。红楼梦和其他很多类似的伟大的小说都有这种看似松散实为紧密的结构。于是我构思这个长篇的时候，也有意使用了这种结构。读过的朋友很多也发现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镜像关系。意象与意象之间有“自相似”性。

在这个小说里，我写了非常多的洞，人体身上的洞、沙坑洞、雾岛的雾洞、陨石坑洞、宇宙黑洞、人心的深洞，其实这些洞都是“分形”的一部分，可以互相联结、穿梭，甚至是可以完全翻转的。这个“分形”是小说玩的一个游戏，也希望读者能自己发现。

百道网：雾、梦、宇宙、时间是您在小说里非常喜欢放置的形象。能否解读一下，雾和梦在您的文学世界里代表什么？通过《致电蜃景岛》您想表达或者探索出怎样的宇宙、时间、人的关系？

栗鹿：很幸运，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梦，清醒梦，梦中梦，甚至是梦中梦中梦，这种体验是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它既是一种拓宽现实边界的形式，也是魔法本身。说回雾，由于气候、地理等原因，崇明岛经常起雾。某个夜晚，我本来在江边的丁字坝上散步，渐渐什么都看不见了，起雾了，雾和潮水混合在一起同时扑向我，我感觉到神异，同时又感觉到恐惧，本能地退缩至安全地带。唯一可以感受到的是潮水，和心灵的涌动。

上中学时，看了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电影开始于一场大雾，人们打着手电筒在浓重的雾中穿梭，就像发光的深海怪鱼。还记得电影旁白说：“在黑暗中，现实被点亮，在沉默中，才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后来渐渐感觉到大雾给生活带来的麻烦，没有通桥的时候，只要有雾就停航，所有人的脚步都被攫住，这时候岛屿就被隔离了。很多人要去市区办事，就被困住，大雾天气，码头往往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大排长龙，他们是滞留的旅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常是队伍中的一员。雾是模糊边界的神奇之物，同时又将我们与大陆隔离开来。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同样是一部大雾弥漫的电影，电影中有很多静止的画面，雾似乎是凝固和迷失的隐喻，唯一流动的是心灵的语言。对我来说，雾岛，便是这种语言的栖息之地。未来我还会继续写雾和岛，它们会有更多的分流和变形。

说回宇宙。有时候观星对我来说就像在大雾之中航行，看到灯塔信号灯闪烁那个感觉。就当你的望远镜对准一个遥远的天体，把焦距对准，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那一刻，好像有种抓住现实的感觉。我在小说里写过，在那个偏远贫瘠的小岛上，几个孩子看到一颗在镇子上空爆炸的火流星，一下子把他们带离了眼前的小世界。让他们的心跟着宇宙宽阔起来，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那个世界并不是虚幻，而是现实的一部分。我有时候就觉得天空似乎是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想寻找的答案就在那里。

我在长篇中书写的爱，有一种忽远忽近的特质，在某个时刻非常亲密，在另外的时刻又非常遥远——两个人变得很陌生，甚至存在断裂。这是我切身的体会，人和爱一样，也在不断改变形状。我们能付出的爱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和一个人相识已久，看过很多他的人生片段，爱的表达也随之会不同。这一系列的状态都值得记录。人们常说要立住一个小说人物，需要合理化人物的行为，需要有理有据的出发点。但在我的小说中，一个人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尽可能捕捉人物的复杂性，而不是为了塑造经典的人物形象，刻意增添桥段。

爱是很难真正捕捉的。我在小说里写过，爱在我心中的化身，就像一簇一簇的火光，一下子燃起来，也熄灭得很快。爱无法持续，你无法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持续不灭的爱，永久的爱一定是有欺骗性的，或者说是幻象或投射。真正的爱是沉默的，很难用语言表达。

在我的小说中，在女主人公的梦境中，两个人在世界末日的状况中，用沉默体验到那一刻的平静和爱。在我看来，这种爱不可能完全在现实中存在，爱可能是另一个世界投射在现实世界的影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捕捉到爱，只能从影子中发现爱的存在感。我们可以感受到爱，但永远得不到爱。我们对爱的所有猜想和渴望，最后都是无望的。但我们又无法克制对爱的渴望，企图寻找通道抵达爱，这就是值得书写的。值得书写的是想要爱的冲动，而不是真正的爱的完成。爱的完成是虚假的，我不会写两个人关系的完成形态，而会写关系多变的形态。这种表达更接近我们现在对爱的真实体验。

现在很少有人谈论爱，但我觉得爱和死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我能想到的最终极的问题，还有就是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也包含在爱和死之中。这三个问题是相通的，也可以将这三个问题视为三个人，他们有共通的地方，又有差异很大的地方。

做记者的启发

百道网：学习电影艺术的经历，以及做记者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您是否在写作时就考虑如何把《致电蜃景岛》影视化？

栗鹿：当记者的时候有许多或难忘或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年拍摄长江开捕，天没亮就随渔政船到了另一个码头，渔船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们要登上去才能拍到精彩的画面。两船靠拢时，一位渔政人员指着渔船说，走，我们上去。说罢他直接从渔政船跳到了渔船上，我也没有多想，跟着他跳上去，又从渔船跳到捕船上。在大浪翻滚的江面上，我在船尾晕倒一声不吭，浑身瘫软。我是习惯坐船的，却没想到在真正的自然中瞬间就缴械投降。这篇报道大概也没有写好。还有一次，拍摄中华鲟专题，在一片浅滩上采访一个中华鲟专家，过了一会儿，后方的居家船忽然有人对我们大喊：涨潮啦！专家反应极快，拔腿就跑，我也不明所以地跟着他跑。大概两分钟后我们登上了居家船，几乎同时，潮水涨起来，本来停在浅滩的居家船瞬间在围拢的潮水中浮起来。那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上班，也没打算要写作，连害怕都不知道。但这段经历确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一次写报道都是把时空给揉捻到一根绳上的过程，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