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学手册》是一部全球范围内填补空白性的中国文字学体系的学科导论，也是国内外文字学界首开先河的既讲究学科知识体系又能及时反映文字学专业诸多领域各种新史料及研究新进展的工具书。本书作为构建中国文字学知识体系的“专业小百科”，内容覆盖中国文字学科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并汇总当今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作者团队由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编辑部组织中国文字学各领域研究有素的23位专家学者组成，既有专业研究各历史时期汉字的学者，也有专业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学者，还吸纳了韩国延世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地区资深汉学家、汉字学者，力求涵盖汉字文化圈主要地区。

全书涉及的文字材料涵盖自殷商甲骨到明清整个汉字发展史各个时段各种类型的文字、现代汉字、十几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以及日本、韩国等汉字文化圈的汉字。手册共六章，每章对应文字学中一个分支学科的核心问题，分别介绍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国文字的类型、汉字的理论、历史中的汉字、汉字的应用、中国的民族文字以及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传播与使用等，内容包涵了中国文字学主要的分支领域，对其核心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介绍、权威的见解和全面的指导，汇总了当今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层面文字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本书内容涉及文字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其中汇集了众多文字学家的观点、理论、研究方法等，针对不同分支领域从专业角度进行多学科群系统分析，兼顾理论性和实践性，全面反映中国文字学专业领域前沿研究成果。手册的出版，将主导面向世界构建中国文字学知识体系、术语体系，为多语种译介提供基础文本，有效改变中国文字学术术语体系在西方词典里一直阙如的现状。

作者简介

臧克和，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教育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委员会汉字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编《中国文字研究》（CSSCI）、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Scopus），韩国《汉字研究》（KSSCI）学术顾问，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上席研究员”，德国学术联合会DFG全球招标项目“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社会”负责人，美国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荣誉教授，世界汉字学会会长等。长期从事汉字断代发展史体系、汉字文化学等领域研究。著有《中古汉字流变》（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主编《中国文字发展史》（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日藏唐代汉字抄本字形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秦汉六朝字形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汉字结构认知大字典》（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出版资助、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中国文字的类型

作者| 朱建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中国文字的类型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国文字”不仅包括世界上唯一一种传承至今的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汉字，还包括类型丰富多彩、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文字。这些中国文字异彩纷呈，承载着我国各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古至今，中国到底有多少种民族文字？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一个众说不一、不易准确回答的问题。

根据傅懋勣1988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的统计，中国文字约为57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已使用的民族文字有24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为一些民族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方案16种。另外，还有17种在历史上使用过而后来停止使用的文字，即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书、满文。

聂鸿音对傅先生的上述统计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与补充，认为有四类民族文字未被列入：汉字女书、方块布依字和方块哈尼字等当时还未引起学界普遍注意的文字；新疆的佉卢文；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设计的少数民族文字；20世纪40年代后制定但试行时间较短的拼音文字。根据聂先生估计，如果把傅先生统计出来的57种同上述的若干种加在一起，我国的民族文字可以被认为有近百种。

傅先生的统计不晚于1988年，聂先生的上述估计不晚于1998年。直到今天，随着民族文字调查与研究的发展，仍有一些民族文字被新发现或新认定，中国文字的数量应该在上述两位先生统计的基础上再加上几种，如纳西族的达巴文、云南富宁壮族地区使用的坡芽歌书等。

对于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字，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与归类。

关于文字的分类和归类工作，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很早就已经开始重视，并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法。我们曾在周有光先生《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中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补充，对国内外学者在文字分类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做过初步的梳理。综观学界关于文字类型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相关研究结论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其症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划分标准不尽统一，有的甚至在一次分类时采用了多个分类标准，从而造成了概念和术语的混乱，这些概念和术语有些名同实异，有些则名异实同；二是有些分类没能全面地反映文字的本质特性。

鉴于上述存在的不足，我们有必要对文字类型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期从较为合理而科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番新的认识。我们认为，由于文字是一个符号系统，如果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入手进行文字分类研究，应该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文字的本质特性，也就是说，从符号学角度进行文字分类或许能比较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

从符号学角度出发的文字分类研究，我们已在《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研究》一文中作过详细论述。我们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它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发端主要有两个：一个在欧洲，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为代表；一个在美国，以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为代表。索绪尔与皮尔士的符号学观点是在各自独立于对方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互相之间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通过对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观的比较，我们发现，索绪尔持的是一种二元（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观，它是静态的、封闭的；皮尔士持的则是一种强调三元（代表项、对象、解释项）关系的符号观，它是动态的、开放的。因此，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观比索绪尔的符号观更具有生命力，其适用性更广，解释力和分析力更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跟语言等其他符号一样，具备皮尔士所说的“代表项”“对象”“解释项”这三个要素。就文字符号而言，其“代表项”指的是文字的字形，即文字的符号体态；其“对象”是指文字字形所对应的语言中的“音义”或“音”；其“解释项”是指文字字形记录语言中的“音义”或“音”的方式。从这三个要素出发的文字分类，不仅遵循了每次分类宜取一个标准的原则，而且紧紧地抓住了符号的本质特征。

下面，我们着重从上述三个角度对中国文字的类型问题进行介绍。同时，我们还将从发生学、使用地域等次要角度对中国文字的类型作简要介绍。

一、从文字的符号体态的角度

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国文字分为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记号文字三种。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记号文字”是从文字的符号体态角度分类的结果，与文字学界使用类似提法的某些学者在对它们内涵的理解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

所谓“图画文字”，是指那些形体繁复、图画色彩浓厚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由于其主要是从原始图画脱胎而来，有很多还处在似字似画、字画两可的阶段，很难下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

这种文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字形往往是对客观事物或客观事物最能表现其特征的部位的忠实描绘；

（2）文字的书写没有固定的格式和行款；

（3）往往使用方位、颜色等辅助手段来表义和别义。

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为此类文字的典型，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族徽亦可看成是图画文字的孑遗。

“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其形体没有图画文字那样繁复，线条化倾向明显，通过形体我们仍可大致猜出其所代表的意义，即往往可以望“形”知“义”，这样的文字系统就是“象形文字”。

此种文字的特点是：

（1）图画性相对于图画文字较弱，形体已趋于简化和线条化，符号化程度较高；

（2）文字的书写有固定的格式和行款；

（3）字符的大小已基本趋于一致。

甲骨文、金文就是最具象形文字特点的文字类型。

所谓“记号文字”，是指形体完全符号化、不能通过望“形”而知“义”的文字系统。

该类文字的特点是：

（1）形体完全符号化，抽象程度非常高；

（2）文字的书写格式与行款一般固定；

（3）字符形体显得比较规整。

佉卢文、于阗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创制的字母类文字均属于记号文字。

二、从文字字形所对应的语言中的“音义”或“音”的角度

这是最能反映文字的本质特性的角度。从这一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文字分成语段文字、词符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等几类。

“语段文字”的字符与语言中的词不能一一对应，字符记录的是语言中的一个语音段落，这个语音段落短则为一个短语，长则为一句话，甚至一段话。

这种文字的特点是：

（1）不能顺序地、精确地记录和再现语言；

（2）它往往起到一种提示性的、帮助记忆的作用；

（3）字符所代表的音义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

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为典型的语段文字。

“词符文字”的字符能与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一一对应，能顺序地、完整地记录语言。

此类文字的特点是：能完整地记录语言，能够独立地把语言传于异时、留于异地，字符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词或语素。如汉字、彝文、女真文等。

“音节文字”的每一个字符代表语言中的不同音节，能顺序地、完整地记录语言。

其特点是：

（1）文字记录的是语言的音节，与语言的意义方面并无必然联系；

（2）能够顺序地、完整地记录语言；

（3）字符数量有限（少则几十个，多则几百个，其数量取决于语言中音节数的多少）。

如纳西哥巴文、傈僳竹书、凉山的规范彝文等。

“音素文字”的每一个字符代表语言中的最小语音单位——音素，能顺序地、完整地记录语言。

其特点是：

（1）文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音素，与意义没有必然的联系；

（2）能够顺序地、完整地记录语言；

（3）字符数量有限，一般控制在20—40之间。

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创制的拉丁式纳西文、壮文、傈僳文等。

三、从文字字形记录语言中的“音义”或“音”的方式的角度

从这一角度，主要可以将中国文字分为形意文字、形音文字、意音文字三类。

所谓“形意文字”，是指以形表义、望“形”可知“义”、字形不直接表音的文字系统。

其特点是：

（1）字符与意义直接挂钩，且关系固定；

（2）字符与读音不直接联系，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需要靠约定俗成来建立；

（3）从造字法来看，这类文字主要使用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表意类造字法，有时还可能会使用义借造字法或颜色、方位等辅助表义手段。

这类文字以尔苏沙巴文、纳西达巴文为代表。

所谓“形音文字”，是指以形表音、见“形”知“音”、字形不直接表义的文字系统。

其特点是：

（1）字符与语音（音节或音素）直接挂钩；

（2）字符与意义之间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3）从造字法来看，这种文字不存在象形、指事、会意、义借、形声等表意类的造字法，最多只可能存在假借。

纳西哥巴文、傈僳竹书以及字母类民族文字均属此类。

所谓“意音文字”，是指这样一种文字：文字系统中既有与读音直接联系的字符，又有与意义直接联系的字符，甚至有以表音字素与表意字素组合而成的字符。

这种文字兼有“形意文字”和“形音文字”的某些特点，具体表现为：

（1）有些字符直接与意义挂钩，有些字符直接与读音挂钩，有些字符则既与音相关，又与义相联；

（2）从造字法来看，此类文字同时存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字法，有时还可能会有义借造字法的留存。

这类文字以汉字、彝文、纳西东巴文、水文等文字系统为代表。

四、从发生学的角度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文字可以分为自源文字、借源文字和拼盘文字三种。

所谓“自源文字”，即独立发生的文字系统。典型的中国自源文字有汉字、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传统彝文等，这些文字均是独立发生的。

所谓“借源文字”，即由其他文种发展而来的文字系统。中国的借源文字又主要分为“汉字系”借源文字（如方块壮文、方块侗字、布依文、白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女书等），“印度文字系”借源文字（如佉卢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藏文、八思巴字、傣文等），“粟特文字系”借源文字（如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突厥文等），“阿拉伯文字系”借源文字（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拉丁文字系”借源文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组织创制的壮文、纳西文、傈僳文等）。

所谓“拼盘文字”，即一部分单字为本民族所造、一部分单字借用自其他文字而形成的文字系统。水文就是典型的拼盘文字。

需要说明的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字的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只能依据它们各自的主流情况，进行如上初步的、大略的分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对一些文字的发生情况或文字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如纳西达巴文、傈僳竹书；也是因为我们对一些自源与借源状况并存但某一情况较占优势的文字很难处理，如传统彝文，该文种含有自源字和借源字，只是由于其中的借源字不占主流，故我们暂且将其归为自源文字。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同属“汉字系”借源文字，至少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借用汉字字形的，如方块壮文等；另一类是主要借用汉字造字理念的，如西夏文等。

五、从使用地域的角度

从文字的使用地域来看，汉字的使用地域最广，可谓全国各地都有使用汉字的。其他中国文字我们大致可以根据使用地域进行如下分类和归类：

西北地区文字：佉卢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

北方地区文字： 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八思巴字、满文、突厥文等。

中部地区文字： 女书等。

南方地区文字： 纳西东巴文、哥巴文、达巴文，尔苏沙巴文，彝文，傈僳竹书，水文，方块壮文，藏文，傣文，白文等。

本书涉及的中国文字具体可归入上述哪些文字类型，我们将在后面相关章节中逐一进行展示、介绍。

(本文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