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习近平主席以人类命运与共、文明互鉴、融合发展的宽广视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时代之问”。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丝路沿线各国人民创造和传承的丝绸之路文化是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资源，其中音乐遗产丰厚、影响深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研究较少。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于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至今还没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因此，相关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汉民族的音乐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不够。其实在汉民族的乐器中，双字命名的乐器多来自丝绸之路，比如：唢呐、横笛、筚篥、长笛、琵琶、箜篌、扬琴、腰鼓、铙钹、胡琴，等等。而琴、 瑟、 钟、磬等是先秦就有的。

过去，由于文献缺乏，业界对这些乐器的来源认识得不甚清晰，当代音乐研究者多以古文献“来自西域说”概括，其实很多是不准确的。我们只有从丝绸之路宏观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才能理出这些乐器的源流。

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说明在汉灵帝时（167～189），箜篌已传入我国。但是，随着新疆考古新发现，人们对箜篌的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放眼丝绸之路，我们发现，弓形箜篌在约前4000年已产生于两河流域，而角形箜篌大约在前1900年也已产生。远古时代刻有文字的泥板书上就有对最古老的竖箜篌的描述。这些早期图形文字的符号中有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中就包括对弓形三弦箜篌的描述。这是现存文献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关于箜篌的资料，也说明，箜篌在当时已经存在。

楔形文字公文书，黏土板

截至目前，中国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已发掘出竖箜篌7件，其中以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竖箜篌为最早。7件箜篌中，比较完整的有4件，都属于竖箜篌类的角形箜篌。扎滚鲁克1号墓地出土的两件箜篌均是3根弦，而洋海古墓出土的箜篌是5根弦。由此推断洋海古墓的箜篌不会早于扎滚鲁克箜篌的年代，应该比后者晚些。它们都是较原始的箜篌。

扎滚鲁克箜篌的出土，让我们首次认识了中国新疆前8世纪左右的箜篌实物；洋海箜篌的出土，使得人们能够进一步研究新疆箜篌的原貌，特别是弦材料及其音箱的装置方式。后者音箱上的5个按弦位及琴杆上的5个系弦痕迹，使我们看到传入中国最早的竖箜篌应该是3根弦和5根弦两种，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春秋时期。前8世纪箜篌的出土，将我国音乐史中的箜篌历史向前推进了600余年。

由此看来，我国音乐的历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相信通过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地音乐考古的不断研究，对解决我国乐器历史的来龙去脉会有新的突破。

关于维吾尔木卡姆，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源自阿拉伯，有人认为发源于波斯。实际上“木卡姆”就是“大曲”的名称，是伊斯兰化后的中西亚地区采用的一个新术语。古代西域就有《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伊州乐》等大曲的名称，与现今维吾尔族的《喀什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和田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如出一辙。

1991年7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三十一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世界年会”上，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首次将重新解读的宋词词牌《瑞鹧鸪》研究成果公布于众。黄翔鹏先生对龟兹大曲所做的探索，为木卡姆对龟兹乐之继承提供了详尽的证据。黄翔鹏先生发现，宋传唐曲《瑞鹧鸪》竟是地道的天山南路的音调。这更让人相信，今日南疆维吾尔族木卡姆音乐和古龟兹乐之间，有着传承关系。《丝绸之路音乐文库》用大量篇幅来论证，中国维吾尔族对木卡姆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丝绸之路音乐文库》着重研究了西亚音乐中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音乐、古代波斯音乐，南亚的古代印度音乐，非洲的古代埃及音乐，并对西域音乐与东亚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

因为古代丝绸之路音乐文献发现得很少，乐曲与乐谱也基本没有，所以，研究丝绸之路音乐就只能从乐器图像方面来着手。图像音乐学的研究就成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重要手段。

《丝绸之路音乐文库》将美索不达米亚的乐器文物、古代埃及乐器文物、古代印度乐器文物、伊斯兰各国的乐器文物与西域的乐器以及东亚的乐器进行对比研究，使读者一目了然，认清丝绸之路上中外乐器是如何交流与嬗变的。

西域音乐对隋唐音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七部乐”“九部乐” 还是“十部乐”，西域音乐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西域音乐的研究比较缺乏。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过，西域文化是四大文明的交会之地，只有真正了解清楚西域文化，才能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史。《丝绸之路音乐文库》用7册的篇幅来研究西域音乐，并将视野从狭义西域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很有意义。

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重点是关于西域的音乐，然而，要揭示西域音乐的奥秘，就必须研究西亚、非洲与南亚的音乐。《丝绸之路音乐文库》用了3册的篇幅来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音乐、古代埃及音乐与古代印度音乐，并且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原理，比较音乐研究与图像音乐学的方法来钩稽丝绸之路的音乐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常有说服力。

《丝绸之路音乐文库》设计方案

古代西域音乐中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伊州乐等对古代音乐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以往，其乐器使用以及其与西亚乐器的交流情况，我们是不清楚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库》探讨了丝绸之路上中外乐器的交流，运用大量的文物图片来展示，揭开了丝绸之路音乐艺术许多不解之谜。

中国的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音乐，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特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史研究较少。作为世界“非遗”项目的木卡姆音乐是我国的骄傲，但是，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研究以及对丝绸之路上的各国木卡姆的比较研究还不够深入。《丝绸之路音乐文库》从不同侧面比较了世界木卡姆音乐文化，强调了维吾尔族对世界木卡姆发展的贡献，填补了学术空白。

世界音乐史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音乐，就是古代两河流域即古代伊拉克的音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前5000年或更早。古代埃及的音乐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前3000年。它们与古代印度音乐、中国音乐构成了世界四大音乐源流。然而，我们对这些古代音乐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库》的研究，对开拓我国音乐史研究的视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域古代音乐是丝绸之路中外音乐艺术交流的产物。正是由于西域古代音乐吸收了来自东亚音乐、南亚音乐以及西亚音乐的精华，才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西域古代音乐，在丝绸之路音乐史上独树一帜。

《丝绸之路音乐文库》从多个层面研究了中外音乐艺术的交流，不仅填补了我国音乐史中的许多空白，而且也填补了世界艺术中的许多空白，对建立世界性的丝绸之路音乐艺术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研究丝绸之路上中外音乐的交流有着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选自《丝绸之路音乐文库》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作者赵塔里木，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河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于：中州古籍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