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溪勤有印犹新，座有藏书萃古春。

价重寒中田十亩，建安遗简更殊伦。

这首题为《家塾本》的七言诗，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杨守敬《藏书绝句》中的一首，说的是南宋时期几种著名的古籍刻本的流传与收藏。其中“勤有”“建安”指的是宋元时期建阳余仁仲万卷堂、余志安勤有堂，以及刊刻“陆状元《通鉴》”的建阳蔡氏家塾等著名刻书家，后两句则讲述了发生在明代的一则书坛掌故。

话说明代藏书家马寒中，其藏书处名“红药山房”。他曾因购书之故到过藏书家龙山查氏的书室，见其案头有宋建阳刻本“陆状元《通鉴》”，一见而喜之，千方百计求让购却遭拒绝。不久，查氏为葬其亲，请风水师所卜的“吉壤”，正好是马家的田产。马寒中得此消息，非常高兴，最终他以十亩田产的巨大代价换得这部建本《通鉴》。然而，爱书如命的马寒中却感觉捡了个大便宜，成交之时，生怕查氏反悔，抱起书就往家里跑！

那么，这部诞生于建阳的“陆状元《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竟然能够“价重”田产十亩？

此书全称《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共一百二十卷，由南宋著名刻书家建阳麻沙蔡氏家塾刊印。此蔡氏家塾，全名为“梅山蔡建侯行甫家塾”。所谓“陆状元”，即陆唐老，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第一。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八）作《增节音注资治通鉴》，卷数相同。其内容，四库馆臣概括为“于司马光书内钞其可备科举策论之用者，间有音注”。

在此要特别指出，此书是南宋建阳刻书家们刊行的，是将卷帙浩大的经史类儒学典籍，向“文省而事略”的普及本转型的代表性刻本。就以《资治通鉴》为例，司马光的原著有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由于卷帙浩大，书价昂贵，一般贫寒之士无力购买，给此书的传播和普及造成困难。有鉴于此，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崇安武夷人氏江贽曾率先将此书节编为《通鉴节要》二十卷。由于简明扼要，卷帙缩小，便于购买和携带，使此书得以广泛流传。

江贽，字叔圭，号少微，今武夷山五曲仍遗存“叔圭精舍”门坊，即北宋时江贽所建的书院遗址。一直到明代，江贽所节编的《通鉴》在建阳书坊仍有刻本问世。全称为《宪台考证少微通鉴全篇》，此书今国内外图书馆存有不少明代福建的刻本，以及日本、朝鲜的翻刻本。而麻沙蔡氏家塾刊印的《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则是以“增注详节”的又一节本方式加以刊行的“通鉴节要”。

应该说，在建阳刻书史上，“陆状元《通鉴》”是传世数量众多的麻沙本中一个很普通的个案。历史上，以《诗经》《书经》《周易》《礼经》和《四书》等一批儒学经典，和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一大批卷帙浩大的史学著作，以及唐诗、宋词、元明小说等大批文学典籍能够得以广泛普及和传播，其时间大多在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宋明时期，其地点则与其时位居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福建刻书的历史十分悠久，上迄于五代，繁荣于两宋，下延于元明和清初。北宋，福州的寺院刻书；南宋，建阳麻沙、崇化两坊刻书，都跻身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元代，建阳仍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大都、平水、杭州、建阳）之一，书堂、书铺以及刻本的数量均超过宋代。经、史、文集之外，供市民阶层阅读的医书、通俗类书较宋代更多。尤其是日用类书，由于甚为畅销，刊刻者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书坊，均有一两种类书刻本。明代是建阳刻书业的鼎盛时期，刻本数量远远超过宋元时期。刻本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医书、类书、小说、戏曲以及日用通俗书籍刻本尤多，内容趋向通俗化、大众化，这是明代建本的特点之一。

建本图书，早在南宋时期就开始流传海外，宋末建阳理学家、刻书家熊禾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的诗句，表明雕版印刷术和建本图书在宋代已开始向东南亚、东西欧以及世界各地传播，成为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宋明时期建刻的繁荣，为全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在《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一文中，对宋元以来麻沙本的作用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他说：“自（后唐）长兴镂《九经》于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观古圣贤书诚厚幸矣。”此后，诸如《史记》《两汉书》和《文选》等一大批史籍、文集“皆付雕造，诸子百家次第皆有”。这些印本图书，“官则储之国学，民间则吴、蜀、越、闽悉能摹印，而闽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传日多”。在麻沙、崇化两坊所刊刻的图书中，以科举应试之书尤多，由此形成了历代应试举子和读书人“揣摹时文是习，坊间刻本盈屋充栋”的盛况。其负面的影响则是“士子得书易而怠心生”，这主要指的是由于刻本易得，以往学者在抄本时代辛勤手抄、苦读记诵的现象因此有所懈怠。

其实，科举应试之书只是建阳麻沙本的一小部分，在经、史、子、集，即传统的所谓“四部”分类法中，建本图书可谓无所不有，并且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福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促使大批经史、文学、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并得以及时问世和广泛传播，从而使福建在普及教育、科举文化、文学艺术、传统医学，乃至朱子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日本当代学者清水茂指出，福建地处偏僻，远离中央朝廷，在宋代竟然学者如林，人才辈出；闽学更成为道学中心，主要和福建出版业的兴盛有关。

以上仅就福建刻书略述其大端，读者诸君若欲穷究其详，则必须更就本书的其他文字加以详参。

收入本书的三十多篇文章，前后历时30多年，是笔者辛勤跋涉书史的部分足迹。其中，或为福建刻书的通考通论，如《发达的福建刻书业》《建阳古代刻书通考》《刻书中心建阳对外传播的基本走向及其影响》等；或为地域分论，既有州郡一级如福州、泉州、莆田、汀州和漳州的区域刻书概况，也有刻书中心建阳与这些区域的关联性研讨；或为个案研究，大如刻书家族，诸如《建阳刘氏刻书考》《建阳熊氏刻书述略》，小如某位刻书名家，诸如熊宗立、刘洪；更有专题探讨，如对其时影响最大的朱子学派的刻书及其相关文献研究。从篇幅来说，既有长篇，亦有短札。内容广泛涉及宋明理学、医学、类书、小说、戏曲、诗词、版画、图书广告等。这些文章，大部分曾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本次结集出版，均一一注明原发刊名或书名，以示对原发刊物、图书编辑的谢意。除对原文某些明显错误略作修改，文中注释统一改为脚注外，一般不作改动，以尽量保持历史原貌。

方彦寿

书于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

2022年9月5日

内容简介：

福建刻书的历史悠久，上迄于五代，繁荣于两宋，下延于元明和清初。宋明时期建刻的繁荣，为全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促使大批经史、文学、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并得以及时问世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福建在普及教育、科举文化、文学艺术、传统医学，乃至朱子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书共分为“闽刻通考”“地域分论”“个案研究”“专题探讨”四部分，内容广泛涉及宋明理学、医学、类书、小说、戏曲、诗词、音乐、版画、图书广告等。为方彦寿先生30多年研究福建刻书的学术论文自选集。

作者简介：

方彦寿，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子文化》主编。出版《增订建阳刻书史》《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等专著，主编《朱子文化大典》《杨时文化大典》等，发表论文200多篇。

(本文原载于：福建教育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