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语言相通，才能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我忽然意识到，真正抵达深山苗寨的，或者说真正让苗寨抵达世界的，不是狭窄或宽广的公路，而是承载着人心与思想的语言。”作家杨仕芳在他的首部报告文学作品《新声》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新声》一书通过描绘广西和贵州交界深山中的乌英苗寨妇女学习普通话的故事，展现了语言相通所带来的山乡巨变，反映了通过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是一部以小切口展现大时代，以文学性的笔调书写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2019年11月，广西柳州市启动了“双语双向”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对柳州市存在普通话交流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普通话培训，同时对不会说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部分乡镇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培训，既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普通话水平，又能提高民族地区扶贫干部的“双语”能力。《新声》一书所讲述的乌英夜校班的故事，就是柳州市“双语双向”培训这棵大树所结出的果实。

作品以乌英苗寨妇女梁足英的口吻，讲述了乌英夜校班以新编苗歌、古诗词苗语新译等创意方式帮助苗族妇女学习普通话的感人故事。在几年时间内，乌英妇女从不会说普通话，到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再到会用诗歌表达生活，终于发出了自己的新声，她们与外界交流的意愿、能力明显提升，同时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了振兴乡村的能力和信心。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向当地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提高了向基层宣讲政策和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了干部与群众间用普通话和民族语言双向沟通交流顺畅和谐的氛围。

“双语双向”文化扶贫政策和一系列的帮扶措施，不仅令乌英苗寨的妇女获得“新生”，让她们重新认识自己，勇敢拥抱时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开启了第二次生命，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乌英苗寨移风易俗，人们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重视教育，重视对居住环境的保护，回到寨子里发展的青壮年也越来越多，曾经的“空巢村”开始焕发“新生”，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擅长小说创作的侗族作家杨仕芳，通过深入苗寨的扎实采访，运用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故事和细节的刻画，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边远的苗族山寨如何跨越古老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拥抱一个疾速发展的新时代。这本书讲述的是新时代的新声，是新时代少数民族妇女的新声，也是新时代国家的新声。

好像人生再来了一次

在2000年之前，乌英苗寨的女孩儿很少能去读书。与1974年出生的梁足英差不多大的女人，大都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平时也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每当有外地人来村里，我们都不敢跟人家打招呼，只能远远地躲开。”梁足英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就像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困在语言不通的世界里，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2020年，苗寨创办了夜校班，专门教梁足英这样的妇女读书认字，学说普通话。近4年时间，共有100多位老师，给妇女们上了800多节课，教会了她们许多汉字，现在她们已经能用普通话交流。梁足英说，学习普通话和读书识字，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再来了一次。“现在，无论做什么事，我都能够认真思考。读书，不仅能给生活带来方便，还能让人重新认识自己。”

通过学习普通话，学习认字和文化知识，她们不仅打破了交流的壁垒，还获得了新的生活技能。给果树和庄稼喷农药、施肥，养鸡、养羊，都用得到文化知识。而“双语双向”培训带给苗寨的最大变化是观念的改变。

梁足英在教阿妈写字

杨仕芳表示，乌英妇女观念的改变，首先体现在她们建立了自信，发现原来远在深山里的她们，也能和别人一样做许多事情。她们会说普通话了，识字了，也就变得大胆起来，敢于跟外界沟通交流，从而慢慢学会运用知识来改变生活，她们如今可以用手机跟外界沟通，推销自己种的蔬菜等农产品，还学会了录制视频，在网上洽谈生意和直播。“连种了几十年的地，到现在才理解种地也是要靠文化的，这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在观念上颠覆性的转变。”

妇女们学会说普通话之后，回家还能用普通话跟孩子沟通，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帮助。梁足英在书中自述：“我们苗寨的妇女文化水平低，基本不会说普通话，往往力不从心，不知道怎么教孩子。孩子的成绩普遍不好，个别小孩的厌学情绪还比较严重。”上夜校班学普通话和文化知识，让苗寨妇女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带动家里小孩的学习氛围。苗寨里的女娃们受到鼓舞，更加努力读书，“狗不耕田，女不读书”那句话，再也套不住女娃们的脑袋了。

夜校班大合影

古老苗寨的新变化

乌英苗寨在“双语双向”培训活动的推动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妇女们因为学习普通话，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她们不再是以前那个沉默寡言的群体，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到村里的各项活动。

村里的文化活动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语言一通，苗寨与山外联系的路打通了，妇女们对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这让她们开始意识到苗族的传统服饰、传统布料亮布、传统乐器芦笙、传统苗族节庆活动等，都是乌英宝贵的民族文化传承，是将乌英展示给世界的最好名片。在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干部的推动下，苗寨里的妇女带头积极传承和传播这些传统文化。

此外，以前的苗寨脏乱差，现在人们对居住环境越来越有保护的意识，在大家的努力下，乌英苗寨已经换了新面貌。如今的乌英，通路通电通水，寨子里的每条巷道都硬化了，干净整洁又安全，住房也实施了“三改”，村里还建起了戏台、风雨楼、农耕文化一条街和文化广场。“读书不只是为了走出去看到别人，也是为了让别人走进来看到我们。”这些年，乌英不断地摸索旅游发展的道路。山上的树木，田间的庄稼，河里的游鱼，世代传承的酿酒工艺和亮布制作工艺等，这些往日村民们并不在意的东西，如今都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

其次，“双语双向”培训推动了乌英苗寨经济状况的变化。通过学习普通话，苗寨妇女们能够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开始在网上销售寨子里的原生态农产品，甚至开始做直播带货，向外界展示乌英苗寨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这些经济活动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让她们看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学习普通话还带来了苗寨社会关系的变化。一方面乌英苗寨妇女学说普通话、学习知识，用知识来提升自己，打通世界，照亮生活，使古老的苗寨成为时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驻村干部也认真地学习苗语，他们在工作中也开始能用少数民族语言与当地百姓交流，从而消除了因语言不通而形成的障碍。乌英苗寨的父老乡亲和驻村干部双向奔赴，新时代党员干部和群众同频、同声、同步、同心，共同发出了时代的新声。村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妇女们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她们不仅是学习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一部充满文学色彩的报告文学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杨仕芳曾在《花城》《山花》《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出版有《而黎明将至》《故乡在别处》《阳光穿过我们村庄》等多部图书，曾获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以往主要写小说的杨仕芳，第一次接受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邀约创作这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他在《新声》的创作中采用了独特的文学写法，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感，还充满了小说和散文的文学色彩。他摒弃了报告文学常用的叙事性、交代式的语言表达，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梁足英的视角，生动地展现了苗寨妇女们学习普通话的全过程。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她们在学习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

他还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苗寨妇女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场景。这些细节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物的鲜活和生动，让作品更具有可读性。

细节来源于深入扎实的采访，杨仕芳透露，从采访到定稿，前后历经一年多时间。他先后去了乌英五次，有时在那里待三四天，有时更长一些。在村子里，除了采访夜校班的妇女，尤其是几个重点学员，无论遇到谁，只要对方有时间，他就像遇到朋友一样，或坐在枫香树下，或在风雨桥上，或在田间地头，随意聊起来。“话题是不定的，关于这个村庄的历史，关于村里人的生活，以及这个村庄的习俗与文化等。我是从他们的话语里，才得以真正走进苗寨。无论采访谁，他们都很乐意接受采访，他们不怎么把采访看成采访，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讲讲家长里短。”

而最重要的，《新声》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具有打动读者的真情实感。对此，杨仕芳认为，任何作品想要达到优秀的水准，甚至成为经典，都必须具备冲击力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写作者要先被事件本身感动和震撼，然后努力将这些事件写成作品，继而去感动和震撼阅读者。

杨仕芳说：“其实最初在面对这个写作任务时，我是犹豫的，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过类似的创作经验。但当广西教育出版社的老师们带我来到故事的发生地——位于桂黔交界的乌英苗寨，我很快被乌英妇女们打动了，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我母亲的影子：我母亲跟她们一样没有念过书，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在乌英妇女们身上，我看到了那种天然的、纯粹而高贵的、与生俱来的良善，我这才决定写下这部书。这本书既是写给乌英妇女，也是写给我母亲。我把这群妇女当成我母亲来写，我像爱我母亲一样爱着书里的每一个人物。”

“我在乌英采访时，看到苗寨与我童年生活的侗寨那么相似，村里人的精神面貌也那么相似，我整个童年的记忆就突然复活了。最为打动我的是，我在乌英妇女们身上看到了乡村妇女生命意识的觉醒。她们或许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我内心受到的冲击就更大。她们身上那种天然的良善和真诚，与她们脚下的那块大地一样宽厚和慈悲。”

杨仕芳总结说：“写完这部书，我的感受有几点：一是只有走进生活深处，才有可能发现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和灵魂，他们同样值得记录和书写。二是我意识到自己对写作的傲慢与偏见。一部作品，写成是容易的，写好是困难的，这世上没有哪种体裁的作品能轻轻松松就写好。三是我似乎找到了报告文学的另一种写法，《新声》我用的是小说、散文的笔法，努力在报告与文学之间找到那块平衡之地。”

出版社的努力与支持

《新声》是广西教育出版社做好主题出版的一部策划组稿作品。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作为地方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要讲好新时代的广西故事，首先考虑的是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上彰显新担当”，寻找打动人心的题材，以小切口展现大时代，由此诞生了“双语双向”这一切入点， 并邀请杨仕芳进行创作。为了让杨仕芳更好地了解乌英苗寨的情况，出版社组织了多次实地考察，带着他深入苗寨，与村民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杨仕芳表示非常感激广西教育出版社对他的包容与支持。他没有按传统的报告文学写法来完成这部作品。初稿出来后，出版社的编辑老师还是接纳了，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出版社组织了多次审稿会，邀请专家对作品进行点评和修改。在出版社的帮助下，他不断完善作品，使得《新声》最终呈现出高质量的面貌。

广西教育出版社在作品的宣传和推广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短视频、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扩大了《新声》的影响力，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关注这部作品。这不仅让《新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还为乌英苗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杨仕芳说：“在全民媒体时代，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方法在改变，荐书短视频等新形式的介入和运用，在作品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条更为直观与充满信任感的桥梁与通道。《新声》出版发行后，广西教育出版社和我都有意识地通过短视频和新媒体的形式来扩大传播。出版社邀请拥有千万粉丝的读书博主都靓、小嘉等来推介《新声》这部书。我不仅受出版社邀请录制荐书视频，参与广西广播电视台录制《遇见好书》栏目，还参加柳州市新华书店的网上直播等活动。这些我都是第一次经历，没有什么经验，却发现这种方式更能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用另外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打开作品。而读书博主都靓、小嘉的荐书视频，不仅让我像读者一样反观作品，还让我注意到在创作中值得关注的部分，为我创作下一部作品积累经验。”

同时，据杨仕芳介绍，广西教育出版社不仅重视图书在国内的宣传推广，还十分重视图书的版权输出工作，积极扩大图书的国际影响，传播中国声音。目前《新声》已经签订越南文版权输出协议。

未来美好可期

随着《新声》的出版和宣传推广，乌英苗寨逐渐被外界所知，杨仕芳说现在有许多读者向他了解乌英的情况，在做去乌英旅游的功课。“乌英苗寨有秀丽的山景，有精致的吊脚楼，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有原生态的美食，有优质的水资源。苗寨里的妇女即便到了六七十岁，头发依然乌黑浓密，这些都是良好的旅游资源。乌英是不去会感到遗憾的地方。而且那里的村民十分淳朴，即便游客遇到什么困难，人们都会帮忙解决的。如果有时间，我非常乐意推荐大家到那里去走走、看看，感受一下大苗山的美好。”他笑言，“虽然和目前大火的新疆阿勒泰的自然风光迥然不同，但乌英苗寨同样拥有吸引人的风景与文化，茂盛的花草树木，淳朴的苗族百姓，数百年来的传统文化，远离都市的繁华与喧嚣，这样的地方无疑就是疲惫灵魂的栖息地。”

他表示，乌英还有很多故事值得书写。乌英夜校班的老师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扶贫工作者。针对夜校班没有固定老师这个问题，村支书、驻村干部商定之后，安排当地小学的潘先锋老师、“老党”梁合安托底，确保每天晚上都有老师上课，最大限度地保证学习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尤其是保持妇女们的学习热情。这些老师都是义务上课，一上就是好几年。杨仕芳感慨：“潘老师日常忙于教学工作，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始终没有怨言，每个晚上都热情洋溢地走进夜校班的教室，足以令我感动。现在小学又调来一位年轻的彭老师，她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兼顾舞蹈与文化教学。他们都是一群可爱可敬的人。”

杨仕芳介绍说，乌英夜校班还在开办，学员的学习热情依旧不减。现在乌英妇女们到夜校班来读书学习已经成了习惯。“这不仅仅是为了识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她们生命里复苏。随着妇女们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夜校班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也在相应调整，比如通过文化知识加强与外界沟通，继而直接帮助改善和提高苗寨的生活水平，形成良性循环。当读书学习成了苗寨的一种文化符号，那就会越办越好，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就像村里人吹芦笙一样，不是会吹了就不吹了，而是会吹了就想着如何吹得更好。”

杨仕芳认为，乌英夜校班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政策。“双语双向”政策的制定是符合实际的，并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促使这项政策得以落实。其次，归功于人心。无论是村支书、驻村干部、小学老师，还是村里的乡贤，他们的心往一处使，且都具有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奉献精神，使政策得以落实。再次，归功于乌英妇女对知识的渴望。村里的妇女有着强烈的读书意愿，并且有像梁足英、何玉清、吴妹富等这样的带头人，她们同样有为大家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奉献精神，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

他强调，语言承载着人心与思想，它无惧高山险阻，蹚水过河，穿越城墙，在思想的沟壑上架起共同命运的桥梁。时代在发展，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同样渴望融入世界，而普通话就是他们融入世界的最好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