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白烨认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好的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2011年，刘震云凭借这本书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次出版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是其兄妹篇。“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几经修改后，作品的简体中文版与台湾繁体中文版同步于近日首发。

《一句顶一万句》写生活，是为了表达在人群中想找到一句话很难；《我不是潘金莲》书名还可以叫做《一万句顶一句》，是慨叹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李雪莲用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却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全国大事。她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

面对“女性小说”或“政治小说”的界定，刘震云认为，这本书貌似以李雪莲这个女性为主角，实际上的主角却是男性史为民；貌似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可以说，这是一部探寻喜剧和荒诞的“底线小说”，因为要找到喜剧和荒诞的底线比要找到道德的底线还要难。

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

南方日报：张颐武教授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刘震云：写作和起题目是两个脑袋。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当年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有些另类，起初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叫开来了。我想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反应，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我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书不好卖，出版社不干。

我有一些朋友不太同意这个书名。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这句的反过来源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姊妹篇也不准确，应该是兄妹篇。

南方日报：你说这部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为什么会有这种延续？是意犹未尽么？

刘震云：这本书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没延续，理儿上有延续。《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纠正一句话很难。我的作品都要想四五年，但写起来可能就几个月。因为我“绕”。别林斯基和恩格斯都说过，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得越深越好。我是三四部、四五部小说交叉写。写一部，想几部。这在爱情中不允许，但小说是可以的。李雪莲就是《塔铺》里的李爱莲的妹妹。

南方日报：确实有些人评论说你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你的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但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南方日报：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南方日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让人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让人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南方日报：看起来这是一个农村妇女因为一点小事上访的故事，你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怎么理解？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她的离婚和各级政府也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

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

南方日报：因为跟冯小刚导演的合作，你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被更多人所熟悉，包括即将推出的《温故1942》。你怎么看待小说和编剧这两种工作？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一大车的话。

南方日报：新作会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吗？除了冯小刚，还会考虑跟别的导演合作吗？

刘震云：这要看今后有没有适当的契机。我觉得这部作品有特别好的、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变成影视作品，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除了我，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导演。这个导演一定要跟我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特别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总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见识非常一致。比如一般的电影导演看中的是故事情节，冯小刚不一样，你们看一看《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冯小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编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节、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

名家评论

雷达：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智慧和话语方式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它延续了“倾听民间”的主题。“潘金莲”仍然具有语言的细致和狂欢化，小题大作、故弄玄虚，形成了一个狂大的幽默场，夸张性是完全允许的。所以在这里我感觉到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千方百计要把事情搞大，尽情折腾，整个风格是幽默的。告状是很严峻的事情，我们读起来却会发笑，这是内在的幽默感。李雪莲准备要告状了，搞了七件事，先到澡堂搓澡，写得很有趣：剪短头发，为了战斗，万一打起来，你抓不住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趣，你一看就忍俊不禁：她是我们民间非常智慧的女子。语言简洁甚至快捷，用对话推动情节的旋转。我必须说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和民间的话语方式，这是刘震云独有的。

张颐武：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这个书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正文很短，其实是短篇小说。就像杜甫写一首诗《秋兴八首》，是七律，大家写的诠释多达五十万字。刘震云这个故事的正文能获鲁迅奖，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获茅盾文学奖，分开得奖。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大家认识中国，但不清，外国人说不清，自己更说不清，这个书的好处是把中国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微妙。李雪莲是一个有毛病的中国人，她搅动的故事其实都是有毛病的故事，所有人被她搅动以后变得有毛病，带着这种毛病向前走家，就是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博大复杂，了解复杂的中国最可贵。

张清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名字是一个“障眼法”

刘震云的小说这些年来一直有巨大的关怀，不仅关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现在他又更关怀当下，当下中国的社会。我觉得《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小说重要性可能就在这里，它是关于我们中国人当下经验的一种高度敏感的一种呈现。我同时要说的是，不要把这个小说看成是简单的“问题小说”。作家看起来是关怀中国到处都存在的上访问题，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这样的小说在现代非常多，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小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那样的话就降解了它的意义。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名字，刘震云先生作为一个喜剧性很强的小说家，也是非常睿智的，取这样一个名字，我认为是一个“障眼法”，反衬了小说在喜剧风格下面蕴含的非常庄严的命题。

白烨：“刘震云式叙事”东拉西扯又逻辑严密

看起来它是东拉西扯，其实逻辑关系非常严密，事情又是环环相扣。“刘震云式叙事”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加深了我们这个印象，这个是我们小说叙事方式中看到的，可以称之为独特写法，别的很难找到一个写法跟他相近的。他写出了一个事情怎样由小变大，由少变多，蚂蚁变成大象，芝麻变成西瓜，李雪莲由小白菜变成了潘金莲，又变成了窦娥，这个事情不断发酵，这是作品非常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刘震云确实在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直面现实方面，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这是别人没有的，属于刘震云自己的，这个路子就是写小人物，就是用这种看似绕舌的叙事，来写当下基层社会的基本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