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贾平凹在创作中。 资料图片
贾平凹
1952年生,陕西丹凤县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有《商州》、《浮躁》、《废都》、《怀念狼》、《白夜》、《土门》、《秦腔》、《高兴》、《古炉》等13部长篇小说。其中《浮躁》获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说起陕西文学,大家都唠叨三个人的名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作为“陕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都扎根于西北农村。其中最备受争议的作家,非贾平凹莫属。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失语、压抑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写完《商州》系列的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气氛与个体情绪,40多天里写出一部44万字的《废都》。
因为大尺度写作,《废都》被贴上了“当代《金瓶梅》”的标签,出版后迅速被“炒”得昏天黑地。半年后《废都》被禁。
《废都》让贾平凹声名大噪。从那以后,贾平凹每出一本小说都叫好叫座。在日渐繁荣的艺术市场里,他的字画更是如鱼得水,一幅字从几千升至几万。
今年8月,贾平凹到广州领取“首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经典致敬”之“最具国际影响中国作家”奖,促成了本次采访。
初见贾平凹,感觉比旧照上要清瘦,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一年下来,每天走湖一小时,瘦了十斤。”当记者开玩笑地问他“会不会有一天离开陕西?”他霎时认真起来,放下手中的烟,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声音突然拉高,“到哪人家谁要呢么?没人要。首先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吃的不行不自在。”
贾平凹爱吃面。抵穗第一天还得应酬吃粤菜,第二天他推掉了主办方安排的餐厅,拉着记者以及一拨朋友去找陕西馆子。吃下了一盘大号的炒刀削面后,才舒心起来。
现在,只要贾平凹不外出活动,基本上都呆在西安城里的工作室。写作,写字,画画,见朋友。“所以要说是个好丈夫,咱谈不上,一天到晚忙自己。好父亲就更谈不上,因为我走的时候小女儿已经走了,我回去她已经睡了。家里任何事情我都没管过,就包括小孩生病啊、学校开会啊我都没参与过。”贾平凹说。
贾平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今年考高中。来广州前,他正忙着给女儿找学校,“中国现在的中考比高考还激烈,哎呀这上个学就难得要命。焦头烂额的。你找任何学校校长都关机,学校你也进不去,你就是有后门你也找不到,马上到报志愿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啊,你不知道哪个学校分数线是多少。忙了一个礼拜,用陕西话那就是叫‘胡扑’了。”
为女儿上高中“胡扑”的贾平凹,有这些职位挂在名字后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美文》杂志主编。
回乡青年开始写作
“我就是在那种低水平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寻找变化,寻找突破,才达到后来的水平。”
南都:贾老师,多年来你每次出新作都掀起一股热潮。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贾平凹:哎,写作,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就写了。我在(当)回乡青年时就写。当时“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的孩子到农村去,叫上山下乡。农村的孩子,从学校里回来,回到农村去,叫回乡青年。那个时候,不管你父亲干啥,母亲户口是哪的,你就是哪的。因为我父亲是教师,我妈是农村妇女。那孩子肯定随母亲就变成农村户口了。回乡青年地位上比知青低一点。
所以我曾经发过感慨,知青老在写他的苦难。我说那农村人就不叫苦难?农村实实在在是苦难着呢。你就苦难了那几年嘛,你就写了半个世纪、写了几十年都写不完,你还在那痛苦。回乡青年比知识青年痛苦得多。(知青)你起码当时保证你不能饿死,取到中等口粮,回乡青年哪怕把你饿死呢,没人管你。而且你还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还有个盼头,回乡青年永远没有盼头。农村那些漂亮女孩都跟了知青了。
南都:你回乡后又是怎样出来,到西安的?
贾平凹:高考制度恢复的前五年,村里从工人、农民等推荐一批学生去学习,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也是其中一员。开始招收的时候,我被安排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造飞机。后来三倒腾两倒腾,就倒腾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自此命运就改变了。
南都:命运是因为写作吗?第一篇发表文章是?
贾平凹:第一篇变成铅印的文章是《一双袜子》,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那时不像现在搞创作的,学校一毕业一上社会铺天盖地都是中文名著,到处都是文学活动。整个陕西只有一本杂志,专门谈革命故事,不发散文小品。全西安只有一份报纸《西安日报》,里面有个副刊版,报纸小得很,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版面,能发多少东西?此外,你接触不到外部,世界文学发展是啥样,三十年代作品,中国古典的作品,也看不到,就没有那些东西。中国的名著吧,只有“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就光是这种你能看到。
我那时起步低,大学生写的东西都不如现在小学五年级学生写的。我就是在那种低水平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寻找变化,寻找突破,才达到后来的水平。
南都:当时也没有什么书看吧?
贾平凹:哪有书看嘛?就没书看。我那村子里只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剩下的都是小人书。再没有书了。有一天一个民工拿了一本书,没有封面,没有封底,文章以日记形式书写,写得好得很。我整天模仿人家文章的风格来写我周围的人。上大学我才知道那书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大学二年级某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里面收录了好多作家的作品,有一篇是沈从文的文章。我就给这本书的出版社写信,告诉他们“你要出这个书,就多出点这个人的作品”。这是我一生唯一写过的一封信给出版社,忘了哪个出版社了。当时才20来岁嘛,后来才得知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大作家了,咱都不知道嘛。证明我当时有多愚昧嘛。后来我开始在图书馆寻沈从文的书。广州花城出版社曾出了沈从文的一个红皮子书,上头有花纹,那是我买的第一套作家全集。
我后来看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老舍的作品,好东西你一看就把你吸引住了。咱平常看的都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写的,反映合作化,革命炼钢铁,矿山或者是部队的呀,完全是配合一段时期的政策搞宣传。严格意义上不是真正的文学。咱起笔时就在这种环境之中起来的,身上必然有政治这种东西在身上,有烙印。
南都:1978年,你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你同期的一些作家现在或者调整了方向或者已经放弃了写作。
贾平凹:对,我获得第一届全国奖的时候是1978年,与我一同获奖的现在几乎都不写。比如王蒙、刘心武、张洁,90%都不写或转行了。只有我还在这儿弄呢。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文学我是一步步贯穿过来的。
后来有人说你为什么还在写?你成老汉子了,和人家年轻人在一块写。我说看,当时(我)起步低得很,你要在这个文坛上混,你不学习、不突破、不变化,两年就把你甩下去了,残酷得很。你几年不写就把你忘记了。他们一拨一拨人往上上,你想你现在80后和90后都在写了,你再不进步人家早把你撵上了。
南都:先锋文学有没有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你写作道路中,哪位作家影响你最深?
贾平凹:肯定受先锋文学影响。你自己不从事,但是你绝对要思考好多东西。当时作为一种潮流来临了以后吧,它起码打开了,推倒了一堵墙。起码你能得到那新鲜空气,风吹过来了。春天来了,它不是一个树开始长叶子,它是所有草木都在发育,长叶子。但是具体怎么个弄法(影响),那是个人的弄法。现在回想80年代中后期,那一段生活啊,它绝对是,对中国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没有谁不受影响。不是只有某些先锋作家的叶子绿了,所有作者,不管北京的,还是我县上的,整个潮流语言、评论文章、杂志上发表的,都是那个样子。
《废都》被禁前后
“当时出来的前半年轰动得很,好评如潮。后半年,一批判,一片倒戈声。那骂得,你不知道,祖宗几代都骂开了,带来的后患多得很。”
南都:探讨你的写作,绕不过1993年出版的《废都》,当时为什么选择放弃熟悉的农村题材,去写城市题材?
贾平凹:我写作经常有这感觉,一本书写完后,不要急着写下一部。下一部书自动就寻你来了。比如搞收藏时间长了后,我收了个烟盒,过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个烟盒就来了,成对了。写作吧,有时是你选择题材,有时,题材来选你。我老说,故事早就是这世上存在着,只是你把那个表达出来。
当时代在发生变化时,怎样能表现这个时代?往往是,个人的生活际遇,和时代的生活际遇,同时在发生变化时,在某一点上就齐活了,就燃(陕西话:粘)到一块儿了,(这样)诞生的作品最容易表达这个。《废都》正好碰上这一点。
那时我40岁,当时的社会处于苦闷时期,整个知识界沉寂了。我这时遇上两件事,一是生大病,再个是家庭发生裂变。那个时候我个人那种忧伤和时代的忧伤粘到一块儿,正好写的是这段生活。里边有写到我个人的生活,有写到作为社会人的生活。在这儿讲,应该说,它是碰上的。历史上好多书,都是这样碰上的。它都不是有意的,想不来。偶然间碰上,就成了。
南都:写的时候预料到后面的轰动吗?
贾平凹:没有。我写东西,从来不考虑成不成。因为一考虑别的,你就写不成。那个书总的命运来说,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好。当时出来的前半年轰动得很,好评如潮。后半年,一批判,一片倒戈声。那骂得,你不知道,祖宗几代都骂开了,带来的后患多得很。
南都:当时为什么被禁?
贾平凹:当时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批判《废都》。当天下午消息就传到西安了。出席会议的人多得很,不光是中国作协去了,还有全国市以上的宣传部长,一块儿参加呢。
南都:被禁后,你心情怎么样?
贾平凹:哎,这个我回答多得很。那肯定,那能好吗?你想,能好吗?实际上(我被)控制严得很呢。当时好多国家在关注《废都》,都来采访我。我家里电话打不出去,海外电话打不进来。只有在单位才能打。再一个,有啥好事情,就没有你了嘛。比如有些活动人家就不让你参加了。世态炎凉,好多人就不理你了,就不敢粘你了。
南都: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贾平凹: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中国作协说这个年轻人有才华,但脑子得要提高一下,应该到南方经济改革开放地区,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就安排我到江阴啥啥村,让我在那挂职呆一年。我本来从西安直接到江浙。不行,必须坐飞机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再回西安,我当时和旧社会那流放是一回事。只是条件好一点。
字画与收藏
“我以字画作为基础,但无意于书画家。感觉搞书画和文学是一样的。开头进去容易,深入了一段,确是难得很,再上台面就特别难了。”
南都:这些年来,除了文字作品以外,你还创作书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一块?
贾平凹:我很早喜欢了,但对我来讲,写作当然是第一位。一是因为书画完全是出于爱好,再一个作为糊口来讲,写作挣不了多少钱,字画能卖钱。字画比写作轻松,尤其是写书法,一幅书法十来字抽着抽着烟一会儿就写好了。
我的书画出来后,书画界的人反响好得很。我以字画作为基础,但无意于书画家。基本上,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写东西,谁要是来买字画,我就写字画,如果没人来我也可以自己写写调剂一下生活。感觉搞书画和文学是一样的。开头进去容易,深入了一段,确实难得很,再上台面就特别难了。
南都:你是几时开始练字的?
贾平凹:小学、中学都有写大字的课,现在没有了。陕西乡下,虽然大部分人文化水平都特别差,但是一旦有文化水平都要练毛笔字。你想我们村里好多农民,就是我那个岳父,也是农民,都写一手好字。你像到我们那些大深山里,那山里人更没文化,但是它讲究这个东西,比如说逢年过节它贴对联。村里没人写字,他就把碗扣在红纸上,拿墨笔画个圈圈当字,五个圈圈就是一副对联。他都讲究这。尤其是农村,春节的时候,一村的人都拿着红纸到会写字的人家去写对联。就证明农村有这种传统习俗,尤其是甘肃、渭源、甘谷、通渭这一带,对字画迷恋得很,家里没吃的没喝的,必须在墙上要挂字画,他把那字画(看得)神圣得很。因为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很恶劣,尤其是定西北一带,就想让娃多学些,娃唯一的出路就是逃离这个地方,出去工作。
南都:你以前也是想通过写字画来逃离乡村吗?
贾平凹:那我没有想,我们那儿对字画的追求不像甘肃定西一带迷恋。官大的才能挂到中堂上,长得漂亮的人才能挂到中堂上,而且要上香,讲究得很。我们那不讲究这个。但甘肃卖字画市场不行,毕竟大部分的人经济不行,爱得很就是不掏钱。陕西吧,现在这个字画严格讲都是送人的,都是腐败链上的一环,都是我给谁送东西了,目前最大的书画收藏都在高官那,民间就没有,只有高官有。
南都:你这些年来一直以写字来养写作,究竟状况如何?
贾平凹:以字(养)写作有个好处,不用考虑太多周边的事情。严格讲这个时代人人都在写作,大家说文学不景气,文学边缘化。我认为不是文学困境了,而是整个社会出现困境,人类出现困境,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一回事。
外国作家尤其是美国,老写未来,咱们中国人不写未来,要么是写现实要么是写历史。为什么写历史、现实这些无奈的、烦闷的东西?它能增加自信心、虚荣心,就说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多么厉害,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爱回忆。为啥美国写未来?国家强大、人自信,他不光关心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他多多少少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出路。中国人先顾了自己吃喝拉撒睡,他眼睛就达不到管别的事情。那肯定咱们只能写现实,很长时间内咱恐怕还只能写现实。所以我说怎样把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写得好一些,怎样有这个现代感?起码大多数人想啥咱就想啥,这就叫有现代的观点。咱怎样能达到真正的富裕、真正的公平,人怎么活着有价值,这是中国人目前对通往世界上比较先进方面的过程中受障碍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拨清了,咱作品的眼光必然也是现代的眼光,要是你关上门光看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咱俩争来争去,旁人看你俩无聊得很。就像现在咱回头看朝鲜一样,光是怎么发展它的主体思想,或者是权力斗争,这些东西,咱现在就觉得它可笑得很。咱们或许也存在可笑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咱再不努力,别人看咱们也是这样,那你这文学能达到个什么程度,你只能自娱自乐了。
南都:这样说来,写作考虑的东西多,写字画画直抒心意。两者时间会冲突吗?
贾平凹:如果有冲突,我肯定选择写作。因为在我心目中,写作是我立身立德的地方,我好多思考,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想法,我用笔可以表达出来。字画还是受限制的。你不可能在一幅字里面,把你感情渗透进去,你只能表现你的节奏、你的爆发力、你的线条搭配,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啥?文学毕竟思考得多,它不能重复。我二十岁写的文章,到了六十岁还重复,那叫人把我笑死。而书画家就可以一个构图不停地写,还可以卖啊。(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你现在一幅字的价格如何?听说以前只是几千,现在被抬到几万。在很多拍卖行还能看到你的字。
贾平凹:这不是抬,市场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无形中就上去了。这几年书画比较热,作家里面好多人都在搞字画,这个东西是搞文学和搞艺术都一样的,不是说你搞就能搞成的,它里面也需要好多条件的,现在大部分人写的字画都俗气得很。
放在拍卖会的几乎都是假的。现在好多人为了把藏的假字画变成真的,就让谁来鉴定、或者拍卖。在一般人心目中拍卖的都是真的,实际上拍卖机构不承担真假,他能给你拍出去就行了。现在网上有些也是假的,有人认不得我的字买到假字画,往网上一贴,好多人看见就攻击我,说字丑得很,以为是我写的。
现在的写作与生活
“文学上的是是非非我从来不介入。作家么,把作品写好就好,别人的事情管来干啥?”
南都:你的《古炉》是农村题材,你从《商州》的农村写到《废都》的城市,然后又到农村。
贾平凹:《废都》、《土门》、《高兴》等,环境描写都市,实际上主人公都是从乡下来的,他摆脱不了乡,因为我还是熟悉农村人,或者农村人到城里边发生的故事。我在农村生活了19年,我老家、父亲母亲都在那个地方,亲戚朋友都在那个地方,整天回去,那发生啥事我都知道,都熟悉。那种熟悉程度,和你到一个地方深入生活那熟悉程度,是两码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你怎么看待农村?在《定西笔记》里,你谈到农村要有“农村味道”。
贾平凹:我喜欢农村,那自在得很,吃的、住的无拘无束,也没人限制你,也没人应酬,也没人认识你,你愿意做啥做啥。没人拉住你照像,也没有采访。我愿意吃啥东西,我不想吃宴席就不吃了,我愿意在街道买啥一吃,愿意住哪一住就完了,自在得很。所以人越多我就不想去了,去以后咱不会应酬,不是那八面玲珑见了谁都会说话,咱不会。勉强弄我也可以,但是累得很。老是神经紧张。
南都:现在城市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农民依然不断进城。为什么呢?
贾平凹:一看城市好得很。我一个侄子,他前段时间到城里考试,考得不好,说到城里头来当个保安,再也不回去了。当个保安有啥社会地位嘛?他都不愿意回去。回去农村不但是整个环境不行,年轻人都走了。没得人了。
现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好着呢,可谁来建设?没有人来建设。农村只有老(太)婆老汉,拿啥建设?而且农村现在人情淡薄、孝道丧失,养活老人这种风气,没有了。人到老了以后就极其悲惨,老人去世,儿女不悲伤。普遍存在。我记得像我以前去世个人那不得了,多少年都是那悲伤得要命。现在我那几个堂哥去世以后,娃们就无所谓得很。
南都:你一直都在陕西,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离开或者到别的地方?
贾平凹:到哪人家谁要呢么?没人要。首先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吃的不行不自在。我到新城市,要适应这个城市,起码得三四年,要耽误多少事情?加上我不会电脑。
南都:你博客里的文章也是手写吗?
贾平凹:没有,现在有人冒充我开了十来个博客,我气得很。我只在博客发过两篇文章。
南都:前端时间有个署名“贾平凹”的博客,质疑韩寒。
贾平凹:对,前段我又澄清了一次,说我骂韩寒,我都不知道。文学上的是是非非我从来不介入。作家么,把作品写好就好,别人的事情管来干啥?所以说我用得着骂韩寒吗?其实我在好多地方我还表扬韩寒,因为我觉得80后90后一些娃的文学感觉好得很,文笔也好得很,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就说是作家是十年一茬十年一茬。再一个韩寒有个啥好处?韩寒不光写东西,他还参与社会问题,他是个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年纪轻轻,他能说很多别人不说的话,这也挺好么,社会也需要这种人嘛。
南都:如果请你跟韩寒做一个对谈,肯定会蹦出很多火花。
贾平凹:那我肯定说不过韩寒,韩寒口才好得很。
给未来自己的一条微博之 贾平凹
愿文运长久。
(2010年12月24日,贾平凹应朋友之邀开了微博,里面只发了“圣诞节快乐”五个字,此后再也没发过。为了配合本栏目,他写了一条“未来愿望”。)
摄影:CFP供图(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