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大学十八先贤广场的梁启超西装立像。

《说文解字》：超，跳也

梁启超1900年的诗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就提出“四大自由”，比被普遍认为是该说法首创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早了40年；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语；同年的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又畅想了跳出以往王朝语境的“大中华民主国”；这些都堪称超乎其时代的创造性思维，而在此基础上又演进了百年的今人，又该如何超越梁启超？

最近，解玺璋先生著《梁启超传》（上下册）出版了，读了很受启发。梁启超的贡献有很多，我们认为，他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民主为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国号。

清晰又模糊的中国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概因“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既指王朝领域的中国，还意味着历史形态的文化中国。王朝在兴亡交替中改朝换代，而文化，无论兴衰，都在发展，明末清初，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那“国”便是王朝中国，而“天下”就是文化中国，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虽多劫难，迄今未衰。

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统一提供范式；每当易代之际，文化中国都会以民间为基地，为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异族入主后，文化中国亦可以夏变夷，以革命攘夷。

关于文化中国，儒家用“道统”来解释：“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后，就拿“道统”来说事，雍正帝说，是不是中国，不要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吗？但文化中国远不止“道统”一面，还有来自《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民间社会的那一面。

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性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其自然形态曰“江山”，社会形态称“民间”，文化形态叫“历史”。而“道统”出于儒术，不过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只要一家一姓的王朝还在，“中国”就只能是王朝的中心属性和领域，不可能成为国号。

到了晚清，王朝中国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可文化中国里，早已有了世界地图，有了孔子与耶稣同源，还有中西会通的几何学。有人说“清初之学大”有二，一是响应明末顾炎武的号召，做天下兴亡的学问，二是接着徐光启做中西会通的学问。王朝中国排斥西方并以夷视之，可文化中国却为西学的到来做了准备，预留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家天下模式的破产

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有《醒世歌》问世：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颠覆了王朝中国的天下观。

叶德辉对此很不满，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都是黄种，可见开天辟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满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说：中国是“中道之国”，且“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当时能支撑中国脸面的，也就这道了。没过多久，郭嵩焘出使英国，连道也靠不住了。因为，郭发现西洋立国也有“道”，其道一为议院政治，一为民选政治，他在《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中国政治，是圣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为一国公民政治。因此，“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么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有点蔫了。

原来以为技不如人，现在懂得道也不如人。那时，中国正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金乃皇家色，就选了三角形黄龙旗来代表，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

郭嵩焘却唱反调：国旗都是长方形，没有三角的，而且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求救的信号，黄龙旗因此变成了病蛇旗，以此为国旗，“太为失考”。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临时凑合，为建海军，凑合了一面国旗，为办外交，李鸿章还凑合了国歌。

国旗、国歌就这么凑合，还有国号呢？连凑合都没想过，黄遵宪曾建议，以“中国”为国号，他说，世界各国，都有国号，独中国无之。各国称我国人，称汉人，称唐人，都以朝代称，不以国号称。各国称我国，或称支那，或曰差那，或谓差能，皆非我国固有名称，究竟“差”哪？

梁启超的民主中国梦

“差”在家天下，王朝霸占了中国，还要国号干什么！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够了，何必为中国正名？起初指望立宪，立宪失败了；后来转向革命，革命异化了。在通往立宪之路上，中国人第一次脱离王朝而有了独立的国体意识，梁任公一呼，有《少年中国说》出。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蜕去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

梁任公得风气先，他发现：在王朝的废墟上，走来一位美少年，那是谁？啊中国！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自然四季，冬谢春生；天地之际，青春受谢，方死方生。美哉！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后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阳，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辽矣，日月所照，风水所及，新中国萌芽矣。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谓，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国，或为酋长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王权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体？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梁启超先生之说，或出自西学民主思想，亦源于文化中国之理想。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被他说中了！这一年啊，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作者自述】

解玺璋 我希望这部《梁传》和以往不同

我把传主的生命历程作为纵轴，也就是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和旅欧考察之后5个阶段，再从各个阶段延伸出传主的横向坐标，即在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比如，戊戌去国之前的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谭嗣同；民国成立之前的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旅欧考察之前的袁世凯、蔡锷、蒋百里；旅欧考察之后的丁文江、胡适、徐志摩；而外出求学之前则集中处理了他与祖父、父母、妻妾、恋人及儿女的诸多关系。其中有些人物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互相之间交错、牵连或纠缠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纵横搭配、经纬分明的网状结构，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及其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众多人物的映照下，呈现了梁启超多层次、多面相的人格与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