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刚刚结束的博洛尼亚儿童书展给全球出版商无限启发。那么，中国的步调一致了吗？


图书在孩童的生活中的地位愈发不同，相比于其他国家，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显现。

博洛尼亚：前几天在北京出席澳大利亚出版论坛会议后，我走进了博洛尼亚儿童书展TOC出版会议的现场，过去的这个周日让我觉得仿若搭上了一台时光机。

我所说的这种感觉不只是倒时差带来的后遗症。

在博洛尼亚TOC大会上，我反复听到关于如何加强儿童图书业——且不论成人图书方面的业务尚存多少疑惑——以及我们已经走在发展日益成熟的儿童书籍大道上，数字儿童读物更是一马当先。

中国出版业现下的发展情况让人恍然觉得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出版业的翻版，专注于成人驱动的儿童文学，说教的味道浓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版商、教师和图书馆员们才开始倾听孩子们想要的是什么，自此孩子们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进阅读中来。

中国政府严格管制着国内出版，只有国有出版商才能拿到书号。政府将出版视作须得管制的产品，因此，外资参与其中的寥寥无几，且受重重监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出版成了彻头彻尾的自上而下式。

孩子们“读闲书”令中国家长们忧心忡忡。中国的孩子们面临着“两大考试”：中考和高考。在中国，孩子的阅读行为俨然已置于变革的风口浪尖，年轻人们开始主张自己的阅读偏好。正如Andrew Nurnberg & Associates公司的Jackie Huang所言，“他们（年轻读者们）渴望独立，渴望能读写出他们心声的作者的书。”

相比之下，TOC大会的开幕式上，Sourcebooks公司的多米尼克•瑞卡发表了这样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多米尼克是一位活力十足、大大方方的发言者，她的一席话中所言及的却与中国现下所追求的自上而下的出版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她引用《出版观察》中埃德•纳沃特卡的话，说道“正是‘爱上一本书的那种最纯粹的喜悦和感动’使儿童图书变得伟大。”数字出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能把这一份温暖，这一种植物茎干制成的纸张所带来的自然的触感，这一丝愉悦，这一脉联结传承下来，做得更好吗？”

瑞卡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变——以儿童为中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让孩子读什么他们就得读什么。数字化关乎选择。”她指出，有分析表明，数字驱动的革新表现在数字化产品启发孩子们进行更多的阅读。

当然了，任何革新都应以用户良好体验为开端，这也就意味着要迎合儿童读者。举个例子，瑞卡援引Sourcebook公司的产品“带我进入故事中（Put Me in the Story）”这一应程序，孩子们可以用它为畅销书评定“星级”。使用这款应用程序，可以添加孩子的照片、姓名和其它选项，实现个性化定制。“不仅如此，”她补充道，“个性化定制后有数字版和纸质版供孩子们选择。收到一份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图书，孩子们可高兴了，这一切通过网上订购就能办到”。有趣的是，50%的订单都是作为礼品售出。

如今，图书更加“令人心动、社会化、带有实验性，并深深地倚仰个性化”，诚如瑞卡所言。

这些却与我在中国的会议上听到的讨论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