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

    从小就知道南京路上的蓝棠皮鞋店，走过凯司令，往西不远就到了。蓝棠的门面不大，总以为像她这样名气响的老品牌，也大约应该有个几层楼的店堂。小时候的记忆里，亲戚朋友到上海，要买皮鞋，总归是要到蓝棠的，我跟着去了不知多少趟。读大学以后，才知道蓝棠背后的弄堂里，住着一位不得了的诗人。关于他的传说听了好多。

    大概是一九七七年或者七八年，那真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王辛笛和几位著名诗人要到华师大来朗诵他们自己的诗作。晚饭前，大礼堂就座无虚席了。我能够想象那时候的大学生对诗歌和文学的膜拜程度，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走进华东师大校园的时候，也感受到了那种浓烈的迷狂，那种对冲突的理想、信奉的真理、飞扬的青春的迷狂，对有生命的学术和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学世界的迷狂，这陌生的文学世界就包括九叶诗派。

    在诗歌朗诵会开始之前，凭票入场的礼堂不得不关上了大门，最前面的听众已经趴到了舞台的边沿，最后一位听众，已经背靠着关闭的大门。进不了会场的学生，把大门擂得山响，辛笛先生走上舞台，用他沙哑的声音说，你们听，这是严冬过后的春雷，是呼唤诗歌的鼓点，快把门打开，让春天进来。

    刚才，我们又听到当年的亲历者赵丽宏讲述了这个明显带有七十年代色彩的“诗歌之夜”的传说。辛笛先生在八一年三月写过一首《呵，这儿正是春天》，他在诗中唱道：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的老巫婆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了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季节到底不同了。一九七零年代——南京路偶尔出现一两个外国人都会引来无数好奇的围观者，我的童年就有过不少和同学追跟老外一看究竟的记忆——辛笛先生就把十五万美金的海外遗产全部捐给国家。相仿佛的是，辛笛先生的岳丈、周恩来称之为“国宝”的徐森玉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语见一九七零年牟润孙《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徐森玉先生把从日本人眼皮底下抢救出了几十箱国宝交给辛笛夫妇，藏在自家楼顶上，直到抗战胜利后交给国家。

    然而，应该“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的“今之圣人”在其去世后四十一年才出版第一部著作。友人告诉我，海豚文库中二零一零年十月出版的《汉石经斋文存》是徐森玉的第一本书时，我还是大大地惊讶了。徐森玉先生著述本来就不多，加之还在动荡的岁月里散佚了不少。“文存”也就十万字，分为上下册，几篇论文，若干题跋，少量诗词，还有几通朋友的往来书札和家书。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信里说，本想回沪参加典礼（指婚礼），因有他种关系，业已作罢，唯有遥祝两人黾勉同心，百年偕老而已。信末，“馨迪兄处为致候”。辛笛先生本名馨迪。

    据说，徐老先生对未来的女婿极为满意，在看过女儿的订婚照后说，“馨迪形容严整，余故以敦厚评之，兼则文采焕发，气度轩昂，可见心境与面貌甚有关系也”。翁婿之间如此契合，恐怕更在于都是“平生风义不为钱”之人。

琐忆
　　　
    正是脑子里装满了这些传说，我第一次走进辛笛先生的家。那是在工作以后，因为编中学语文杂志的缘故，我尽量找各种机会，把自己的工作与大作家大学者联系起来，希望藉着他们的道德文章来对当时的语文师生多一点教学法之外的熏染。我走进蓝棠隔壁的弄堂，就看见居委会的黑板报上有一首“国庆抒怀”之类的七绝，作者正是辛笛先生。

    辛笛先生坐在那张接待了无数诗友的大饭桌后面，身后是一堵巨大的书墙。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一直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自己客厅的布置。我几次装修，都在客厅里沿墙放上一长溜顶天立地排山倒海的书架。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辛笛先生有关，但这的确是每个爱书人的不约而同的选择。

    我现在的书架上，举手可以拿到辛笛先生一九九七年八月送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辞典》。记得有一次去他家，桌上放满了各种新诗的版本，诗人的自选集和各式各样的卡片，辛笛先生说，既然叫我主编，我就要每首诗都看过，你看，这大夏天的还不能开电风扇，一开电风扇就全吹乱了。也许是老式洋房的缘故，我每回走进辛笛先生家，即便再热的夏天，闻到江南雨季略带潮湿的空气，心里总有一丝安静的阴凉。辛笛先生的家，在繁华的背后，比外面的气温要凉快一到两度。

    《新诗辞典》的上面，是一个四方的小玻璃盒，里面是个皮夹，皮夹的正面是森林里的梅花鹿，皮夹里是设计师约翰·韦茨的照片与签名。我没想到辛笛先生会送我这个结婚礼物。二零零一年六月，他得知我要结婚而特意送我的，他在玻璃包装盒内放了一张有“囍”字的红纸，背面写着某某“贤伉俪新婚之喜”。这个皮夹，连同辛笛先生的题字与包装，我一直就这么放在辛笛先生的书上。我刚才又上网查了一下，如果没有搞错的话，约翰·韦茨是一位小说家兼时装设计师，娶了一位女演员，他的那位比我大一岁的儿子保罗·韦茨就是流行小说《美国派》的作者。

    作为一个编辑，我工作过的三家出版社都出过辛笛先生的书。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们策划过一套京海两地的学人文丛，首先打算推出的是“海上学人文丛”，有葛剑雄《看得见的沧桑》，陈子善《生命的记忆》，魏绍昌《京华美梦》，许纪霖《暧昧的怀旧》，李天纲《文化上海》等等。正好，辛笛先生说，他可以把《夜读书记》之后写的随笔编为一册给我。这就是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琅嬛偶拾》。起先书名叫《琅嬛梦拾》，发稿以后，辛笛先生说还是叫“偶拾”，平实一些。

    后来，我到了上海书店。我报到的第一天正赶上上海书店在外滩的仓库要搬迁，大批的旧样书要处理，我当天下午就跟着同事一起去仓库看，买了一套影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其中就有辛笛先生的《手掌集》。有次，我跟圣思老师怎么就说起，巴金、柯灵等上海的老一辈作家都出了文集，而作为上海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辛笛先生的作品只是零散出版，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读者很难完整地读到其诗歌和随笔散文作品。王老师因此推荐了青年诗人缪克构一起来策划此事。

    今年初，克构兄约我跟圣思老师商量这件事，因为今年是辛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这时候已经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这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编选辛笛先生的作品并推出五卷本《辛笛集》，不仅是在辛笛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作为一家上海的出版社，向辛笛先生所表达的尊敬和纪念之情，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对辛笛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做一次梳理与回望。辛笛先生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其作品体现了“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文学观念。而这些观念，在现实主义文学昌盛的浪潮里，并不像今天我们以为的那么合乎潮流。

    其实，无论是诗，还是人，辛笛先生一直是边缘的。邵燕祥先生2003年在辛笛新诗创作七十年写过一首诗《在边缘》：

    有人为流向边缘叹惋
    你一生从来爱边缘

    你栖息在边缘
    你行走在边缘

    高高的文坛是中心
    你小小的书斋在边缘

    卡夫卡才在“孤独圆里的孤独中心”
    你独坐闹市 却厕身孤独之边缘

    邵燕祥还说，“传统墨守者在中心，你一身现代。新潮弄潮者在中心，你满篇古典。”辛笛先生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使他的新诗凝练清新，典雅隽永。他的现代诗往往具有旧体诗的含蓄曲折，而旧体诗也吸收了新诗的长处而显得通晓明快。所以，邵燕祥又说：

    辛笛先生尽管有各种社会身份，而他的一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作为诗人的存在。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像辛笛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惟有这样的文化素养能成就这样的诗人，而在今后，并不是照方抓药就能够培养出王辛笛式的诗人来。

    五卷本《辛笛集》对辛笛先生的新诗、旧体诗、散文、随笔、书评等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完整展现他的文学成就。卷一《手掌集》收录其新诗近九十首，卷二《手掌二集》收录其现代诗一百余首，卷三《听水吟集》收录其旧体诗及汉俳共二百多首，卷四《夜读书记》收录其散文书评共四十篇，卷五《长长短短集》收录其散文随笔近四十篇，包括了《琅嬛偶拾》在内。《辛笛集》共收录了辛笛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新旧体诗歌，以及读书笔记、散文等作品，总计近五百首（篇），其中还收录了几十首新发现的诗歌作品以及多篇散文，其中他少年时代的散文诗作品和晚年创作的俳句、和歌是首次出版。

传灯

    要研究“当代上海文学的发展”，当然包括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两个方面，譬如刚刚五十五周年庆的《收获》杂志，研究其在上海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没有出版的写作就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所以，“上海文学”自然也应包含在上海写作和出版的文学作品，我想，百余卷本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就体现了“上海文学”的开放与包容。但从今天来看，上海文学的开放与包容，是建立在上海作家共同创造的文学成就上的。上海的文学，首先是当代上海作家的文学，也就是巴金、施蛰存、柯灵、王西彦和王辛笛先生的上海文学。辛笛先生与上海有着长达六十余年的不解因缘。自一九三九年回国定居上海后，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写作，直至二零零四年去世。早在留学期间他就常将诗作寄到上海的《新诗》、《大公报》等发表，回国后其作品更是集中地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诗创造》等报刊上。正是从这点出发，我想，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责任出王辛笛作品集。二零一四年是王西彦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们马上也要出版《王西彦全集》。这些作家是上海文学的主心骨，因为有他们在，上海文学的这盏灯就永远是亮堂的。

    出版工作就是传灯，让后来人能够读到他们的作品。其实，辛笛先生与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参与编办诗刊，还经常借助于供职的银行，以贷款的形式为文化出版事业提供资助与支持，如支持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郑振铎、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杂志，臧克家、曹辛之的《诗创造》杂志，以及平明出版社、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及开明书店等。上海文学的兴盛，也正是与辛笛先生，包括邵洵美等人对文学出版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顺便广告一句，上海书店出版社这两年，也几乎出齐了邵洵美的全部作品。

    辛笛先生的诗，是“人的文学”，所以始终有人读。用今天话说，就是有很多铁杆粉丝。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们把《辛笛集》做成小开本，便于读者在地铁上，在沙发上，在餐桌前，甚至在马路边，都可以随手拿来就读。

    夜是如此的长啊！
    雨点不断地打到窗下的芭蕉瑟瑟作响，
    吹得孤灯的火焰摇荡，
    使独坐无聊的我感觉出格外凄凉，
    更逗起了心中不可说的惆怅。

    钱谷融先生是文学理论家，也是诗人，他从辛笛先生这首早年小诗《雨夜》中体会出始终贯穿于其创作中的那种童真的气息、那种对于自我生命的细腻体察与回味。辛笛先生的诗可以在年轻的、年老的，专业的、业余的等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读者中引起共鸣。今年年初，我看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香港信报的创始人林骆友梅女士写了一篇长文《犹有诗怀忆旧时——知心读者写偶像诗人王辛笛》，回忆她青少年时代辛笛先生的诗对她的影响。年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抄过诗，诗对年轻人的影响最直接。那是还没有传真与复印机的“存真岁月”，“分不清诗境与梦境的少年人”在《学生周报》上读到《手掌集》里的《杜鹃花和鸟》《生涯》，可跑遍了书店和图书馆，就是找不到这“年年四月，勃朗宁怀乡的四月”，辗转听说有人抄了三四十首辛笛的诗，于是，“一天放学后，跑到老远才拿到抄稿，捧回家，埋头一行又一行地抄，不知天之既白”。

    多少年后，辛笛先生得知当年还有这样一位“知心读者”后，特地抄了自己的诗，本来想去香港的时候送给林太太，后来因为忘记带等各种原因没送成。辛笛先生手迹在今年上海图书馆名家手迹展上展出，林太太得知后请图书馆复制了一份给她。等回去我也寄一套《辛笛集》给她，她一定会很高兴。

题外

    圣思老师在《重读外公徐森玉老先生的家信》里说，辛笛先生晚年对老丈人夸女儿“披沙拣金有年，得一王馨迪自非寻常之盲从者可比”甚为得意，但毕竟还是徐文绮先生“披沙有年”，所以，辛笛先生对圣思老师说过，当初追你妈妈的人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算清楚有多少。我记得有篇文章，颇为徐文绮先生抱不平，精通中、英、日、俄等国文字，退休前只是上海广播学校的普通俄语老师，以她的才华与能力，这位当年的学校排球女将，也完全应该是今天文坛的主力。

    前几天，很晚了，中央六套的电影频道正好在放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我一想，这部将近百万字的巨著，不就是徐文绮先生与杜南星先生合译的吗。此书出版时，徐先生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如果徐先生自己也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那么她今天的文名会更加了不得。可是徐先生真是比辛笛先生更自觉地栖息在边缘行走在边缘，但是，她在“友人的簇拥里，在家的中心”。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博取世俗的名声呢，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不是更好吗。其实，我所认识的辛笛先生、圣思老师，都是远离功名的散淡之人。

    远离功名，不是远离社会。在边缘的诗人，或许更能洞察社会的症结，他看见“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风景》一九四八）。由此，我们做出版好像也是这个道理，赶时髦做出来的其实有不少是速朽的畅销书，作为一个编辑，能够沉下心来，做一些真正触及社会深处、能够留存下来的书，不是更好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再出《辛笛集》的意义了吧。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