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集创业资金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为帮助湖南青年赴欧洲留学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了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按照读者口味引进报刊

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在报纸上做广告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 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 《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事，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 〈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 〈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可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马祥林

原文标题：毛泽东如何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