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大型出版商为规避风险，在培养新作者方面非常保守，因而很多新人都通过小型独立出版商推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鉴于此，有人说独立出版商已成为大型出版商培育新人的试验田，然而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011年，本•勒纳的《告别阿托查火车站》面世，赢得了众多奖项，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比历史上那些令人瞩目的伟大作品，如《真相大白》《防守的艺术》《白牙》。只是在一点上与它们有所不同，那就是此书是由一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鲜为人知的艺术公司出版，这家公司名叫咖啡屋出版社。那些大型出版商怎么会错过这样一部好作品呢？

有迹象显示，美国六大出版商——阿谢特、麦克米兰、企鹅、哈珀·柯林斯、兰登书屋和西蒙舒斯特——已经开始远离新人小说领域。比方说，希拉•海蒂在加拿大发布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将一本长篇小说的版权交给了McSweeney，第二部小说卖给麦克米兰时遇到了麻烦，随后又通过霍尔特出版公司高调出版《如何做人》。有消息称，作家陶林联系著名文学经纪人比尔•克莱格，将他的第三部小说《台北》销售给兰登书屋旗下维塔奇出版社。

出版商会将独立出版社作为新作家的试验田吗？

“六大出版商倾向于规避风险，”文学杂志《铁皮房子》主编罗布•斯皮尔曼提到，该杂志旗下也有一个小型的图书出版部门。“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出版集团有大量日常开支，包括维持曼哈顿庞大的办公室和仓库，另外还需要雇佣大量销售人员。“独立出版商开销很小，运行机制灵活，很少有委员会等机构，”斯皮尔曼说道，“当我们销售到2000本左右时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出版商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斯皮尔曼也指出，独立出版商有限的预算，导致其无法与六大出版商竞争。“正因如此，独立出版商才不得不四处寻找新鲜有趣的内容。”他说。

《巴黎评论》主编洛林•斯特恩，以前也是法勒、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的编辑，他认为，大型出版社一直将独立出版商作为新人试验田，这种传统值得复兴。“指望作品一鸣惊人的心态对读者不好，对出版商也不好，对艺术本身更是一种伤害，”他说，“尤其当大型出版商为新人作家投入大量资金而最终销售不理想时，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但达尔基档案出版社的编辑主任约翰•奥布莱恩指出，那些所谓的小型出版商已经不再是小的了。他承认，多年来小出版商一直被视作小联盟，他们发现和培养的优秀作者随后都被大型出版集团挖走，以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为例，他的首部回忆录由太阳出版社出版。但奥布莱恩不喜欢这种描述，“我一直觉得这种模式很不好，”他说，“尤其小型出版商自己都将之当作一条成规。”

小说家陶林同样反对试验田的比喻。他说，大型出版商并没有对小型出版商在培养新作者方面的工作予以重视。作家及其经纪人依然在向六大出版商靠拢。“他们没有必要再去花精力寻找作者，相反，他们面临的是如何选择作者的问题。”

奥布莱恩认为，大联盟与小联盟的区分已经过时。最近几年，出版业出现了巨大变化，许多知名作者都是被小出版商捧红。如果有所谓的试验田的话，那也是大型商业出版商。“许多作者认为小型出版商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作品，尽全力推广它们，”他指出，达尔基不管销量如何，都一直采用纸质版发布小说作品。

代理商克里斯•帕里同意奥布莱恩的看法。他将那些偶尔被大型出版商眷顾的作者称为“中流”作家。

诗歌、小说作家兼评论家阿尼斯•谢文尼表示，在六大出版商与独立出版商之间很少存在交叉。“小型出版商与创意写作联系在一起，”谢文尼说，“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成果回报并不会被大型出版商所抢夺。”

对于像出版这样的寡头垄断型行业，放弃市场份额是糟糕的商业战略。克里斯坦森教授《创新者的困境》已经说明，放弃盈利较小的领域（比如文学小说）对企业长期发展会产生巨大的伤害：看似无利可图的市场最终将吞噬整个市场空间。对于新作家来说，首次发表作品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高昂的先期投入会造成巨大的阻碍。据报道，一位名叫海蒂•朱拉维茨的作家曾为她首部小说花费了50万美元，她说，“好的方面是我出名了，终于可以不做服务生工作了；不好的方面则是我本希望自己通过创作小说而出名，结果却是因为预付款而出名。”然而，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推动创新，六大出版商可以从硅谷那里学不少经验，以分享未来利润的方式作为培养新作家的交换。对作者职业生涯进行投资有助于出版商直接进入到最高阶段。

最后，出版商的规模对于发现新作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布雷克•巴特勒在六大和其他小型出版公司都工作过。“对营销的重视程度与能见度远比公司的性质重要，如果你真正深入了解，就会理解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巴特勒说。他很看重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能帮助提升他的创造力，“剩下的东西都可以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