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华东师大历史系编了一册王养冲先生百岁华诞献寿文粹《下笔须论二百年》，封面和扉页都使用了这张照片。熟悉的同学朋友说，照片将王先生的学者风范和刚柔相济的个性展露无余。

王养冲先生是法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们80级开过完整的专业课，大概在老师们轮流执讲的史学理论，讲过两节，印象不深。1984年大学毕业，我考上郭圣铭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西方史学史。读研期间，王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史。于是有机会登堂聆教，较多地接触了先生。

王先生有谦谦君子之风，讲课音调平稳。他讲课是那种平实质朴的方式——轻易不离开讲稿，静心听下来，内容却是特别的充实；略显平淡的授课，有时会因他的一番感慨，几句评论而起微澜，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如谈到文革中，他被迫将家里收藏的大量西文书当废纸卖掉，很是心痛，指着我们手里的笔记本说：那些书拿去化了浆，大概都成了你们手里的笔记本也难说。对此，和声学兄的记忆特别深。当时，研究生还有一点特权，可以进入外文书库翻看图书，华东师大外文旧书多半来自创办于前清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民国时期的一些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馆藏丰富。和声兄多次提到，在书库翻阅西文书时，发现许多图书后面插着的借书卡上，几乎都有王先生的签名，有些专业性强、从来读者寥寥的书后则只有他的签名。这故事可作王先生这番感慨的注脚。

在我看来，先生课堂上随意评点，有感而发的议论是他心灵的一扇窗，由此我们多少可窥见王先生内心世界的一角。记得有一回在介绍一位思想家时，谈到他著作颇丰。王先生忽然话锋一转：他著作等身，而我连等鞋也等不了。

讲这话是在1985年。从《献寿文粹》后附的王先生的著译目录看，先生的成果， 在这个时候还基本上是论文、讲义、译稿、译件、讲座教材、以翻译组名义出版的译书、未印行论著等等，尚无一部专著正式出版。

对早岁意气风发，中年备受磨难，古稀之年才学术喷发的王先生来说，不难掂量出这句话的悲凉。

王先生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户贫困人家。读完初小因家境艰难，过了两年才得以升入高小，毕业后还是被迫辍学。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刻苦，据说，跟翻译大家傅雷是同学，班上考试，常常是他第一，傅雷第二（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傅雷家书》流行，这个故事在同学中流传）。成绩出众，特别是国文基础扎实，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十五岁起到小学任教贴补家用。在“五四”精神影响下，开始撰文针砭时弊，颇得关注，21岁被推荐为胡汉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私人秘书。可谓少年得志。

1936年，胡汉民病逝。王先生为躲避迫害，赴巴黎求学，1941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旅居巴黎十年，博览群书，通晓了法语、德语，并能熟练运用英语等多种欧洲语言，在西方哲学、历史等领域涉猎颇深。抗战胜利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1957年的“反右”逃过一劫，1958年的“反右补课”仍没能幸免。著述不能出版，书稿被退，稿约被废。文革中，讲稿丢失，指派翻译工作无权署名。《拿破仑书信文件集》是仅剩的私货，在“文革”后署名出版。1979年平反，虽时年已过70，长期被压抑的研究写作热情终于迸发，有分量的论文接二连三发表：1979年的《拿破仑研究的演进》，《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1982年的《论法国大革命编簒学中的进步传统》；1984年《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等等。但专著的出版还要十多年之后。1996年，他解放初曾讲授过，三十多年后重执教鞭又再次讲授的讲授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方正式出版。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史》2006年问世。

王先生胸怀大志，却因前四十年国破家危，时局动荡而漂流异国；又三十年折腾不断，才华不得施展。淡淡的一句“著作不能等鞋”，倾泻的是先生心中强烈的苦楚和伤感。

毕业后，一直想拜访王先生，总未能如愿。2005年，通过王先生的哲嗣令愉兄安排，看望了先生。那天，令愉兄把我让进客厅后，没敢贸然打扰，我们坐着聊天。先生知道我到了，柱着拐杖从内屋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提出拍照，先生按我的指引从容入座，两眼望着镜头。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各年代的照片，任胡汉民私人秘书，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以及89岁留下的标准照，这目光、这眼神一以贯之，坚韧、自信、沉着。

是为记。